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学习，我搬出校园，住进校外一间旧农舍。天气不好的时候，我要开车 15 分钟才能回家，而伊萨卡的冬天寒冷又多雪。这里是乡村地区，道路排列得整整齐齐。农场以奶产品为主，有些农场发展繁荣，有些已经萧条，有些则已经废弃。

我和很多人一起住在农舍里，我只认识其中一个人，他和我上同一节罗马诗歌课。后来我发现我的室友包括我同学的妹妹，和她的长得像耶稣一样的艺术家男朋友，一位住在厨房后面的红发男（我从来没和他说过话）。其他人来了又走，住在空荡客厅里的沙发上。我们并不算是室友，只是在冰箱的鸡蛋上写上各自的姓名首字母。

这个位于哈尔希维尔路上的房子没有暖气，偶尔才有热水。我的房间在二楼，从阁楼窗户可以看到外面那条从不堵车的小路。天气好的夜晚，几英里外车轮与碎石地面摩擦的声音我都能听清。

虽是如此，当时的生活也绝称不上是什么田园生活。冬天时，农场里的狗得了闲，四处乱窜，一般人也都不会随便出门。房东把地租给了附近的农户，日落时分的景象，从夕阳余晖变成了朝我冲来的犁地机，它大口大口地吞吐着土地。

这里人口稀疏。我们的邮件会被放在路口，几家人共享同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称之为“共同热线”。即使在那时，这种情况其实也算是相当过时了，我们只能通过铃声响起的次数来分辨是谁的电话。但由于我们并不习惯这种打电话的方式，有时候正好在电话旁，就会不小心接起了别人的电话。邻居们可讨厌我们这种做法了，他们一般都会对错接电话的人说：“赶紧挂了吧，你这个该死的嬉皮士。”如果你想要打电话，只能等别人先结束通话，这通常会导致各种愤怒。

而且我们会怀疑有人在偷听，同时我们又会去偷听别人打电话。我一直喜欢偷听，无法抵御这种诱惑。我听过陌生人的八卦，不过大多数时候只是夫妻互相提醒对方做家务而已。

我有时会听到一个声音轻柔，带点英国腔的女人打电话。与其他人不一样，她总是很礼貌地说一些客气话，像是“如果不是太麻烦，请问您，我能否在十分钟后用一下电话？”我并没有在偷听中了解到太多关于她的信息，只知道她可能不太富裕。因为我们打电话是按时间付费的，而她总是挑重点讲，简短地把通话时间控制在一分钟内。

有一天早晨我们刚刚吃完晚饭，却突然听到有人敲门。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从没有人敲过门，我也不知道这栋房子到底有没有钥匙。有人问：“是谁？”，一位带着些英国口音的女人回答道：“您好，您好，我是你们的邻居，就住在斜对面的街角。”我马上认出她是那位打电话的女士。起初我还心慌了一瞬间，担心自己被发现，不过我马上意识到，除非我自己承认，否则她不可能知道我有偷听过她打电话。我离门最近，于是去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位浅啡色头发的女士，她的头发松松垮垮地挽着，看上去五十多岁，穿着好几层破旧的男士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开衫。

她伸出手，自我介绍了一番（后文会称她为理查德夫人）。我招手让她进来，我们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她一个接一个地看向我们，然后说：“我知道这里的其他邻居不是太喜欢你们住在这里，但对我来说，邻居就是邻居。”

我们给她上了茶、咖啡和果汁，但她什么都没喝，说只是路过一下。她对我们说：“如果有空，欢迎随时来我家做客。”她又一次拒绝了我们留她吃饭的邀约，对我们说声再见便离开了。

我没有听到汽车声，她一定是走路来的。“太奇怪了，”一个室友说。

“噢，哇哦，”她弟弟说。

同学妹妹的艺术家男友站在桌旁，用充满优越感的语气说，刚刚真是非凡的一刻。

我觉得她的到来有点奇怪。虽然她的到访完全是出于好意，但其中却颇具绝望的意味。从偷听她简短的电话，到看到她穿着的旧毛衣，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面乡村地区的贫困现象。

不久，我们和理查德夫人的生活有了交集。他们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打算，但这确实发生了。

我记得是在早春的时候，有一晚，理查德夫人给我们带来了一大桶新鲜的牛奶，既没有高温杀菌，也没有匀浆。这桶牛奶温暖、多泡、口感丰富、充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口感，也许是红花草的味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祖先品尝的牛奶的味道。

理查德夫人喜欢讲她和丈夫是住到哈尔希维尔路来的故事。她丈夫是一位海员商人，退休后，两人把一个海锚绑在皮卡车的保险杠上，并决定在海锚掉下来的地方定居。这个故事听上去不太真实，锚真的在这里掉落了吗？那处农场正好在出售吗？不过她每一次讲到这个故事时，我们都用微笑来回应。我觉得这个故事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和幸福的运气，而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少有的。

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现在的处境真的很糟糕。他们原来的农场被烧毁，理查德夫妇、他们十岁的儿子、理查德先生的母亲只得住在一处侧房。理查德先生看上去有六十岁了，不过他的实际年龄可能更年轻一点。他脾气古怪，表情苦恼，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们的儿子那时候行动迟缓，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无法成为农场的接班人，所有的责任都必须要理查德先生来承担。

我们开始为他们提供帮助，春天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彻底打扫了房子和谷仓。夏天结束时，我们和理查德一家一起捆好了所有干草，并在谷仓安置好。

夏天早些时候，我开着拖拉机耙草，经过一两行后，耙草机被湿草卡住。理查德用弯刀帮我解决了问题，他工作的时候一直嘟囔抱怨，但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我那时 20 岁，仍然盲目地体验着一切。受够了冷水洗澡和那位疯狂的艺术家之后，我搬出了农场，在校区附近租了一处便宜的房子。我和理查德一家失去了任何联系。几个月后我们再一次见面，是因为我加入了一个名为“伊萨卡视频项目”的媒体组织。

“伊萨卡视频项目”是菲利普·马洛里·琼斯（Philip Mallory Jones）提出的概念，那时他还是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我们为了买到新上市的索尼便携式摄像录像机（Sony Portapak）而聚到一起，而这个录像机就是我们拍视频的第一步。这远远无法说明这个机器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它的出现使得科技改变了我们现有社会已经建立的秩序。

我们申请了资金，纽约州艺术委员会奇迹般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万美元。在 1971 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足够我们买索尼录像机（价值一千五百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八千美元）、一个剪辑台（价格更贵）、磁带、电线和其他配件，这是我们需要的所有物品。

那时，拍视频意味着各种设备和成千上万美元。电视让文化传递进千家万户，而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都是由电视台和大广告公司控制的。对个人来说，索尼录像机是奢侈品，但全国各地的团体通过资金申请和众筹来买录像机。这个小机器为我们提供了打破公司控制，重新定义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现在上百万的人手中都有录像设备，这一切的开端都是索尼便携录像机的销售。

录像机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拍摄视频，没有其他人告诉我们该拍什么。我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无论涉及政治、艺术还是色情，都没有任何限制，不会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我们当时的行为在现在仍然会受限，但参加了“伊萨卡视频项目”的所有人都感到由衷高兴。

尽管拍电影需要专业技能，但每个拿到录像机的人，都在几分钟内都学会了如何上手。机器镜头可以随意放大缩小，还可以自动曝光，即使在天黑时也可以拍摄。你可以拍摄黑暗房间里的政治会议，人们抽着烟谈论着革命，反而让其具有一种地下电影的氛围。索尼录像机的出现让抗议、激进主义、艺术、游击电视都成为可能。

我明白我对机器没有恐惧。我喜欢在肩上背着一捆捆电线，这让我觉得自己又坚强又酷。我喜欢在房间里布置好电线，放好设备，准备拍摄。我喜欢在编辑台前操作按钮，来回播放磁带以找到正确的内容，准确地将需要的内容剪辑出来。我去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专门参加了视频剪辑培训班，后来这里成为了艺术视频的孕育之地。我学习了调色、录音等技术，我很享受这段时光。

离杜鲁门斯堡（Trumansburg）小城哈尔希维尔路的那间农场并不远的地方，就是音乐合成器发明者罗伯特·A·穆格（Robert A. Moog）的工作室。我记得曾和别人为了“视频工程”的工作去拜访他。他的工作室里有桃木盒子装着的键盘，控制波形、振幅、频率的电子产品，还有各种笔记和其他我认不出来的东西。1971 年，正当“视频工程”刚刚收到一批索尼录像机时，罗伯特·穆格的迷你合成器（Minimoog）问世。和索尼录像机一样，这是一种可移动的、供音乐家个人使用的合成器。便携视频媒介、便携乐器等电子产品，让我们生活在了电器的围绕之中。

我们拍摄的视频作品包括一个绝望的瘾君子给自己注射毒品。我们将这个片段在街头播放，希望这能减少瘾君子们对海洛因的上瘾程度。我们还拍了奥内达加印第安人反抗锡拉库扎市政府乱征地的斗争，并在纽约州众议院播放了这段视频。我为当地电台拍了一个将 A·R·安蒙斯（A. R. Ammons）的诗歌影像化的节目，菲尔做了动画部分，我们一起拍摄。我们还开设了录像机使用教学课程。我们想到了“视频之父”白南淮（Nam June Paik），是他将电视荧幕重新定义成了艺术家的画布。我们也想到了其他实验这种媒介的同行，他们从各类监控中抢回了控制权，这种改变给整个文化带来了动荡。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手中把玩着各种机器，科技改变了整个世界。确实如此。

但我觉得我拍过最好的视频，是关于理查德一家和牛奶冷藏室（bulk tank）的出现。

距离我最后一次见理查德一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他们的处境从困难变成了绝望。当地的牛奶公司原本是帮助农民将牛奶卖向市场的组织，但他们却决定不再收购传统的罐装牛奶，而只会从农民那里购买牛奶冷藏室中储存的牛奶。

牛奶冷藏室的价格很贵，需要上万美元。理查德一家没有足够的现金，也付不起贷款。牛奶冷藏室的出现不仅影响了理查德一家的农场，而是对任何依靠公司收购牛奶的小农场都产生了影响。如果要满足牛奶冷藏室的标准，一家农场至少要拥有 60 头奶牛，而理查德家只有 30 头。

牛奶冷藏室确实比罐装牛奶的效率更高。消费者们也会从中受益，因为价格相对较低。这正是科技的优势：标准化、利润最大化，为销售、市场和分销渠道增加了效率。

这也是科技的缺点。牛奶冷藏室的出现只是社会受到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只不过这并没有帮助扩大个人自由，而是驱使小型家庭奶牛场逐渐消失。

一天早晨，托德和我开车从哈尔希维尔路去理查德的农场，拍摄理查德一家的生活和他们面临的牛奶冷藏室问题。一头金发的托德熟练地操作着相机，我和理查德夫人在农场里边走边聊。

那是早春晴朗的一天，阳光让农场笼罩在一层光泽之中。理查德夫人打开谷仓大门，奶牛们笨拙地走了出来。“我太喜欢它们这样冲出来了，”她喊道，但马上又接着说，“不过这样对牛奶不好。”

她说到牛奶冷藏室的问题以及这农场带来的影响。在接近拍摄结束时，理查德夫人突然站起来，但什么都没说。然后她用手掌托着下巴，望向田地，说道：“哎，有时候这一切真是太难了。”

托德给了沉默的理查德夫人一个长长的特写，我也没有说话，让这沉默延续了下去。然后托德将镜头顺着理查德夫人望向的方向拉远，而理查德夫人仍然沉默地站在那里，手托着下巴。在镜头里，理查德夫人被她的农场、田地和谷仓包围着。

我们尽可能地传播这则视频，甚至在牛奶公司的一场会议上播放了视频。会议室的大厅有着坚硬的木地板，来参加的人数很少。他们保持着冷漠的表情，看过视频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对文化抱有怀疑，我们在大学里是嬉皮士，我们在失败的农场里住着便宜的合租房。我们怎么会了解他们的生活？

最后的结果在预料之中。牛奶公司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颠覆性大机器战胜了我们的索尼录像机，我们无法阻止牛奶冷藏室时代的到来。

在 Mac、个人电脑、数据库、局域网、互联网、机器出现之前，我们相信科技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然后大公司控制了互联网，商业监控处处可见，互联网成了广告与销售的阵地。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真相让大众终于知道美国政府在监控其国民，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也成为了监控的工具。

每当新科技出现时，我接受它们的存在，但总会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我无法想象科技真的给我们带来了终极的好处，有些事情让我难以沉迷进去。而每当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时，我从不觉得惊讶。

当我开始回忆理查德一家的故事时，我明白了是什么让我充满怀疑和担忧，甚至对科技的作用感到害怕：牛奶冷藏室、小型家庭农场的终结和隐私的消失。从我对理查德一家的了解、他们经历的绝望、我小时候经历的荒唐事迹、我愚蠢地相信我们的小录像机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些都让我对科技保持着小心翼翼的距离。

本文摘自《编码中的生活：科技的个人史》（Life in Code: A Personal History of Technology），艾伦·乌尔曼著，2017年8月8日出版。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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