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日指出，中国目前储蓄过多，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贫富分化。他建议，可以增加对外投资，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最重要的，我们以牺牲两代人为代价获得了今天的财富，该轮到我们多消费一些的时候了。”

姚洋表示，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背后都是因为储蓄太多、财富积累太快。他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人口红利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巨额储蓄形成的原因。他的演讲稿刊登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自2001年到2008年短短的七年间，中国出口涨了数倍。2001年，出口总额只有约2500亿美元，2008年的时候到了1.5万亿美元。“出口就是一种储蓄。”姚洋说，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为中国贡献了巨额的储蓄。2004年之后外贸盈余上升是因为紧缩政策导致投资不及储蓄增速，这期间外贸盈余最高升至了2015年的6000亿美元。

姚洋表示，直到今天，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2010年，中国2.64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不劳动的人口。另外，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劳动力持续增加。而劳动力富余的结果是工人谈判地位较低，工资上涨较慢，收入向企业部门转移，从而推高企业储蓄率。最终，高收入者的高储蓄率实际上推高了居民的总储蓄。

姚洋认为，目前中国广义货币量M2过多，全部债务已达经济总量的250%以上，这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加速收入贫富分化。M2主要来源于巨额外汇储备导致的货币超发和中国金融体系的间接金融。中国央行并非货币超发的罪人，首先央行发货币会有真金白银做抵押，其次央行也在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来延缓货币发行速度。

“储蓄有两种体现，一个是实物体现，一个是货币体现。”姚洋强调，国民储蓄的实物体现会变成投资，变成在国外的净储蓄，而货币体现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在中国货币一旦创造出来就不太可能灭失掉。基于此，货币越来越多，结果就是造成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地，资产价格上涨又加速了财富集中，催化收入不平等。他说，2010年后，中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国53%的财富，最富有的1‰的储户占有1/3的银行储蓄，而最穷的10%的人财富是负值，因为他们债务缠身。

“如何用好巨额的储蓄，其实就是如何用好巨额货币的问题。”姚洋建议，可以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释放过剩产能，获取先进技术，这将争取更高回报，还可以将货币输出到国外。此外，中国也可以发展直接金融，如公司债券、股权投资、风险管理等直接投资机会。

姚洋还说，解决巨额储蓄，另外可行的方法就是时间换空间，向未来转嫁成本，也就是通过负债向未来的人们预借消费。这主要依靠政府增加杠杆率，通过负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民生、投资教育、补贴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出。

他说，中国过去60多年经济增长采用的策略，就是为子孙后代牺牲当代人的利益。“未来的年轻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代际公平就应该要求我们的子孙后代负担一部分的成本。”他们应该承担新增政府债务的成本。把巨额货币向后推，过几代就解决了，而且到时候由于生产力提高了，债务偿还也将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