过去一周，喜不喜欢《爱乐之城》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友尽”的话题，如同埋伏在线上线下朋友圈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已经很久没有一部电影引发这样两极的评价了，正如已经很久没有一部电影获得14项奥斯卡提名，上一次还是20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有趣的是，与在美国本土大打怀旧牌的宣传策略不同，影片在中国上映时打出了“二十年后，再一次用爱情感动全世界”的宣传语。对于对爵士乐和歌舞片缺乏了解的中国观众而言，对前任的不舍和爱情与梦想之间的两难，似乎更能引起共鸣，无数人在结尾的“另一种可能”中泪眼婆娑。然而刨除自我代入的成分，《爱乐之城》中的爱情和梦想真的动人吗？或者说，这个转折生硬、缺乏铺陈、流于表面的故事，是否恰好迎合了观众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习惯，而当这个快餐被电影制作技术包装得足够精致，一部“神作”就此应运而生？

情人节这天，既有爱情的甜蜜，也有死亡的惊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长期流亡海外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刺身亡，这一全球化时代里的前现代悲剧震惊了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上演过无数次为争夺王位而手足相残的血腥戏码，而在君主制已经几乎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铁幕之后的朝鲜，又为全世界的看客贡献了围观“宫斗戏”的机会。金正男上一次大规模出现在媒体上是在2012年，那年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世，弟弟金正恩正式“继位”，也正是在那一年，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五味洋治对他的采访实录集结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五年后他的死，再次成为媒体焦点，或许这位流亡“王子”是这个秘密国家最秘密的家族中唯一能够被外界窥探到的一点光亮，因而承载了我们对那片神秘土地上的人和事的全部关切和好奇。

电影《爱乐之城》口碑两极化：

是不世出的神作，还是没营养的赝品？

自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以来，电影《爱乐之城》已在全球斩获百余个电影奖项，在奥斯卡风向标之一的金球奖上，它包揽了最佳影片（音乐、喜剧类）、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原创音乐等七项大奖，在本月初公布的奥斯卡提名名单中，它以14项提名追平《泰坦尼克号》，成为最大热门。这部悦耳又养眼的爱情片，为连续经历了几个“小年”的奥斯卡，和遭受了特朗普当选沉重打击的好莱坞，打了一针安慰剂，也是强心针。

这部在美国被誉为“神作”的电影，于情人节前夕登陆国内院线，也收获了不俗的口碑，观众津津乐道于其中的歌舞片段、长镜头调度和“影迷梗”，豆瓣评分稳定在8.5。然而也有人质疑：《爱乐之城》真的配得上人们给予它的赞誉吗？它成为好莱坞颁奖季的最大赢家，究竟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还是题材加持？一个技术完美纯熟，但内容空洞生硬的电影，究竟能否称得上是一部好电影？

电影媒体人吴泽源在《你们看到的〈爱乐之城〉可能是个假神作？——平庸年代的情感赝品》一文中对这部电影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在他看来，导演达米安·沙泽勒成功导向型的价值观和刻板的美学风格从他的成名作《爆裂鼓手》一直延续到《爱乐之城》，而影片对艺术本质的曲解，对观众的廉价操控，以及对渐趋虚无的后现代文化逻辑的刻意迎合，不仅是导演个人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的集体症候。

首先，《爱乐之城》的故事围绕“追梦”展开，“追梦”本身没有问题，然而编剧兼导演沙泽勒却似乎忘记了为故事环境提供可呼吸的空气，为两位主角赋予人的味道，他们各自的生活和两人之间的互动都单调至极，除了电影和爵士，他们对任何其他事物都不感兴趣，甚至缺乏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

其次，在沙泽勒此前两部与爵士乐相关的作品（《夺命钢琴》和《爆裂鼓手》）中，他一直笃信“单错一个音，就会出人命”的戒律，在《爱乐之城》中导演也借塞巴斯蒂安之口重申了这一观念，然而这种演奏思维其实违背了爵士乐的即兴本质，可以说，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演奏家，是无法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生命体认融入音乐之中的。而对目的的过度执迷，忽略掉了艺术创作的初衷和快乐，也是导演本人在美学风格上的最大问题，在令人炫目的长镜头和歌舞片段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洋洋自得的炫技，感受不到舞者的快乐和他们肢体动作的水到渠成。当创作目的被等同于创作手段时，炫目的电影技巧也就滑向了虚无。

由于《爱乐之城》的励志爱情故事既不新颖，也不丰满，于是只有向情怀求助，通过致敬经典来填补影片在情感层面的薄弱。然而这种只有能指、没有所指的“掉书袋”式的引用，或者说对情怀的快餐式消费，终归只能炮制情感赝品。《爱乐之城》的成功，或许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电影的期待和要求的不同，电影在文化意义上举足轻重的时代，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

豆瓣网友Krejerk在《〈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里的爵士乐可能是假爵士乐》一文中指出，电影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嫁接在真实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社会问题之上，因此它的现实性必须经得起考验，而导演沙泽勒两部关于爵士乐的作品《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都充满了对爵士乐本身和音乐行业的曲解。

爵士乐的兴起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唱片工业的低成本环境，二是二战之后美国城市中逐渐确立的黑人社区；前者得以使音乐跨越阶级，后者则让音乐能够在家族和社区之中传承发展。而随着社区的逐步瓦解、新的制作技术的涌现和互联网的冲击，爵士乐逐渐从一个“系统”变成了一个“插件”，作为一种高级的音乐元素，大量穿插在其他音乐风格里。

在《爆裂鼓手》中，导演将爵士乐生生玩成了竞技体育，偏执地追求速度和强度，还要在一个市场日渐萎缩的音乐流派里，上演互相利用又互相毁灭的师生斗法，让很多真正的爵士乐迷觉得难以信服。而在《爱乐之城》中，导演对融合（Fusion）的排斥和对融合爵士乐的庸俗化呈现都反映了他对爵士乐的狭隘认知，也否定了爵士乐在当代重要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爵士乐是植根于黑人社区和黑人文化之中的，而两部电影中的爵士乐手都是白人，导演的白人中心主义视角也是这两部影片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金正男生前谜团：

是放荡公子哥，还是开明改革者？

2月14日，前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的长子、现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异母胞兄、长期流亡海外的金正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刺身亡。事件的最新进展是，马来西亚警方已经逮捕了四名嫌犯，包括两名涉嫌以毒剂攻击金正男并致死的女子和其中一名女子的男友，最新落网的嫌犯则是一名47岁持朝鲜护照的男子，他有可能是策划暗杀金正男行动的主谋。

在朝鲜神秘的第一家庭中，金正男是媒体曝光度最高的一位。据“大象公会”考据，他出生于1971年，是金正日与女演员成蕙琳的私生子，由于母亲很快失宠，他从小由姨妈程蕙兰抚养，四岁之前，祖父金日成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后来他出国留学，也是由姨妈陪同。十九岁他学成归国，沾染了流连夜店、飙车斗狠的习气，身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让父亲警惕，而生母全家的接连叛逃也成为了他沉重的政治负资产；他频繁微服出访，光顾风月场所，最终导致在接班人争夺中的出局；2001年，他携全家持假护照试图入境日本被遣返，被父亲金正日视为朝鲜的耻辱，之后他干脆自我放逐，长期流亡海外，最后一次回到朝鲜，是2012年金正日去世时。

2012年1月，一本名为《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的书在日本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在10天内四次加印，总发行量为15万册，成为年度第一大畅销书。书的作者是日本《东京新闻》记者、资深朝鲜问题专家五味洋治，他曾在澳门和北京三次当面采访金正男，并保持了长达8年、累计150封以上的邮件通信，作者不仅得以最大限度地深入金正男的内心世界，在试图解开围绕这位长期羁旅海外的“王子”的诸多谜团的同时，也尝试还原朝鲜这一铁幕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政治游戏规则和民众生活实态。作家刘柠作为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在书评中讲述了这位漂流王子的身世沉浮。

对于父亲金正日，金正男的感情很复杂，混杂了尊敬、失望和恐惧。幼时的他颇受父亲宠溺，被当做接班人爱护和栽培，赴瑞士留学后，两个弟弟相继出生，父亲的感情开始向他们倾斜，而当他归国时，已经完全长成“资本主义青年”，父亲对他开始有所警惕。对于自己的“失宠”，金正男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来就是时好时坏，随人生境遇而起伏，然而父爱却从未改变；对于父亲“在一些事情上未能很好地转圜”，他感到非常遗憾。

金正男口中的“一些事情”主要是指两方面：一是接班人制度问题，二是改革开放的问题。金正男自幼在海外留学，是北朝鲜少数的开明派，也敢于向其父大胆谏言。他认为，三代世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之所以要世袭，是为了保证国家内部的安全和权力的平稳交接，因此他也承认“世袭制”在北朝鲜的现实合理性。在经济制度的问题上，金正男反对北朝鲜闭关锁国的态度，对自由经济有强烈的向往和执着的信念，他认为，“北朝鲜若想生存下去，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边学习中国，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然而，金正男关于改革开放的构想却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扩大事件”，受到整肃，他本人也被迫离开经济部门，被任命为国安部副部长。

而对于朝鲜今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可能性，金正男也持悲观态度：”我觉得这已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改革，经济的破产就在眼前；改革的话，又会招致体制崩溃的危机，在进退维谷之间，时间就过去了。”言下之意，朝鲜改革开放的时机已经过去。

对于暗杀金正男的幕后主使，外界有种种猜测，美俄朝韩似乎都有动机。媒体人连清川则认为，金正男的被刺，只是金家宫廷斗争的尾声，代表着金正恩在夺嫡成功之后对王兄的肉体消灭，并不会对国际局势产生什么影响。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已经彻底成为孤悬世界之外、彻底封闭的“怪胎”。仓促接班、缺乏政治训练的他在上台伊始就面临着来自张泽成等顾命大臣的威胁，因此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主要的任务就是铲除老臣、扶植少壮派势力。然而少状派普遍缺乏外交经验，使得被外界围困与打压的恐惧，死死地攫住了朝鲜统治集团的心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收缩，牢牢掌握住国家的权力，这也是刺杀金正男的动机。

至于金正男在采访中多次谈到的拥护改革开放的主张，连清川认为，如果金正男成为接班人，实行改革开放的可能性并不大，朝鲜的政治格局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世袭王朝首要的关切永远是如何巩固自身统治，而且从金正男的诸多“事迹”看来，他也并不是一个锐意改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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