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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乡巴佬的挽歌》:穷人该对自己的贫穷负全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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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乡巴佬的挽歌》:穷人该对自己的贫穷负全责吗?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一本书——J. D. Vance的《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和一个人——美国小说家安·兰德。

一间写着“Trump!”标语的废弃房屋。

去年6月问世的《乡巴佬的挽歌》可以称得上是一本美国的返乡笔记。作者J. D. Vance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出身中部“锈带”的底层白人家庭,凭自己的奋斗考上耶鲁大学,现在是硅谷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管,他在书中描写的正是家乡亲人的真实生活。与中国的返乡笔记不同,对于亲人的困顿挣扎,Vance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情和悲悯,相反,他认为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贫穷和不幸负责。在他看来,在底层白人中间,弥漫着一种他称之为“习得的不可救药”(learned helplessness)的文化,正是这种自暴自弃,才令他们堕入如今悲惨的境地。然而,这种“习得的不可救药”,又何曾不是弱势者面对森严的阶级壁垒和封闭的上升阶梯而做出的无奈回应呢?

安·兰德的身份有很多,她是名叫阿丽莎·济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Alisa Zinov’yevna Rosenbaum)的俄裔犹太人,是好莱坞的剧作家和演员弗兰克·奥康纳的妻子,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是畅销书作家,是开山立派的“民哲”,是一个个人崇拜性质的小团体的教母,还是乔姆斯基口中“20世纪最邪恶的人”。她最近最受人关注的身份,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最喜爱的作家。而与她个人的传奇经历相比,她的作品和思想更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在里根主义盛行的80年代,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右翼普遍抬头的今年——兰德的名字一再被人们提起,她到底是谁?她又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遗产?

美国底层白人的命运: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

一些书可以独立成章,而对另一些书的评价则完全无法离开时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就是后一种书。这本书于2016年6月问世,彼时特朗普在大选中风头正盛,该书不仅两度登顶《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版,还成为一众名人、政客和专栏作家争相推荐的“年度好书”。本书作者、33岁的J. D. Vance也因此声名大噪,频繁出现在各种访谈和电视节目中,被媒体誉为“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者”(Trump-plainer)、特朗普支持者的代言人,俨然已成为共和党的政治新星。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否真的能够解释美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危机?

《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 作者:J. D. Vance

社会学者陈婉容在“端传媒”发表题为《精英傲慢无分党派》的书评文章称,“Hillbilly”是一个美国俚语,意思是“乡下人”、“乡巴佬”,与“红脖子”(redneck)、“垃圾白人”(white trash)共同泛指美国的底层白人。这些底层白人的典型形象是穷、教育程度低、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们大多厌恶工作、酗酒吸毒打老婆、家门口挂着一面邦联旗(美国内战时代表蓄奴州的旗帜)。

《乡巴佬的挽歌》作者Vance就出自这样一个底层白人家庭。他生于俄亥俄州的小镇Middletown——一个正在衰落的钢铁城,这里的主要人口是战后从阿帕拉契亚山区进城、在钢铁基地工作的白人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后代。同时,他还是苏格兰-爱尔兰(Scots-Irish)后裔,曾经,他的祖先们在美洲大陆受到的待遇跟黑人无二,现在他们虽然获得了“白人”的种族标签,但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却仍世代相传。“锈带”上的白人产业工人加上苏格兰-爱尔兰族裔,这几乎就是最典型的特朗普支持者。

与家乡的亲人不同,Vance本人的人生则是典型的“美国梦”故事。他加入海军,参加伊拉克战争,后来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又进入耶鲁法学院深造,现在是硅谷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管。来自社会底层又通过个人奋斗突破了阶级藩篱的故事,让他在本书中的立场显得尤为耐人寻味。陈婉容认为,他是一个过河拆桥的投机主义者,一边将“垃圾白人”包装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一边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力证,“垃圾白人”糟糕的生存境况不过是他们自暴自弃的结果,从而将一个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问题,将贫穷归因于一种文化:正是他们的懒惰、虚荣、短视、固执、暴虐、过度消费等“不理性行为”,才让他们落入无法拯救的悲惨境地。

Vance家乡俄亥俄州小镇Middletown

而《乡巴佬的挽歌》一书在美国取得的跨党派的成功,则揭露了这届美国大选中最可悲的事实:即便是惨败的民主党,也并没有真正打算跟底层对话,或者说,这种对话始终是有限度的。相反,书中的内容可能反而会让精英阶层松了口气:美国的社会危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底层自己的“下流文化”。

《纽约时报》书评人Jennifer Senior指出,《乡巴佬的挽歌》可以分为两部分:他梳理的家族历史和他提出的问题,这两部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乡巴佬亲戚们该不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他给出的答案是,他们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在作者看来,经济上的不安,只是他们问题的一小部分,问题的核心在于“乡巴佬文化”本身,这种文化“不仅不能对抗社会衰退,反而助长了它的势头”。

他对于那些没有工作、吃政府救济的白人的批判尤其尖锐。他在书中回忆道,他在家乡一个杂货店做收银员时,看到那些成功地玩弄了福利制度的邻居们一边聒噪地打着手机,一边排队结账,而他,一个勤勤恳恳打工的穷小子,根本买不起手机。“政治哲学家们用几百万字的著作来解释为什么阿帕拉契亚山区和美国南部在不到十年间从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变成了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因为他们都和我一样,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生活得如此挣扎,而那些吃政府救济的人却能享受到我做梦都想要得到的东西。”

Jennifer Senior指出,将一群人的不幸怪罪到他们自己头上,从来都是很危险的,一个局外人显然不能像Vance一样对他的亲人们讲那样的话。就好像只有奥巴马才能对他的黑人兄弟们说“我们要提起自己的裤子”一样。但不同的是,奥巴马相信贫困——纵然有一定的文化因素——依然主要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而Vance作为一个保守派,则对此持有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

安·兰德的生前身后:极端自由放任主义在今天还有市场吗?

安·兰德(Ayn Rand),俄裔美国人,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她因小说《源泉》成名,在她最广为人知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问世后,开始转向非虚构写作,宣传她自己建立的哲学流派:客观主义。兰德认为,理性是获取知识和拒斥宗教信仰的唯一途径,她主张理性而道德的利己主义,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对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和无政府主义。文学评论界对她的小说和剧作褒贬不一,学术界对她的哲学不予理睬,但她的作品和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自由论者(libertarians,指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与liberals不同)和保守派。众所周知,她也是特朗普最崇拜的作家,甚至整个特朗普内阁都是兰德的超级书迷,而作为美国重商文化的代言人,兰德受到了全球企业家的广泛推崇,近十年来,她在中国也开始悄然升温。

安·兰德(Ayn Rand)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封面故事回顾了安·兰德的生平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1905年2月2日,她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那时候她的名字是阿丽莎·济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Alisa Zinov’yevna Rosenbaum),迫于俄罗斯的反犹运动和十月革命的爆发,罗森鲍姆一家于1917年移居克里米亚。1924年,阿丽莎大学毕业,两年后,她把打字机装进外婆送的箱子,穿上母亲的旧波斯羊皮夹克,离开了俄罗斯,火车驶出站台前,父亲对母亲说,“(阿丽莎)会向世界展示她是谁。”她一生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在美国,她变成了安·兰德。

由于对电影的喜爱,兰德来到了好莱坞,找到了一份写剧本的生计,并在片场结识了临时演员弗兰克·奥康纳,在美国签证到期之前跟他结了婚。她接连创作了电影剧本《红色人质》、舞台剧本《一月十六日夜》和小说《我们活着的人》,她搭上了“苏联热”的顺风车,成为了一个反苏联的演讲者,四处接受采访,讲述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1943年,她的成名作《源泉》出版,小说的主人公、天才建筑师霍华德·洛克代表了兰德理想中的个人主义新世界。评论界的嘲讽并不妨碍小说的畅销,华纳兄弟公司用五万美元买下了小说的电影版权,兰德一夜之间成为了资本家。

1957年,长达800多页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问世,在主人公高尔特最后的演说中,兰德概括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一后来被冠名以“客观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幸福是人生的道德目的,生产成就是最高尚的行为,而理性则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出版社曾建议兰德删减高尔特的演说,兰德则回答说:“你会删减《圣经》吗?”

《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文版(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五六十年代是兰德的黄金时期,在经纪人和追随者的簇拥下,她越来越享受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但在“兰德宗派”的小团体中,争斗和分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还上演过“清理门户”和“精神继承人之争”这样的荒唐戏码。晚年兰德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变得易怒和猜忌,在得罪了所有同道者之后,丈夫弗兰克也于1979年去世,此后,邻居常看见兰德“像一个穷苦的俄罗斯老妇人”一样独自出门散步,1982年,兰德因心脏衰竭去世。

无论是在兰德生前还是身后,她的学说都受到了知识界激烈的批判,她甚至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称为“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但这并不妨碍她在经济精英中间广受追捧。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诞生于左翼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企业家在道德上被边缘化的六十年代,却逆潮流而动,公开为商业和市场经济的正当性辩护。她在华尔街、硅谷和大学商学院中拥有大批信徒,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在回忆录中称她为“完全独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锐,意志坚强,极力坚持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每到经济危机爆发时,她的作品都会重新受到关注和热议。

1993年,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学》被译介到中国,那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刚刚确立不久,很多读者在兰德的作品中“找到了在集体主义时代长期被忽视的个人价值”。新兴的商人群体也试图从兰德的著作中发现追求财富的道德正当性,并建立一种基于个人理性的商业伦理。然而,无论是在今天激进发展、疯狂逐利的中国,还是在极右思想纷纷抬头的全球,兰德主义的“极端利己”都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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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一本书——J. D. Vance的《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和一个人——美国小说家安·兰德。

一间写着“Trump!”标语的废弃房屋。

去年6月问世的《乡巴佬的挽歌》可以称得上是一本美国的返乡笔记。作者J. D. Vance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出身中部“锈带”的底层白人家庭,凭自己的奋斗考上耶鲁大学,现在是硅谷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管,他在书中描写的正是家乡亲人的真实生活。与中国的返乡笔记不同,对于亲人的困顿挣扎,Vance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情和悲悯,相反,他认为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贫穷和不幸负责。在他看来,在底层白人中间,弥漫着一种他称之为“习得的不可救药”(learned helplessness)的文化,正是这种自暴自弃,才令他们堕入如今悲惨的境地。然而,这种“习得的不可救药”,又何曾不是弱势者面对森严的阶级壁垒和封闭的上升阶梯而做出的无奈回应呢?

安·兰德的身份有很多,她是名叫阿丽莎·济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Alisa Zinov’yevna Rosenbaum)的俄裔犹太人,是好莱坞的剧作家和演员弗兰克·奥康纳的妻子,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是畅销书作家,是开山立派的“民哲”,是一个个人崇拜性质的小团体的教母,还是乔姆斯基口中“20世纪最邪恶的人”。她最近最受人关注的身份,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最喜爱的作家。而与她个人的传奇经历相比,她的作品和思想更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在里根主义盛行的80年代,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右翼普遍抬头的今年——兰德的名字一再被人们提起,她到底是谁?她又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遗产?

美国底层白人的命运: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

一些书可以独立成章,而对另一些书的评价则完全无法离开时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就是后一种书。这本书于2016年6月问世,彼时特朗普在大选中风头正盛,该书不仅两度登顶《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版,还成为一众名人、政客和专栏作家争相推荐的“年度好书”。本书作者、33岁的J. D. Vance也因此声名大噪,频繁出现在各种访谈和电视节目中,被媒体誉为“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者”(Trump-plainer)、特朗普支持者的代言人,俨然已成为共和党的政治新星。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否真的能够解释美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危机?

《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 作者:J. D. Vance

社会学者陈婉容在“端传媒”发表题为《精英傲慢无分党派》的书评文章称,“Hillbilly”是一个美国俚语,意思是“乡下人”、“乡巴佬”,与“红脖子”(redneck)、“垃圾白人”(white trash)共同泛指美国的底层白人。这些底层白人的典型形象是穷、教育程度低、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们大多厌恶工作、酗酒吸毒打老婆、家门口挂着一面邦联旗(美国内战时代表蓄奴州的旗帜)。

《乡巴佬的挽歌》作者Vance就出自这样一个底层白人家庭。他生于俄亥俄州的小镇Middletown——一个正在衰落的钢铁城,这里的主要人口是战后从阿帕拉契亚山区进城、在钢铁基地工作的白人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后代。同时,他还是苏格兰-爱尔兰(Scots-Irish)后裔,曾经,他的祖先们在美洲大陆受到的待遇跟黑人无二,现在他们虽然获得了“白人”的种族标签,但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却仍世代相传。“锈带”上的白人产业工人加上苏格兰-爱尔兰族裔,这几乎就是最典型的特朗普支持者。

与家乡的亲人不同,Vance本人的人生则是典型的“美国梦”故事。他加入海军,参加伊拉克战争,后来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又进入耶鲁法学院深造,现在是硅谷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管。来自社会底层又通过个人奋斗突破了阶级藩篱的故事,让他在本书中的立场显得尤为耐人寻味。陈婉容认为,他是一个过河拆桥的投机主义者,一边将“垃圾白人”包装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一边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力证,“垃圾白人”糟糕的生存境况不过是他们自暴自弃的结果,从而将一个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问题,将贫穷归因于一种文化:正是他们的懒惰、虚荣、短视、固执、暴虐、过度消费等“不理性行为”,才让他们落入无法拯救的悲惨境地。

Vance家乡俄亥俄州小镇Middletown

而《乡巴佬的挽歌》一书在美国取得的跨党派的成功,则揭露了这届美国大选中最可悲的事实:即便是惨败的民主党,也并没有真正打算跟底层对话,或者说,这种对话始终是有限度的。相反,书中的内容可能反而会让精英阶层松了口气:美国的社会危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底层自己的“下流文化”。

《纽约时报》书评人Jennifer Senior指出,《乡巴佬的挽歌》可以分为两部分:他梳理的家族历史和他提出的问题,这两部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乡巴佬亲戚们该不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他给出的答案是,他们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在作者看来,经济上的不安,只是他们问题的一小部分,问题的核心在于“乡巴佬文化”本身,这种文化“不仅不能对抗社会衰退,反而助长了它的势头”。

他对于那些没有工作、吃政府救济的白人的批判尤其尖锐。他在书中回忆道,他在家乡一个杂货店做收银员时,看到那些成功地玩弄了福利制度的邻居们一边聒噪地打着手机,一边排队结账,而他,一个勤勤恳恳打工的穷小子,根本买不起手机。“政治哲学家们用几百万字的著作来解释为什么阿帕拉契亚山区和美国南部在不到十年间从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变成了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因为他们都和我一样,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生活得如此挣扎,而那些吃政府救济的人却能享受到我做梦都想要得到的东西。”

Jennifer Senior指出,将一群人的不幸怪罪到他们自己头上,从来都是很危险的,一个局外人显然不能像Vance一样对他的亲人们讲那样的话。就好像只有奥巴马才能对他的黑人兄弟们说“我们要提起自己的裤子”一样。但不同的是,奥巴马相信贫困——纵然有一定的文化因素——依然主要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而Vance作为一个保守派,则对此持有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

安·兰德的生前身后:极端自由放任主义在今天还有市场吗?

安·兰德(Ayn Rand),俄裔美国人,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她因小说《源泉》成名,在她最广为人知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问世后,开始转向非虚构写作,宣传她自己建立的哲学流派:客观主义。兰德认为,理性是获取知识和拒斥宗教信仰的唯一途径,她主张理性而道德的利己主义,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对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和无政府主义。文学评论界对她的小说和剧作褒贬不一,学术界对她的哲学不予理睬,但她的作品和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自由论者(libertarians,指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与liberals不同)和保守派。众所周知,她也是特朗普最崇拜的作家,甚至整个特朗普内阁都是兰德的超级书迷,而作为美国重商文化的代言人,兰德受到了全球企业家的广泛推崇,近十年来,她在中国也开始悄然升温。

安·兰德(Ayn Rand)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封面故事回顾了安·兰德的生平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1905年2月2日,她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那时候她的名字是阿丽莎·济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Alisa Zinov’yevna Rosenbaum),迫于俄罗斯的反犹运动和十月革命的爆发,罗森鲍姆一家于1917年移居克里米亚。1924年,阿丽莎大学毕业,两年后,她把打字机装进外婆送的箱子,穿上母亲的旧波斯羊皮夹克,离开了俄罗斯,火车驶出站台前,父亲对母亲说,“(阿丽莎)会向世界展示她是谁。”她一生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在美国,她变成了安·兰德。

由于对电影的喜爱,兰德来到了好莱坞,找到了一份写剧本的生计,并在片场结识了临时演员弗兰克·奥康纳,在美国签证到期之前跟他结了婚。她接连创作了电影剧本《红色人质》、舞台剧本《一月十六日夜》和小说《我们活着的人》,她搭上了“苏联热”的顺风车,成为了一个反苏联的演讲者,四处接受采访,讲述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1943年,她的成名作《源泉》出版,小说的主人公、天才建筑师霍华德·洛克代表了兰德理想中的个人主义新世界。评论界的嘲讽并不妨碍小说的畅销,华纳兄弟公司用五万美元买下了小说的电影版权,兰德一夜之间成为了资本家。

1957年,长达800多页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问世,在主人公高尔特最后的演说中,兰德概括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一后来被冠名以“客观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幸福是人生的道德目的,生产成就是最高尚的行为,而理性则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出版社曾建议兰德删减高尔特的演说,兰德则回答说:“你会删减《圣经》吗?”

《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文版(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五六十年代是兰德的黄金时期,在经纪人和追随者的簇拥下,她越来越享受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但在“兰德宗派”的小团体中,争斗和分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还上演过“清理门户”和“精神继承人之争”这样的荒唐戏码。晚年兰德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变得易怒和猜忌,在得罪了所有同道者之后,丈夫弗兰克也于1979年去世,此后,邻居常看见兰德“像一个穷苦的俄罗斯老妇人”一样独自出门散步,1982年,兰德因心脏衰竭去世。

无论是在兰德生前还是身后,她的学说都受到了知识界激烈的批判,她甚至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称为“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但这并不妨碍她在经济精英中间广受追捧。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诞生于左翼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企业家在道德上被边缘化的六十年代,却逆潮流而动,公开为商业和市场经济的正当性辩护。她在华尔街、硅谷和大学商学院中拥有大批信徒,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在回忆录中称她为“完全独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锐,意志坚强,极力坚持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每到经济危机爆发时,她的作品都会重新受到关注和热议。

1993年,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学》被译介到中国,那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刚刚确立不久,很多读者在兰德的作品中“找到了在集体主义时代长期被忽视的个人价值”。新兴的商人群体也试图从兰德的著作中发现追求财富的道德正当性,并建立一种基于个人理性的商业伦理。然而,无论是在今天激进发展、疯狂逐利的中国,还是在极右思想纷纷抬头的全球,兰德主义的“极端利己”都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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