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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瓷器贸易如何深刻影响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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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瓷器贸易如何深刻影响历史进程?

书中第四至七章探讨了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代的瓷器海上贸易。明代前期,过去曾长期繁荣的瓷器海洋贸易走入了低谷,但这主要指的是民间海商群体的相对衰落,这段时期明朝政府为恢复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资源来加快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区域的贸易来往,最著名的个例就是郑和下西洋。

所评图书:

书名:《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刘淼、胡舒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一直以来,中华文明被更多的形容为大陆文明、陆地文明。而对于中国古代的海上贸易,更多人的记忆停留在明清时代,具体来说,就是古代中国被动的卷入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贸易过程。

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公允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致力于发掘中华文明的海洋属性、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海上贸易历程,探索古代中国各时期通过海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所发生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联系,对于新世纪振兴海上丝绸之路、复兴中华文明提出建议。

这套丛书中的《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出自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淼与该校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胡舒扬,从海上丝绸之路为切入口,全面系统地搜集了我国沿海地区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窑址、港口、航线沉船、古代陶瓷遗存的相关信息资料,结合翔实的史料记载,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时期的商品生产、贸易中转、销售与消费情况,揭示了古代海洋文明消长与瓷器贸易变迁的互动关系。

全书首先简要介绍了宋代以前古代中国不同时期海上贸易发展情况。据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他遗存,这些地区建立海洋聚落文化的时间很早,所谓的东夷、百越族群某种意义上就是早期的海洋国家。秦汉时期,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就派遣使者出使东南亚,最远到达了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番禺(广州)、徐闻等港口与东南亚地区的海洋贸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口部分迁入东南和岭南地区,文化和贸易在南方进一步繁荣,广东等地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等文物都可证明这段时期里,波斯等远至中亚、西亚的国度与我国南方建立了海上贸易往来。而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非常繁荣的海洋贸易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初见雏形,扬州、明州(宁波)、福州、泉州等地与西亚许多港口建立了稳定贸易航线。

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陶瓷。事实上,最迟在汉代,中国陶瓷就已经通过海路(也包括陆路)向西出口,进入唐代,陶瓷的出口规模更加,宋元时期更因为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视,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及湖南等内陆省份出现了一系列专司生产外销瓷的窑口。元代之后,因为西亚、中亚及东南亚许多地区被纳入伊斯兰文明范畴,有了青花瓷的大量贸易需求,这也刺激了这种特定瓷器的制造,以至于到了后来被很多人理解为中国瓷器的最典型风格。

书中指出,唐代之后,服务外销的中国制瓷业格局就已经形成,即所谓的“南青北白”。之后,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了中国南北不同制瓷业产地的兴衰及产品风格,瓷都景德镇正是在国内不同制瓷产地的激烈竞争中因其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高,所以脱颖而出。由此可以确定,海外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国制瓷业的进步,贸易对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

书中第二章考察了晚唐、五代时期的海外贸易尤其是陶瓷贸易,通过沉船出水瓷器遗存、港口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及相关史料记载,论证了中国各地的瓷器制品转运到港口、经由港口输送到西亚的航线。第三章则据于沉船资料,分析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变迁,重点分析了广东、福建、景德镇等地外销瓷业的生产、转运、外销,指出瓷器贸易的繁荣推动了造船术等其他技术的创新,而瓷业制造商和商帮的规模相比之前也均大幅扩充,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就此形成。这两章的内容可以有力的证明,在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中国及东亚、东南亚、西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以瓷器贸易为主体,建立起了多种商品、多条航线、频率很高的亚洲海洋贸易体系,这期间也正式诞生了所谓的海商群体——既包括中国本土的商帮,也有来自西亚、南亚等地区的商人建立的组织。

书中第四至七章探讨了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代的瓷器海上贸易。明代前期,过去曾长期繁荣的瓷器海洋贸易走入了低谷,但这主要指的是民间海商群体的相对衰落,这段时期明朝政府为恢复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资源来加快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区域的贸易来往,最著名的个例就是郑和下西洋。而到了16世纪-18世纪,即进入到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明朝政府也开始推行相对更加开明的对外贸易政策,广东等沿海省份涌现出更多的新兴外贸港口,中国瓷器对欧洲、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出口规模稳步上升;而当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加入中国瓷器、茶叶、丝绸及南亚香料的贸易中后,中国沿海地区民间海商的力量一度还有所增强,可以与欧洲同行抗衡。中国输出瓷器等商品,不仅因此换来了美洲白银的大规模输入,而且还很长时间内开始使得中国文化与之瓷器、茶叶等商品一道,对于欧洲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书中第十章专门提及了瓷器外销是如何促进了欧美世界兴起饮茶风尚,并因此在这些地区推动茶文化形成。

书中第八章介绍了18世纪末之后,中国外销瓷器欧洲市场的衰落及美国对华瓷器贸易的兴起。这主要是因为荷兰等国在18世纪开始大规模仿制中国瓷器,特别是工业革命为欧洲国家制瓷业贡献了更好的能源、材料、工艺条件,从而使得其产品竞争力开始逐渐接近中国出口瓷器。而美国在其建国后很快就建立了对华贸易航线,成批量的进口中国瓷器,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密切彼此贸易联系。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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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瓷器贸易如何深刻影响历史进程?

书中第四至七章探讨了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代的瓷器海上贸易。明代前期,过去曾长期繁荣的瓷器海洋贸易走入了低谷,但这主要指的是民间海商群体的相对衰落,这段时期明朝政府为恢复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资源来加快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区域的贸易来往,最著名的个例就是郑和下西洋。

所评图书:

书名:《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刘淼、胡舒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一直以来,中华文明被更多的形容为大陆文明、陆地文明。而对于中国古代的海上贸易,更多人的记忆停留在明清时代,具体来说,就是古代中国被动的卷入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贸易过程。

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公允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致力于发掘中华文明的海洋属性、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海上贸易历程,探索古代中国各时期通过海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所发生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联系,对于新世纪振兴海上丝绸之路、复兴中华文明提出建议。

这套丛书中的《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出自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淼与该校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胡舒扬,从海上丝绸之路为切入口,全面系统地搜集了我国沿海地区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窑址、港口、航线沉船、古代陶瓷遗存的相关信息资料,结合翔实的史料记载,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时期的商品生产、贸易中转、销售与消费情况,揭示了古代海洋文明消长与瓷器贸易变迁的互动关系。

全书首先简要介绍了宋代以前古代中国不同时期海上贸易发展情况。据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他遗存,这些地区建立海洋聚落文化的时间很早,所谓的东夷、百越族群某种意义上就是早期的海洋国家。秦汉时期,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就派遣使者出使东南亚,最远到达了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番禺(广州)、徐闻等港口与东南亚地区的海洋贸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口部分迁入东南和岭南地区,文化和贸易在南方进一步繁荣,广东等地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等文物都可证明这段时期里,波斯等远至中亚、西亚的国度与我国南方建立了海上贸易往来。而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非常繁荣的海洋贸易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初见雏形,扬州、明州(宁波)、福州、泉州等地与西亚许多港口建立了稳定贸易航线。

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陶瓷。事实上,最迟在汉代,中国陶瓷就已经通过海路(也包括陆路)向西出口,进入唐代,陶瓷的出口规模更加,宋元时期更因为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视,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及湖南等内陆省份出现了一系列专司生产外销瓷的窑口。元代之后,因为西亚、中亚及东南亚许多地区被纳入伊斯兰文明范畴,有了青花瓷的大量贸易需求,这也刺激了这种特定瓷器的制造,以至于到了后来被很多人理解为中国瓷器的最典型风格。

书中指出,唐代之后,服务外销的中国制瓷业格局就已经形成,即所谓的“南青北白”。之后,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了中国南北不同制瓷业产地的兴衰及产品风格,瓷都景德镇正是在国内不同制瓷产地的激烈竞争中因其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高,所以脱颖而出。由此可以确定,海外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国制瓷业的进步,贸易对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

书中第二章考察了晚唐、五代时期的海外贸易尤其是陶瓷贸易,通过沉船出水瓷器遗存、港口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及相关史料记载,论证了中国各地的瓷器制品转运到港口、经由港口输送到西亚的航线。第三章则据于沉船资料,分析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变迁,重点分析了广东、福建、景德镇等地外销瓷业的生产、转运、外销,指出瓷器贸易的繁荣推动了造船术等其他技术的创新,而瓷业制造商和商帮的规模相比之前也均大幅扩充,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就此形成。这两章的内容可以有力的证明,在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中国及东亚、东南亚、西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以瓷器贸易为主体,建立起了多种商品、多条航线、频率很高的亚洲海洋贸易体系,这期间也正式诞生了所谓的海商群体——既包括中国本土的商帮,也有来自西亚、南亚等地区的商人建立的组织。

书中第四至七章探讨了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代的瓷器海上贸易。明代前期,过去曾长期繁荣的瓷器海洋贸易走入了低谷,但这主要指的是民间海商群体的相对衰落,这段时期明朝政府为恢复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资源来加快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区域的贸易来往,最著名的个例就是郑和下西洋。而到了16世纪-18世纪,即进入到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明朝政府也开始推行相对更加开明的对外贸易政策,广东等沿海省份涌现出更多的新兴外贸港口,中国瓷器对欧洲、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出口规模稳步上升;而当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加入中国瓷器、茶叶、丝绸及南亚香料的贸易中后,中国沿海地区民间海商的力量一度还有所增强,可以与欧洲同行抗衡。中国输出瓷器等商品,不仅因此换来了美洲白银的大规模输入,而且还很长时间内开始使得中国文化与之瓷器、茶叶等商品一道,对于欧洲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书中第十章专门提及了瓷器外销是如何促进了欧美世界兴起饮茶风尚,并因此在这些地区推动茶文化形成。

书中第八章介绍了18世纪末之后,中国外销瓷器欧洲市场的衰落及美国对华瓷器贸易的兴起。这主要是因为荷兰等国在18世纪开始大规模仿制中国瓷器,特别是工业革命为欧洲国家制瓷业贡献了更好的能源、材料、工艺条件,从而使得其产品竞争力开始逐渐接近中国出口瓷器。而美国在其建国后很快就建立了对华贸易航线,成批量的进口中国瓷器,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密切彼此贸易联系。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