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宪法颁布的同一年，1889年11月1日，伊藤博文和另一位维新功臣黑田清隆同时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这表面看来是天皇对这两位维新元勋的褒扬，其实背后有着一套隐蔽的政治安排，影响了日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

获得“元勋优遇”特权这一年，伊藤博文48岁，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推翻幕府统治之后，维新政府的军政要职都由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出生的政治家占据，伊藤博文也是其中一员。自由民权运动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为“藩阀专制”（西方称之为“明治寡头制”，Meiji oligarchy），不断抨击之，却难以撼动。1878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标志着明治时代第一代政治家消失。从那时起，伊藤博文就开始掌握明治政府的权力中枢，仍然延续着“藩阀专制”体制。

作为明治时代第二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深知不能不回应自由民权运动的要求。他希望打造一个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其政治理想是：“使上有元首大权之一统，下有股肱大臣之辅弼，议会之助力，各级机关各得其所，而臣民之权利义务亦日益明晰。” 伊藤博文领导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使日本成为了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国家。

根据明治宪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总揽者的地位，内阁、国会和军部互不隶属。宪法明确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赋予天皇“神”一般的地位。既然是神，就不能犯错，也不能受到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的打扰，那么由谁来沟通天皇与实际运作机关呢？

于是，在明治宪法颁布后不久，明治天皇赐予伊藤博文“元勋优遇”的待遇。几乎同时，明治天皇还给伊藤下了一道圣谕：“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这道圣谕反映了“元勋优遇”的本质：元老是天皇重要国务的最高咨询者，他们享有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政治特权。

在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之后，又相继有七人获得了同样的特权，他们分别是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元老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三个：维新元勋、接受诏敕、首相资格、萨（摩）长（州）藩阀。这些元老构成了明治时代的政治中枢。尽管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首相的人选均是先经过元老们参与讨论，由元老向天皇推荐，再由天皇“大命降下”，授命首相组阁。

这就是日本独特的元老政治。元老尽管是超宪法而存在的，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党的超然主义，但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他们有时直接出面组阁，有时隐藏于幕后。从1885年到1934年，首相基本上由元老们轮流担任或推荐“代理人”组阁。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幕后，他们都拥有事实上的权力以左右现实政治。在甲午及日俄战争的和战大计上，最终决定开战的无不是临时召开的御前元老会议。通过这套巧妙的政治安排，元老们牢牢地掌握住政治权力，让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扼腕叹息。

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不反对天皇，而是极力维护天皇权威，这种政治策略使它获得了合法性。自由民权人士本来以为只要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打倒藩阀政治。他们没想到的是，宪法实行了，议会召开了，藩阀政治却没有削弱。相反，这种政治体制却借助天皇的权威得到了维系，藩阀们依旧影响和控制着明治政府。

在野党因此一直抨击元老政治。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日本的宪法体制之上，元老们因饱经历练，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及才能，他们具备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能力。但随着元老日渐凋零，宪法中的“黑洞”开始暴露出来。

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摹仿普鲁士，建立起了直属于天皇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海军也分出相应的军令机关。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有军政大权归属内阁。《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天皇统帅海陆军”，“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在这里，作为国家政治统治工具的海军陆军，它的统帅权为天皇所有，并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军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之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日本政治体制从而形成了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军队无疑都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因为它等级森严、体系紧密，可以轻易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辖制军队、防止军队干政对所有政权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是天皇不亲政，即使是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多数也是只听不答。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不过，明治元老们或是军队缔造者与其联系密切，因此有能力制约军队，根本不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相反，他们如此设计，显然有以军队制约议会和政府的深意。

明治元老们健在之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元老去世，军队失去了制约力量，势必膨胀起来，难以驾驭。

由于军部不受文职政府管辖，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陆海军大臣可以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得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强行通过他们的措施。

打破萨长藩阀政治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对明治体制的这一巨大漏洞有着清醒的认识。1918年，这位对日本军方深具戒心的政治家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可惜的是，还未扫除弊端，原敬就在东京火车站前被暗杀。

可怕的是，日本军部还能够操纵各届内阁。他们可以使用拒绝派陆海军将官入阁这种简便的权宜手段，阻止组建他们不信任的内阁。没有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就不能组阁，任何文官或退役军官都不能担任这类职位。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他们就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总辞职。从1930年代起，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相结合，迫使内阁听从其意见，将日本急速推向法西斯道路。

在“七七事变”第二年，1938年，议会在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一名议员的陈述稍嫌冗长，在陆军省任军务课国内班长的少佐坐在台下听得不耐烦，便指着正在发言的议员的鼻子大喝一声：“住口！”（史称“住口事件”）。一个低阶军官不仅堂而皇之地出席帝国议会的会议，还对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颐指气使，甚至中途叫停发言，这是世界宪政史上闻所未闻之事，也意味着日本的议会制度已名存实亡。

两年后，最后一位元老、91岁的西园寺公望元老失望地告别人间。尽管他是一位难得的开明政治家，被称为“日本民主最后的守护者”，但由于他在军方没有根基，不能像伊藤博文那样以元老身份调整议会、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因此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在他去世一年后，日本军方就挑起太平洋战争，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几代人奋斗得来的近代化成果，就这样被明治宪法的“黑洞”所吞噬。那些一生为日本的“富国强兵”而奋斗的元老们，假如活着看到这样的悲剧结局，一定会为自己的私心而忏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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