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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金融“临门一脚”让古代中国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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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金融“临门一脚”让古代中国抱憾

会不会是金融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中国与欧洲在近代初期的不同走向?

所评图书:

书名:《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

作者:(美)威廉·戈兹曼

译者:张亚光、熊金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此前曾长期在政治、技术、文化等方面遥遥领先的中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就非常疑惑,中国的水利工程师在早于欧洲同行之前,就创造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运河网络,古代中国大多数时期的铁矿开采冶炼也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而且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蒸汽动力。那么,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蒸汽驱动的工业设备和铁路系统?詹姆斯·瓦特、罗伯特·富尔顿和亚历山大·贝尔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就此问题,世界各国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展开激辩。常见的解答是,欧洲的崛起源自罕见天才“恰好”集中出现,但这种解释显然颇为无力。也有人认为,城市化率才是带来科技革命的关键(人员聚集、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容易触发创新),可中国宋代尤其是南宋的城市化率很高。还有两种流行很广的说法,一则所谓的地理决定论,二则宋代的中国就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

会不会是金融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中国与欧洲在近代初期的不同走向呢?著名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戈兹曼在其所著的《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一书中,就此问题给出了两个层次的回答:中国古代的金融发展水平并不低,宋朝和元朝的纸币发行、政府调控通货膨胀政策,在同期的世界也居于领先水平;但东西之间的金融发育确实也有所差异:

——“中国人理解而且利用了一张纸可以有效地作为价值符号并且拥有不记名证券的概念。这与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理念上只有一步之遥”;古代中国的实体经济市场繁荣,涌现出大量严密的企业组织,但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还远远不够;古代中国在明清两代的许多时间,中断了与欧洲的思想交流,这使中国没能引进近代欧洲一批数学家设计的概率理论、概率工具,也就没有因此发育出正式的债券、金融延伸品、年金及其定价管理体系。

威廉·戈兹曼不无惋惜的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随机事件做出预测的传统,从商代的甲骨占卜到周代的《易经》(《易经》的理念在后来极大的启发了莱布尼茨),再到近代和现代,皆是如此。而古代中国的赌博、游戏业也很发达,事实上著名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还写过一本关于数学、抛掷骰子的小册子,探讨如何在骰子游戏中枚举每一种游戏结果的所有不同组合,遗憾的是,李清照在内的古代中国学者,以及众多的古代中国的赌徒,都没有更进一步,像欧洲近代的类似角色人物那样,将经验、感性认知转化为更高级的数学、理性的论述。

《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这本书非常好的概述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货币、债券、银行、企业等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的涌现及其在促进城市发展、文明繁荣等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这本书也富有趣味而颇具启示意义的指出,无论是股票、信用,还是金融衍生品和跨国贸易等于金融有关的机制,并不是近代文明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上被一次次独立的发明出来,又逐渐丧失和遗忘。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至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历史记载、考古发现中,挖掘与金融相关的记录与印记。20世纪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让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的贝壳货币,以及刻在泥板上的会计凭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古老文明还发展出相当完善的金融工具和规则,推动了契约概念的成熟,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更为清晰的理解抽象问题。书中指出,根据考古发现,苏美尔古城已经出现了借贷中的复利概念,而借贷过程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的业务,城市诞生出雏形的金融区,富人已经可以凭借抽象的财富概念行使经济权力,甚至还有了接近于现代模式的信用、风险的概念。

古希腊、古罗马留给世人的主要财富,归属政治文明领域。但这两大古文明之所以先后主导地中海霸权,跟古希腊、古罗马银行家阶层的成熟发展不无关系。金融的发达,使得古罗马的远征军可以长距离获得稳定可靠的后勤补给。书中分析指出,罗马帝国时期还曾上演因抵押及违约行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也促成了当时的执政官出台金融调控措施及限制法律,还曾向部分银行家、放债人提供类似于政府救市的紧急救助。书作者还谈到,罗马帝国的货币发行管理已经非常发达,并因此造成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矿区出现严重环境污染。

《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书中第二部分叙述了古代中国的金融发展成就及缺憾。书作者提到了商代的妇好使用货币的情况,并浓墨重彩的描绘了春秋战国时期因商贸和金融繁荣发展而长期强盛的齐国,指出管仲堪称中国古代首个清楚认识到供求关系、强调市场自发力量重要性的“经济学家”,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则是个拥有巨额财富、经营地产、金融及慈善公益事业的巨头。书作者还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货币、商贸发展成就特别是重大创新,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将私人特许产业收归国有。

全书第三部分着墨于近代欧洲因高频化的金融创新,所刺激带来的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并因此触发了工业革命,较为彻底的奠定的欧洲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书作者强调,无论是基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中国,还是近代的欧洲,金融创新是对社会和经济需求的重要回应,但任何创新在解决时间和地域上的资源调配问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新问题。

书中高度肯定了近代在法国、英国、荷兰等国,一些数学家、投机者大胆运用概率工具对投资过程和市场价格建模的反复尝试,指出这奠定了现代量化金融和复杂金融工程的根源及基础。大量丰富具体的史实都可以说明,金融创新及发展,会不可避免的带来泡沫,但不能因此就否认金融的意义,事实上,历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发展中都出现过投机狂潮及金融泡沫。

16-18世纪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殖民冒险,创造了丰厚收益,这刺激了一连串的金融创新。在18世纪末,荷兰、英国等国的金融家开始开发有担保的纸币和各种复杂的债券形式,其核心就是将非流动性资产改造为流动性证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逐步将实体经济金融化。《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书中分析指出,正是在这股金融化的潮流下,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才会热衷于西部土地开发,并通过抵押贷款发行和独立的货币将巩固开发成果,这才是殖民地最终走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根本原因。

书中第四部分概述了现代和当代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马克思等重要的理论家对此提出的评论分析。书作者指出,马克思与凯恩斯各自定义了经济思想的两个学派,前者的思想成为建立集体企业的政策基础,而后者探讨了如何从整体上驯服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可能。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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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金融“临门一脚”让古代中国抱憾

会不会是金融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中国与欧洲在近代初期的不同走向?

所评图书:

书名:《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

作者:(美)威廉·戈兹曼

译者:张亚光、熊金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此前曾长期在政治、技术、文化等方面遥遥领先的中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就非常疑惑,中国的水利工程师在早于欧洲同行之前,就创造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运河网络,古代中国大多数时期的铁矿开采冶炼也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而且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蒸汽动力。那么,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蒸汽驱动的工业设备和铁路系统?詹姆斯·瓦特、罗伯特·富尔顿和亚历山大·贝尔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就此问题,世界各国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展开激辩。常见的解答是,欧洲的崛起源自罕见天才“恰好”集中出现,但这种解释显然颇为无力。也有人认为,城市化率才是带来科技革命的关键(人员聚集、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容易触发创新),可中国宋代尤其是南宋的城市化率很高。还有两种流行很广的说法,一则所谓的地理决定论,二则宋代的中国就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

会不会是金融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中国与欧洲在近代初期的不同走向呢?著名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戈兹曼在其所著的《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一书中,就此问题给出了两个层次的回答:中国古代的金融发展水平并不低,宋朝和元朝的纸币发行、政府调控通货膨胀政策,在同期的世界也居于领先水平;但东西之间的金融发育确实也有所差异:

——“中国人理解而且利用了一张纸可以有效地作为价值符号并且拥有不记名证券的概念。这与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理念上只有一步之遥”;古代中国的实体经济市场繁荣,涌现出大量严密的企业组织,但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还远远不够;古代中国在明清两代的许多时间,中断了与欧洲的思想交流,这使中国没能引进近代欧洲一批数学家设计的概率理论、概率工具,也就没有因此发育出正式的债券、金融延伸品、年金及其定价管理体系。

威廉·戈兹曼不无惋惜的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随机事件做出预测的传统,从商代的甲骨占卜到周代的《易经》(《易经》的理念在后来极大的启发了莱布尼茨),再到近代和现代,皆是如此。而古代中国的赌博、游戏业也很发达,事实上著名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还写过一本关于数学、抛掷骰子的小册子,探讨如何在骰子游戏中枚举每一种游戏结果的所有不同组合,遗憾的是,李清照在内的古代中国学者,以及众多的古代中国的赌徒,都没有更进一步,像欧洲近代的类似角色人物那样,将经验、感性认知转化为更高级的数学、理性的论述。

《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这本书非常好的概述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货币、债券、银行、企业等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的涌现及其在促进城市发展、文明繁荣等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这本书也富有趣味而颇具启示意义的指出,无论是股票、信用,还是金融衍生品和跨国贸易等于金融有关的机制,并不是近代文明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上被一次次独立的发明出来,又逐渐丧失和遗忘。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至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历史记载、考古发现中,挖掘与金融相关的记录与印记。20世纪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让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的贝壳货币,以及刻在泥板上的会计凭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古老文明还发展出相当完善的金融工具和规则,推动了契约概念的成熟,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更为清晰的理解抽象问题。书中指出,根据考古发现,苏美尔古城已经出现了借贷中的复利概念,而借贷过程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的业务,城市诞生出雏形的金融区,富人已经可以凭借抽象的财富概念行使经济权力,甚至还有了接近于现代模式的信用、风险的概念。

古希腊、古罗马留给世人的主要财富,归属政治文明领域。但这两大古文明之所以先后主导地中海霸权,跟古希腊、古罗马银行家阶层的成熟发展不无关系。金融的发达,使得古罗马的远征军可以长距离获得稳定可靠的后勤补给。书中分析指出,罗马帝国时期还曾上演因抵押及违约行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也促成了当时的执政官出台金融调控措施及限制法律,还曾向部分银行家、放债人提供类似于政府救市的紧急救助。书作者还谈到,罗马帝国的货币发行管理已经非常发达,并因此造成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矿区出现严重环境污染。

《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书中第二部分叙述了古代中国的金融发展成就及缺憾。书作者提到了商代的妇好使用货币的情况,并浓墨重彩的描绘了春秋战国时期因商贸和金融繁荣发展而长期强盛的齐国,指出管仲堪称中国古代首个清楚认识到供求关系、强调市场自发力量重要性的“经济学家”,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则是个拥有巨额财富、经营地产、金融及慈善公益事业的巨头。书作者还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货币、商贸发展成就特别是重大创新,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将私人特许产业收归国有。

全书第三部分着墨于近代欧洲因高频化的金融创新,所刺激带来的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并因此触发了工业革命,较为彻底的奠定的欧洲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书作者强调,无论是基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中国,还是近代的欧洲,金融创新是对社会和经济需求的重要回应,但任何创新在解决时间和地域上的资源调配问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新问题。

书中高度肯定了近代在法国、英国、荷兰等国,一些数学家、投机者大胆运用概率工具对投资过程和市场价格建模的反复尝试,指出这奠定了现代量化金融和复杂金融工程的根源及基础。大量丰富具体的史实都可以说明,金融创新及发展,会不可避免的带来泡沫,但不能因此就否认金融的意义,事实上,历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发展中都出现过投机狂潮及金融泡沫。

16-18世纪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殖民冒险,创造了丰厚收益,这刺激了一连串的金融创新。在18世纪末,荷兰、英国等国的金融家开始开发有担保的纸币和各种复杂的债券形式,其核心就是将非流动性资产改造为流动性证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逐步将实体经济金融化。《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书中分析指出,正是在这股金融化的潮流下,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才会热衷于西部土地开发,并通过抵押贷款发行和独立的货币将巩固开发成果,这才是殖民地最终走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根本原因。

书中第四部分概述了现代和当代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马克思等重要的理论家对此提出的评论分析。书作者指出,马克思与凯恩斯各自定义了经济思想的两个学派,前者的思想成为建立集体企业的政策基础,而后者探讨了如何从整体上驯服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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