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清华北大与学区房: 第二代中产能否实现阶级保值?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买不起学区房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和公开立遗嘱要求“尊严死”的作家琼瑶。

“逃离北上广”似乎已经成为了周期性的头条,每隔一段时间就被人们重新提起,这一次,逃离的理由是学区房。社交网络上清华北大毕业的年轻父母买不起学区房的段子,指向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一方面,教育已经不再是获取财富和提升阶级的有效途径;而另一方面,下一代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一代的经济投入,人生从起跑线上就是一场拼爹的游戏。新兴的中产在这一无解的闭环中进退两难,自己的中产身份还来不及巩固,又要为下一代的阶级保值忧虑。

继起诉于正抄袭的官司之后,79岁的琼瑶因为一封遗嘱重回舆论焦点,顺带向大众科普了“尊严死”的理念。“尊严死”不同于“安乐死”:安乐死是临终时医生通过用药协助死亡的过程,而目前公益人士倡导的“尊严死”,则是病人可以自己选择抢救或者不抢救。琼瑶的遗嘱可以看做是全面占领主流的中产价值观在生死问题上的体现,与传统文化中对长寿、孝道和丧礼的重视不同,他们追求生存质量,厌恶衰老,认为抢救徒增痛苦,信仰无神论,主张丧事环保从简。

高学历父母买不起学区房:第二代中产能否实现阶级保值?

过去一周,腾讯网总编辑李方的一篇《最近有点为北京感到难过》在朋友圈持续刷屏,引发了许多北漂的共鸣。李方在文中指出,最近陆续有几个同事向他提出转岗,理由都是北京生活压力太大,希望回家乡发展。他接着回忆了十几年前的北京,非常包容和友好,很多朋友在他的邀请下来到北京,不记得这些当时的北漂们为什么事情真正焦虑过,没有房子也不担心没地方住,更不用担心未来房价涨得原来越快,他们享受着这座城市。而现在,在和准备离开北京的朋友告别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焦虑”,似乎焦虑已经成为了一种城市流行病。

李方表示,作为一个北京人,他无法感同身受这种焦虑,但他也能感觉到这座城市对外地人越来越不友好了。赶走了街边的小商小贩,城市可能更干净整洁了,但它正在改变北京的生态,砍掉这个生态系统的底座。由于疯狂的房价、糟糕的空气和拥堵的交通,更由于失去了开放和包容的心胸,北京的城市生态正在塌陷,生态氛围的恶化侵蚀了人们的生存意志和企图心,首当其冲的便是没有根基的北漂们。

除了李方的文章外,在社交网络上,一个关于清华北大毕业的父母买不起五道口学区房的段子,也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指出了现实的荒诞。一对北大清华毕业的年轻父母拜问禅师:“如果买不起学区房,该怎么办?”禅师说:“如果北大清华都买不起房,还买学区房做啥?”

学者杨早在《北大清华父母能给孩子的,理应比学区房更多》一文中指出,他的回答跟禅师不一样,他会反问:“有了北大清华高学历的父母,还要追求学区房做啥?”在杨早看来,当我们讨论这个悖论的时候,不要把“买学区房”当成不言自明的前提,只在“买不买得起”这个问题上纠结,先要问一问:为什么要买学区房?

教育资源不均等是现实,重点名校确实能给学生更多机会,但是具体到一个学生身上,他从名校获得的资源和优势,究竟是否值得过高高在上的学区房溢价以及为此毁掉的父母的事业追求与生活质量呢?在求学之路上走得越远的人,越应该懂得:学历与财富、知识与成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普遍化教育与个性化成长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的人生由太多因素综合决定,学区房可以改变的权重会不会太小了一点?为了学区房而改变自己的职业和人生方向,会不会太举轻若重了一点?

比起学区房,高学历父母能给孩子的还有很多。即便他们在政治前途、社会地位和财富水平上都不占优势,至少他们曾经在漫长的升学大战中存活下来,他们的学习经验应该胜过90%以上的父母,为什么对于这种学习能力和经验的传承没有自信呢?就孩子的知识阶层而言,他们已经站在了起跑线的前面。同时,高学历的父母更应该明白,虽然有些冷门的专业不为大众追捧,只要孩子真心喜爱、努力从事,并非不能安身立命,而能够想象一种“小众”的职业与人生,应该是久在学院的高学历父母的认知优势。

随着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压迫加剧,整个社会——尤其是在一二线大城市——生活轨迹已经越来越固化,社会鼓励每个人谨守本分,父母耗费所有的资源,让儿女读好书考好试,上好大学找好工作,结婚生子适时合节,而后再用尽自己的全部资源,去帮助下一代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人,或者自己希望成为的人。有些年轻人一开始想去走一条反熵的道路,然而一旦接受了主流的逻辑,想成为主流认可的理性人,最终还是会选择归去来兮。而对于高学历人士而言,如果不能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视角,获得哪怕比别人多一点点的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那又何苦读那么多书、学那么多知识呢?

在《都想一代人之内提升社会阶层,能不焦虑吗?》一文中,专栏作家侯虹斌指出,北京的“居大不易”主要体现的两个方面,一是天价的学区房,二是雾霾——二者一个要钱一个要命,构成了焦虑的根源,很多其他问题都是由此衍生而来。

侯虹斌认为,焦虑未必是件坏事,一个焦虑的人还是有能量在流动的,还是在发展当中的;相反,安逸舒适的中小城市,竞争压力不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板结,被钉死在固有的权力关系上,很难再给人提供发展和上升的空间了。选择安逸,意味着要承担被时代缓慢淘汰的风险。

而超大型城市的焦虑,表面上看是因为房价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正在千军万马地挤向上升通道,渴望在一代人甚至是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如此只争朝夕,怎能不焦虑?

一个来自外地的白领精英,聪明、努力加上机遇,终于可以在北京立足,完成自己的阶层跃升,这可能并不难;但如果想让他的子女也可以享受到北京的资源和福利,就意味着他需要把自己的社会阶层稳定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这就难了许多。在奋斗多年之后,他不能允许自己退回到原来的阶层——进不能,退不得,这才是他们烦恼和焦虑的真正原因。

琼瑶遗嘱要求“尊严死”:生命长度让位于生命质量?

3月12日,79岁的台湾作家琼瑶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了一封致儿子和儿媳的信。信中提到,她最近读了一篇名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的文章,有感而发想到自己的身后事,万一到了离开之际,希望不要因为后辈的不舍,而让自己受到身体上的折磨,不动大手术、不插管、不抢救,让她“尊严死”;身后也无须用任何宗教仪式悼念,火化后花葬,不发讣闻,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丧事一切从简。除此之外,她也公开呼吁“尊严死”立法,让任何健康人都可以通过在“保健卡”上标记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免得儿女和亲人因为不同方式的爱而发生争执。

对于放弃临终过度抢救的倡导,大陆也有先行者。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和朋友一起创办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旨在呼吁中国人通过填写一份名为“生前预嘱”的文件,实现自己有尊严地离开世界的愿望。曾是心血管内科医生的罗点点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谈到,即便她见惯了临床上的生死,在关键时刻比很多普通人更能趋利避害,但为失去清醒意识的亲人做出决定依然非常艰难,创办“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初衷,就是想找到一个让自己和亲人的死亡不再那么折磨人的办法。

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被认为是临终关怀和人性医疗的经典之作之一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刘端祺也是“选择与尊严”的顾问之一,他在职业生涯中见证了太多无谓的过度抢救,“包括呼吸机在内的生命支持系统,对急性心脏病、意外伤害等急性病的抢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系统逐渐被滥用,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步入慢性病的时代,生命支持系统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比如心外按摩,简直可以称作‘最后的表演’,与其说是抢救病人,不如说是安慰生者,给他们一个情绪缓和的时间。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慢性病人是靠心外按摩的方式救活的,相反这样的抢救还会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刘瑞祺表示,抢救并不是面对死亡时的唯一选择,人可以有很多选择,在现在医学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应该尊重疾病和生命的规律,尽量让医生和患者之间达到信息对称,将最后的决定权交到患者手上。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尊严死”是指在人的最后时光不把治疗作为首要目的,而是将人如何有尊严、有品质地离去作为主要诉求,这是医学治疗思想的很大突破,同时也减轻了家人和医生的负担。琼瑶公开表达想要”尊严死“的愿望,是对中国传统死亡观的突破,也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病患的家属经常把抢救病人的生命作为“孝”的指标,而现代医学则将救死扶伤作为目标——两者都忽视了病人的尊严。无谓的、徒劳的抢救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这种生命的延续其实是没有尊严和品质的,人的精神性被压抑。现代人常讲究物性的存在,而人的灵魂、社交关系、灵性的部分,却被忽视了。

除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今天中国人生死观的扭曲和异化,是功利主义和无神论共同塑造的,具体体现为技术崇拜和财富崇拜,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现实的东西在牵扯我们,花钱买命的想法是现代性对生死的误解。而为大众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也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今天的健康教育只有“人生观”,没有“人死观”,认为一切医学都是为了维护健康,事实上,健康教育也应该包括关于疼痛、残障、衰退,以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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