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建军大业》的革命叙事”青春化“尝试和大陆引进菲佣的传闻。

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再到《建军大业》，用全明星阵容、商业片逻辑来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似乎为全面丧失市场的“主旋律”电影探索了一条新路。《建军大业》更是为了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大量启用年轻的“鲜肉”演员饰演历史人物，也因此在上映前就遭到了许多非议。然而比选角问题更严重的，是彻底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历史叙事，故事从大肆屠戮共产党人的上海“412”政变开始，将南昌起义的原因简化为“别人打我，因此我们要打回去”的粗暴逻辑。而在对待战争和革命的历史观上，也通过强调神话献祭般的、无差别的牺牲来模糊、甚至消解了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这样的叙事或许能够更轻松地与年轻观众实现价值和情绪上的对接，但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历史遗产的抛弃与毁坏。

据《菲律宾星报报道，中国计划开放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到中国的北京、上海等五座城市就业，第一批进入中国大陆的“菲佣”可能获得高到1.3万人民币的月薪。但随后，目标城市的家政服务公司称并未收到相关政策变更的通知，菲律宾劳动就业部长也否认了将就此事与中方展开协商的说法。“菲佣”究竟能否进入大陆尚未可知，但相关报道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菲佣”这一“英文好、学历高、从事跨国服务”的家政工人群体的好奇。事实上，“菲佣”是菲律宾长期殖民历史的沉重遗产与当今世界资本、劳工的全球流动对撞出来的复杂产物，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开放“菲佣”就业，她们又会与新兴的中国城市中产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革命历史题材变热血“青春片”：“主旋律”去政治化的得与失

作为建军90周年的献礼片，《建军大业》因大量起用“小鲜肉”扮演历史人物而未播先热。影片上映前夕，南昌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叶挺将军的后人导演叶大鹰在微博发难，指责《建军大业》的主创黄建新、刘伟强”借重大历史事件来发娱乐财”，并称让“小鲜肉”演员来扮演叶挺，是对英雄的羞辱。而在微信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发表的评论则认为，《建军大业》不仅在演员阵容上做到了全面年轻化、“鲜肉化”，在叙事上也将革命历史题材转码为了更有票房好张力、年轻观众更有共鸣的“青春片”。

作者李小毛从影片结尾的井冈山会师谈起，他注意到，在那场戏中，镜头缓缓略过毛、朱之后，聚焦在年轻的粟裕一代身上，这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中不曾出现过的一幕。这群青春面孔的登台似乎也宣告着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的转变：一方面，解放后第一个三十年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叙事与第二个三十年强调市场经济的改革叙事之间的断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一种新的历史表述方式以青春的面孔出现，开始占据银幕前端，获得了自我言说的空间；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与红色历史达成了和解，青年演员所象征的蓬勃市场活力以想象性的身份成功地参与了革命叙事。

文章也提到，在《建军大业》上映之前，叶挺后代、导演叶大鹰就曾对“小鲜肉”扮演革命领袖提出了质疑，甚至在网络上炮轰“小鲜肉”的“伪娘”气质难以胜任历史人物。事实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崇尚“鲜肉美学”的青年亚文化在后冷战时代是以对抗主流文化价值的叛逆面貌出现的，它代表的是青年一代逃避现实大命题、张扬自我、追求个体生存意义的“反主流”倾向。作为相互对抗的两种文化，以“小鲜肉”为代表的叛逆亚文化首度参与主流叙事必然会遭受非议，甚至会让一部分人担心主流文化被篡改和抹杀，使革命历史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此次“新主流”电影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并非完全处于市场考虑，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主流价值内部重组的策略需要。

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主旋律”逐渐沦为票房毒药，革命经验始终难以在当代观众中建立有效的认同机制。《建军大业》则将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题材转码为青春题材，它表面上是一部红色经典，实质上则可以被还原为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青春片”，一部关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烦恼”可以轻松地与“青春片”中常见的成长与挫败的故事无缝对接，而一众鲜肉演员自带的众多青春片记忆也是观众可以在潜意识中将《建军大业》识别为他们熟悉的青春片类型。

然而与《柳堡的故事》、《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青春革命题材不用，《建军大业》中的青春叙事呈现出“去政治化、去革命化、去阶级化“的新面貌，在对于林彪、粟裕等难以定论的历史形象，《建军大业》彻底规避了一切悬置于党史中的复杂诡辩的左右斗争，呈现出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奋斗成长的底色。

除了以青春成长替代党内斗争，《建军大业》还对另一历史裂痕进行了修补，那就是国共之间的历史形态对抗。在影片中，南昌起义结束后，贺龙部队来到国民党南昌守军阵地前，向死去的国民党将士脱帽致敬；三河坝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将领钱大钧望着漫山遍野的尸体，吩咐部下，“黄埔的都厚葬”。“致敬”与“厚葬”代表了“新主流”电影努力寻求共识的文化姿态，让曾经在战争中被遗忘或遭受屈辱的国共双方军人都获得历史的命名与体制的追认，从而消泯国共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正如《集结号》的宣传语“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新主流”电影不再以意识形态来界定英雄死亡的意义，而是通过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来统摄价值的同一性。

“菲佣”的昨天与今天：殖民遗产与全球资本主义夹击下的菲律宾

据《菲律宾星报》网站7月31日的报道，菲律宾劳动就业部于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打算聘请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前往中国的5个大城市就业，并承诺给予这些“菲佣”高达十万比索（折合1.3万元人民币）的月薪，首批开放的五个城市中包括北京、上海和厦门。据悉，中国开放雇佣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对中产家庭小孩的英文教育有帮助；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努力改善中菲双边关系，促成了这次跨国就业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许瀚艺在给《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撰写的评论中回顾了菲律宾劳务输出的历史。早在西班牙殖民时期（1565-1898），菲律宾海外劳工就以零星、小规模的方式出现，主要在横跨美亚两洲的大帆船贸易中担任海员。真正有组织、较大规模的菲律宾海外劳工群体，出现在美国殖民时期（1989-1946），他们成为北美西海岸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来源，由于没有教育背景，英语也不流利，这些菲律宾劳工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标准，并且无法用英语抱怨。更加不幸的是，这些种植园工人并没有因此获得美国国籍，他们只是殖民帝国剥削过程中用后即弃（disposable）的“工具”，多年付出的辛劳和遭受的痛苦最终只换来一纸遣返文书。

菲律宾虽然于1946年获得独立，但并没有摆脱美国对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控制，在这样的局面下，菲律宾战后的经济恢复与社会重建举步维艰。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国民收入不断降低、失业率激增、大量人口陷入贫困。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成倍上翻，积聚了大量财富的中东国家亟需劳动力来进行社会建设。菲律宾于1974年颁布《劳工法典》，鼓励出国务工，接着成立了海外就业发展委员会以及中介公司，为海外劳工与跨国公司牵线，征收招募和管理费用。籍此，政府以最低的成本将国内剩余劳动力作为商品输出到国际市场，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同时也积累了外汇。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目的地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国家，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工程师或熟练的建筑工。80年代后期以来，菲律宾海外劳工从事的工种开始覆盖农业、生产、服务、销售等各个领域，亚洲的新加坡、日本以及香港等发达地区也成为菲律宾海外劳工的重要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加入到出国务工的行列，她们大多从事医护与家庭帮佣等服务类工作。

虽然资本与劳工的跨国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家边界，但边缘与中心的权力结构并未因此改变：在中东国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菲律宾海外劳工被雇主斩首的惨剧；而在新加坡工作的家庭帮佣，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因为怀孕而被解雇。当年赴美劳工“用后即弃”的命运如今仍在重演。

在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推动下，菲律宾政府逐渐从劳务输出的单纯推动者向组织者、维持者和保障者的形象转变。上世纪90年代，菲律宾颁布了《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案》，法案肯定了海外劳工对菲律宾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贡献，强调政府对出国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与人身安全负有责任。此后，菲律宾设立了针对劳务输出的管理、协调与保障机构，为出国务工人员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语言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出国就业，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纠纷，政府也会出面调解。

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每年向世界各地输出约200万海外劳工，占到菲律宾总人口的6%左右，海外劳工的收入为菲律宾经济带来了可观的增长，被菲律宾社会上下称为“新英雄”或“民族英雄”。虽然绝大多数菲律宾海外劳工从事的是非技术性职业，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收入高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菲律宾人重视家庭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充分地支撑起了这一实践。

家庭是菲律宾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单位，个体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是重视家庭的表现，具有很高的道德意义。同时，家庭与国家之间也存在同构关系，“家即小国，国即大家”，因此，出国务工的意义超越了个体与家庭层面，直接指向国家。真正让这些海外劳工心生自豪的，不仅是优厚的报酬对其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肯定，更在于他们对自己家庭、国家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在这一意义上，称其为“英雄”并非过誉。

然而，在英雄的赞美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海外劳工及其家庭，同时影响着菲律宾社会。首先，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隔制造了许多“跨国家庭”，父亲或母亲角色的却是对子女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大量的留守男性（家庭主夫）也挑战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导致家庭矛盾频发。其次，海外劳工的收入大量被用于海外消费（为亲戚朋友购买礼物等等），而并非国内的消费、积累和投资，因此，海外劳工家庭的生活质量往往只有短暂的提升，随后又陷入窘境。

最后，尽管菲律宾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保障海外劳工的就业和人身安全，但归根究底，海外劳工的命脉仍然掌握在雇主（国）手中。国际及地区局势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海外劳工的处境。时至今日，海外劳工群体仍在不断壮大，而菲律宾的经济却依然问题重重，劳务输出虽可解一时燃眉之急，却恐难以起沉疴、疗绝症。

专栏作家维舟在为“腾讯·大家”撰写的评论中则指出，菲佣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但无法在本国充分就业的专职服务人员，恰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于是成了这个国家最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菲佣的产生，源于菲律宾特殊的殖民地历史、国家-社会形态、以及一种依附性的产业结构。

在殖民地时代，菲律宾的经济严重依赖宗主国，贸易被外国人所控制，本地人很难分得一杯羹。同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大权几乎由约80个家庭掌控，前五大家族旗下企业的总市值展全国的43%，位列亚洲第一。从殖民经济中获得的巨额利润，并没有投入到国内的制造业中，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的菲律宾人很少能在工厂里找到就业机会，社会心态又仰视权贵，使得普通人大批涌入为权贵服务的行业。

同时，在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社会的整体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在识字率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上都领先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妇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可以自由外出、接受教育，甚至不需要女伴也可以出席社交场合，菲律宾还于1937年赋予了女性选举权，这在亚洲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然而，菲律宾经济发展迟缓、制造业比重低，无法吸纳这么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优质劳动力，加之人口迅速膨胀，更加重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到上世纪80年代，菲律宾已经沦落为东南亚最萧条、贫穷的国家，30%的菲律宾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个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都离开家乡、去更好的地方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菲律宾成为了一个专业人员、帮佣和演艺人员的输出国，去年，菲律宾的海外劳工共汇回国内269亿美元，菲律宾近一半的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考这些汇款生活。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普通中国人很难理解并接受菲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所理解的“佣人”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质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专业人员。在潜意识里，中国人也常常将“服务”理解为低人一等的“服侍”。不仅如此，这种观念还假定“家务活”是“女人干的杂事”，没有专业性可言，也不值得重视，根本算不上是“工作”。而菲佣是从西方那种将家务劳动专业化并予以外包的传统中催生出来的职业，她们必然会给中国雇主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事实上，即便是打算高薪聘请菲佣的城市中产，与其说是尊重她们的专业技能，不如说是将之视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从这一意义上讲，菲佣的到来，可能正是一个改变我们传统观念的契机，可以唤起我们对家庭生活民主化以及一种基于平等契约关系的家务外包的认知。如果惊叹菲佣的月薪太高，那么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评估家庭主妇劳动的价值？如果引进菲佣能促成这样的觉醒和转变，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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