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因特网互联协议成为全球共同遵循的网络传输控制协议，由此，我们迎来了新的互联网时代，距今已有34年。在诞生之初，互联网还只是一个分散的、具有创造力的非商业系统。这些特点却成了它的不平凡之处，激起了许多早期使用者心中对解放、赋权、创造力和坚守人文理念之类的乌托邦幻想。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只有极少数的怀疑论者在认真思考，资本主义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实现对互联网的掌控。现在我们知道了，它只需要21年。

至于具体到哪一年，自然是存在争议的。在我看来，关键的一年应当是2004年。在那一年里，谷歌首次公开募股，脸书（Facebook）正式上线，它的商业模式后来被称作“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种模式实现了对互联网的掌控，它为用户提供看起来免费的服务，在用户的“许可”之下获得他们的个人数据以及网上留下的一切痕迹，从而投放针对性广告。

乔纳森·泰普林（Jonathan Taplin）是一位美国学者，同时也是一名成功的音乐、电影制作人。他同鲍勃·迪伦及其乐队有过合作，并且担任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包括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首部重量级电影《穷街陋巷》（Mean Streets）及其它十二部故事电影，如《最后的华尔兹》（The Last Waltz）、《直到世界尽头》（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战火下》（Under Fire）和《不惜一切》（To Die For）。他参与制作的电影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的提名，并曾戛纳电影节获奖。

在这一长串震慑人心的名单上，泰普林还添加了一项成就——那便是他以一种振奋人心的口吻，讲述了互联网是如何被捕获的，尽管故事没有电影那么浪漫。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关于90年代一群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企业家，在操纵分布式视觉网络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三大垄断性巨头——谷歌、脸书和亚马逊。这三大巨头决定了传媒产业的未来，甚至可能也最终决定了民主制度的运行。

泰普林这部书的标题是“快速前进，打破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来源于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给他的员工所做的一次演说。这个表述本身不过是在硅谷众所周知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在那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普遍信条。但是在泰普林的书里，扎克伯格其实只是一个倒霉的笨蛋，他被那些更加邪恶有力的人带偏了方向，比如西恩·帕克（Sean Parker）和PayPal的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后者如今成了特朗普麾下技术领域的“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十五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硅谷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形成并非朝夕之间，它的起源有着许多历史因素的积累。在安·兰德的作品中，泰普林也找到了一些不那么令人愉悦却十分显著的例子。她就好比是吉百利巧克力配方里的玉米片，却对那些本来很聪明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些聪明人包括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他监管时期内发生的许多事件导致了2008年银行的崩溃。还有泰尔，他在Paypal的创立过程中很早便发了财，也是脸书的第一位投资者。兰德相信“获取幸福是人生唯一的道德目标”，她没有时间思考利他主义、政府或者任何其它可能干扰资本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东西。

对泰尔来说也是这样——“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他只相信给有潜能发展为垄断机构的公司投资，他认为垄断对社会是有益的。他曾经写道：“美国人将‘竞争’神话了，美国人称赞正是‘竞争’使我们和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社会主义分子拉开了距离。但其实，资本主义和竞争是一对敌人。资本主义仰赖资本的积累，但是在完美的竞争制度下，所有的利润都在竞争的过程中被夺走了。”

数字世界的三大垄断巨头一直在泰尔的指南下行事。泰普林的工作就是解释清楚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的巨大利润为何从未“被竞争消耗”。他还揭穿了谷歌和脸书长久以来辛苦维系的良好公众形象，即二者基本上是“由一群好人掌管的出色公司”，这些人致力于将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可实际上，正如泰普林所揭示的，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它们和资本主义丛林里老一辈的猛兽们区分开来。

这些垄断巨头以一种非常古老而传统的方式展示自身的力量。以谷歌为例，它在政治游说方面相当花销，它通过“旋转门”让自己的主管和一些政府要员在退休以后重新就职，这些事情足以令帝亚吉欧（Diageo）、英国石油公司（BP）、联合利华集团（Unilever）和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嫉妒得发狂。俄罗斯截取了前白宫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邮件，这些邮件揭露出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其实是希拉里邮件信箱中的常客。此类事情数不胜数。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唯一能对亚马逊说的就是——“眼见为实”：至少，它的创立者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从不假装自己是个好人。亚马逊对待公众问题立场强硬，与它相比，其它公司就很喜欢在幕后玩些把戏了。

泰普林的书不仅在数字景观上涉题广泛，它还在大多数评论者不敢涉足的地方提出见解。比如，在评价数字巨头为经济造成的影响时，他的论证相当令人信服：大体上来说，这些数字巨头是造成越来越多不平等现象的引擎。即便是在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之时，我们仍然会出现生活水准停滞不前、不平等增多，以及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时代里日益严重的“就业不稳定”现象。与此同时，谷歌和脸书的收入却是庞大的。但与普通公司相比，它们雇佣的员工却更少。在500家最大的美国公司里，技术公司占有21%的席位，其员工却只占总劳动力数量的3%。

与此相似的是，这些公司虽然拥有大量现金钞票，却只使用其中极少数资金，投资给那些有可能增加新产业或新工作机会的商业项目，主管们更情愿坐等自己持有的股票节节攀升。这一选择带来的结果便是，位列《福布斯》四百强名单前十位的，除了巴菲特和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之外，都是靠数字技术发家致富的人。

《快速前进，打破陈规》一书及时而有效，它为数字巨头倾力培养的、服务于自我的话语体系提供了解决方案。毕竟，这些数字巨头们享受的美好时光太长了，民主制度迟早将要对它们进行约束。这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玫瑰色眼镜来看待它们，不再美化它们。这些巨型公司在快速前进、打破陈规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缩小税务帐单，逃避媒体权力带来的相应责任，这才是它们的真实面貌。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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