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译者：黄耀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月

1944年11月25日，刚满19岁的日本东京市民小熊谦二应征入伍。此时，日本本土已频繁遭到美军空袭，连首都东京也不例外，东京市民感受着几年前中国陪都重庆的百姓在空袭面前的恐惧。

日本对美宣战不过三年，局势已经恶化至此，这是这个国家的好战集团所没有想到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多年前就在规划如何鲸吞中国，并顺势袭占东南亚，然后将占领地转化用作征服世界的基地。但日本精锐的陆海军大量折损于中国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以及后来的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其实在1944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失去战胜的可能。战事进入到1942-1945年，日本国内大量征调从未有过军事训练基础的平民入伍，旨在弥补兵力不足。此举实乃饮鸩止渴，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军队进攻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日军方面一触即溃。

小熊谦二就这样成为了苏军的俘虏，他要在西伯利亚呆上三年，才获得返回日本的机会。小熊谦二是千百万侵华日军中的普通一员，也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腾飞中的碌碌百姓的一员，见证和参与了日本这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战争及和平复兴的过程，他的命运就是普通日本人20世纪不同时期遭际的写照。但不同于与他有着相似命运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小熊谦二中年之后尤其是晚年，对于战争、军国主义的反思越来越为深刻，并公开批评日本战后政府战争反思不诚恳和老兵赔偿不公平的政策导向。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出自小熊谦二之子、庆应义塾大学总合政策学部教授小熊英二。全书详细描绘了小熊谦二的个人成长、家庭发展情况，记录了普通日本市民在时代变迁中的悲欢起伏。

小熊谦二1925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平民家庭，母亲仅35岁就积劳并染上肺结核而去世。日本在一战与二战间，经济一度快速增长，但之后又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剧烈的城市化进程造就的是普遍的市民贫困。在青少年成长阶段，他对于生活感知最明显的就是物资供应不足。

小熊谦二入学后，日本教育体系中的军国主义内容显著增加，社会各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也大多陷入了军国主义狂热，但在当时，日本国内仍然也有清醒看待战争前景的人。书中叙述，小熊谦二就读早稻田实业学校期间，有贸易课程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闲谈与评论时事，教导学生看新闻要关注报纸的一些不受人注意的边栏，因为那些边栏更可能刊载战争的真实消息，而报纸头条则通常是基于军国主义狂热而严重夸大、不实的战事报道。小熊谦二受此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因此埋下了他日后能够相对冷静、客观认识战争教训的根子。

被选调入伍后，小熊谦二先是抵达韩国釜山，接着就在1944年的12月抵达了中国黑龙江的牡丹江市。书中记述道，这时的关东军尽管仍然对外宣称军力强悍，但随着精锐部队的不断抽调，早已成为空壳，大量的新兵并没有进行成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是较为普遍的成为了老兵欺凌的对象。

苏军进攻关东军，日本方面早已有所预知，但关东军指挥部对此仍存有侥幸，期待苏军“小打小闹”，或将战事推迟到1945年的冬天甚至1946年。这种情况下，苏军进攻就成了一场对于关东军而言毫无准备的奇袭，关东军各部迅速溃败，迅速朝着东北南部地区逃窜。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原地不动成了苏军的俘虏，关东军司令部向苏军提出的陈情书中写道，“（关东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而且还想办法将之前迁徙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居民、职员哄骗穿上军装，凑满员额，交付苏方。这个情节清楚地表明，那些受到军国主义狂热而被征调到侵华日本的平民，其实不过只是好战者眼中的炮灰而已。

日本俘虏被大批押往西伯利亚、中亚、蒙古国等不同收容地点。战俘营中，日本俘虏成为劳工，承担着繁重的劳役，但最让小熊谦二等战俘感到心悸的是，还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尤其是赤塔等城市本没有容纳大批战俘居住、劳动的场所，后勤保障也严重不足。日本俘虏不得不忍受着恶劣的环境，缺衣少食。当然，小熊谦二也承认，正如俄国历史学家所说，“与遭德军俘虏的俄军受到的虐待相较，苏联对日本人俘虏的处置已经相当公道”，更不用说，日本俘虏的境遇要比当初被关入日军集中营的中国、美国、英国俘虏理想得多。

苏联内务部在日本俘虏中开展了民主运动。日本俘虏抵达收容地点初期，原先的中高级军官还有侍从兵，前者仍然用过去的方式来对待后者，“旧日本军的位阶制度与私人制裁等陋习”使得战俘营中的粮食配给与作业分配出现了明显不公平。这也成为民主运动的最重要促成要素。民主运动期间，还兴起了批斗反动分子的现象。

1948年8月，小熊谦二结束了三年的俘虏生活，回到日本。这时的日本，社会改革并没有深入开展，经济也颇为低迷，从西伯利亚等苏军收容所归来的旧军人则很难融入社会。战前雇佣小熊谦二的富士通信机拒绝依照承诺恢复录用，他只能在东京找工作，但又遇上了1949年的经济紧缩，不得已只好到农村为牲口贩子帮工。频繁择业与失业的小熊谦二，此时已经意识到日本战后全社会对于战争反思不够彻底。

1951年1月，小熊谦二被诊断患上了结核病，这要归结为战争期间到战后的营养不良与过度劳累。通过切除部分肺叶与肋骨，他终于出院，“他二十多岁的这十年期间，就在战争、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中消磨殆尽”。之后的一段时期，小熊谦二继续频繁的择业与失业，他无法从事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但幸运的是在1958年被一家体育休闲品公司录用。日本在当时终于迎来了经济重整起飞，社会消费需求大大增加，已经成婚的小熊谦二的薪资提升，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并在原雇主倒闭后自立门户。

1969年1月，小熊谦二全家搬入独栋住宅，这表示着他摆脱了之前的贫困生活状态，跻身日本中产阶级。之前一直远离政治的小熊谦二也在阅读战争文学作品，随着工作和生活日渐稳定，更有时间来思考战争与和平，他对于日本在战后被安排作为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战略棋子感到不安，“总之，是战争我就讨厌”，对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重新出现的日本民间军国主义思考也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抵触。

1987年，小熊谦二已经62岁，退休的他在“一连串的偶然之下，卷入了战后赔偿审判”。次年3月，他在《朝日新闻》看到有青年学生投稿宣称，日本突破和平宪法重新武装的做法“理所当然”，为此神安不安，投稿驳斥。他参加了由战时日军下级军官、战后的白领中产阶层组成的反战组织，更为密集地了解和平理论。这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向在西伯利亚被拘押的原日军士兵发放抚慰金，小熊谦二终于涉入了战后赔偿审判。

原因是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采取的是不赔偿态度。而军人退休金制度则以服役年限计算，小熊谦二这样的在战争临近结束才被编入军队的人，几乎没有领取退休金的资格。这显然不够公平。另外，日本政府还拒绝向战争结束前被纳入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等地的强征军人作出赔偿，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慰问金。小熊谦二很清楚要打赢同日本政府的官司，几乎没有可能，之所以仍然提出诉讼，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庭场合，发出对于日本政府、好战利益集团“为了没必要的战争”征调国民并造成大批伤亡的行为的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