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华北第一道场”的奶奶庙最近非常火，据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生徐腾的演讲展示的照片可见，那些神像几乎都是粗制滥造的，除了传统的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等神仙外，里面有今天的信众们需要的各种神——车神、官神、学神……这些粗陋的形象，自然要招来嘲笑和批评，有媒体认为，“奶奶庙”具备淫祀的特征，即便是香火再兴旺也不能被称作道场。相反，这种把信仰当生意，按需造神的做法，亵渎了信仰。也有论者认为，“奶奶庙”不是信仰，只是现实生活的表达，是消费主义的狂欢。

相信看过照片的人都同意，奶奶庙的神像确实比较形象粗鄙、诉求直截了当、经济挂帅，尤其在审美上，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审美什么时候成了民间信仰的门槛呢？换句话说，民间信仰的成立与否是靠看脸的吗？如果我们看看古代的那些淫祀，就会发现，民间信仰既不看脸，也无需触及灵魂。

什么是淫祀？《礼记·曲礼》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就是说，没有得到国家许可的祭祀活动，都是非法的；同样的，没有得到国家执照的庙宇，也是非法的，要坚决打击。得到国家祭祀许可的神仙有哪些呢？《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大致就是说，国家、民族英雄才有资格。

打击淫祀是自古以来的国策，《汉书·平帝纪》 记载，西汉平帝元年就颁布了“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的政策，为什么要禁淫祀？一方面，这些非法的庙宇和祭祀往往潜在地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这对政权的稳固是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这些非法的庙宇和祭祀活动对地方经济的危害极大。

不过，有意思的是，政府一方面禁淫祀，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从民间选材造神。比如著名的关圣帝君（关羽），其最初的形象是这样的：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北梦琐言》卷十一“关三郎入关”）

这里的关三郎即关羽，死后率领阴兵作祟害人，甚至被视为“关妖”。据吕宗力、栾保群先生所著《中国民间诸神》介绍，关羽死后，当地人在玉泉山立祠祭拜，但直到唐代都没有多大影响。按照当时的标准，绝对属于淫祀，可是宋代以后地位开始提升，人间的帝王不断加封他的官位，到了明代，被封为“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连各地的关帝庙都安排好了替身，以便关帝真神在天界工作。

如果说关羽封神与其在民间中逐渐丰满的忠义形象有关，那么蒋子文之封神就令人啼笑皆非了。据《新辑搜神记》卷六“蒋子文”记载，蒋子文是扬州人，为东汉末年的一个下级军官，“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在一次讨伐山贼的战斗中阵亡。传说三国鼎立时，有故人在街头见到活的蒋子文，白马羽扇，一副儒将打扮。故人吓得要死，蒋一把抓住他说：我已亡故，想做本地的土地之神，你跟乡亲们说，给我立祠祭拜，我将造福乡梓；不然的话，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乡里哄传，这种无赖怎能做土地爷。没人当回事，正巧这年夏天大旱，蒋子文又通过巫师显灵：我要辅佐吴主孙氏，赶紧把土地庙造了，否则要有小飞虫入人耳为祸。孙权认为不过是妖言惑众，不予理会。结果飞虫成灾，飞入人耳必死。孙权开始有点担心了，他又托梦说要纵火，一直烧到孙权的皇宫。这下闹大了，群臣商议，是要给鬼一个说法，于是孙权下诏，封蒋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

蒋子文为了逼迫百姓为其立祠，煽动虫灾，在宫中纵火，直是一副无赖形象。既无赫赫功业，又无可资汲取的德行，可就因为传说中吓住了吴主孙权，拿到了合法的执照，完成了从淫祀到列入国家正式祀典的过程。此后，蒋子文以侯爷的身份在江南横行，既会像土匪一般欺男霸女（《太平广记》卷293），也会在国家有难时帅阴兵出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虽然南朝帝王对其态度有差别，但总的来说，影响力还是逐渐扩大，到南朝宋时，“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几乎成了国家保护神。可见，从“淫祀”到正神，无非是政府的一纸许可证。

还有很多人批评奶奶庙的信徒诉求过于直接，车神、官神、学神、大殿、正殿的名称显得那样不加修饰。可是，换用“文昌帝君”、“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大雄宝殿”之类的名目，信仰的性质又会有什么不同呢，难道能传达什么精微的教理吗？民间信仰的起源，本身就与生活中直接的诉求相关。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现在成熟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其初起时，也是强调治病救人的神通而非精致的教义。道教初起时，就是靠符咒、祈禳招徕民众的，《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熹平时，汉中张角为五斗米道，以符呪疗病。其请祷之法，书病人姓氏，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五斗米道的名字比起正一道、正一盟威之道似乎显得“土气”，可是当时人们看中的是其“符呪疗病”的功能。南北朝时期寇谦之与陆修静、陶弘景分别发起的道教清整运动，整理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其原则就是“专以礼度为首”，文胜质则史，主动调整以向世俗权力表示屈服。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也需要大展神通。《高僧传》中有从事译经、义解、习禅、明律的，也有靠神通说服皇帝的。卷九“神异”中介绍竺佛图澄在洛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石）勒由此信服”。后赵石虎登基后，中书著作郎王度上疏请求禁绝佛教：“佛出自西域，是洋神，对我国民又没有什么功德，国人不应该信佛。……应该下令禁止官员、百姓到佛寺烧香祭拜，有敢违犯的，与淫祀同罪。那些做了和尚的，也要强制还俗。”王度以华夷之辨为理由，将与中原礼制有冲突的佛教视同“淫祀”。可是石虎的回答很有意思，“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要是遵纪守法，佛教来自异域又有何妨？以残暴著称的石虎，对于佛教义理的理解，不会有多深刻。可是，竺佛图澄用按需定制的神通，征服了帝王，也就此摆脱了“淫祀”的定性。

至于奶奶庙涉及的经济因素，无论在民间信仰还是成熟宗教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中国古代无论禁淫祀还是几次灭佛运动，经济问题都是重要的动因。奶奶庙的寺庙承包制，与古代寺庙僧尼“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都是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同样是寺院经济，注重包装、审美，人们的接受度和美誉度就完全不一样。奶奶庙简陋粗鄙的功德箱让人无法接受，可是请看从日本寺庙买的护身符（见图），据朋友介绍，hello kitty 的护身符购自东京最大的寺院之一成田山，800 日元，大约 50 元人民币。而那个有家内安全、交通安全、商业繁昌等十六种功能合一的护身符，虽然是纸片做的，但可以卖到 1000 到1500日元，人民币 100 元。同样是寺院经济，奶奶庙在审美上完败。不过我们倒可以这么说，奶奶庙其实是输给了一个看脸的世界。

奶奶庙所展现出民间信仰形式上的粗鄙、直接、功利无需回避，大可不必用质朴、土酷之类的话头抬高它们，因为它们所展示的信仰的表现形式，与我们千百年来所见的各种“淫祀”并无本质的区别。千百年来，淫祀就是以这么赤裸裸地直接展示欲望、诉求的方式存在着。有的被改造进入国家祀典，拿到了正式执照；有的在时间的流逝中也慢慢湮没，不为人知。奶奶庙里自发的祭拜行为，如果不违背现行的法律，由其自生自灭不是很好吗？

历朝历代在禁淫祀问题上做得好的官员如唐代的狄仁杰、清代汤斌等，都被视为循吏而受到表彰，而民间传说中的官员，往往不敌民众高涨的造神热情，《聊斋志异》卷二中就记载过一位地方官禁止铺张拜神而后丧命的故事。

人民群众造神的热情不是几个行政命令就能压制住的，无赖一般的蒋山神也好，忠义威武的关帝庙也罢，都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退，而观世音菩萨，既能救苦救难，又可回应求子嗣的祈请，所以在奶奶庙中还能占据一席之地。更能反映民间信仰与时俱进的则是奶奶庙那个手持方向盘的车神。古代著名的车神造父是西周穆王的专用车夫，能日驰千里，可是在如今，不会玩方向盘的造父，难道老百姓不能让他下岗？

奶奶庙的野蛮生长，对于经受启蒙、理性洗礼的知识人来说，也许只是个笑柄，但是对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来说，粗鄙的形式不是要点，满足了生活中的诉求才是存在的理由，占据审美高地的知识人之所以对其口诛笔伐，还不是因为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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