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一席”上的演讲近日得到了广泛传播、讨论。罗斯高认为，中国作为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后备劳动力却在面临着由教育程度低，营养不良和陪伴缺失带来的认知能力低下危机。他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和触目惊心的图表数据，将农村儿童的发展现状再次带入公众的视线。而为了解决危机，他开出“让妈妈回到农村”的药方，将改变的责任归于母亲。

在引发关注的同时，罗斯高的提议也激起了舆论的剧烈批评。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罗斯高号召母亲回到农村，无异于继续强化男女刻板的社会分工，把母亲限制在育儿和操持家务的角色中；从研究伦理的角度出发，为幼儿测定智商，用什么方式测定智商，包含了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从学科范式出发，能否用经济学角度量化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待讨论……

然而，当公众还以为“让妈妈回家”只是罗斯高一厢情愿的号召时，现实已传来了危险的信号：最近五年，大量进城务工妇女放弃工作，主动选择返乡陪读。罗斯高开出的“药方”已有成为“新事实”的趋势。

事实上，监护人缺失，分离的家庭模式必然会影响儿童的生命历程和成长，这不仅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普通人同样拥有的简朴教育理念。如果说初代农民工让老人带小孩是“可接受的下策”，那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老人带不好小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祖辈监护”的选项不再被接受，因此实质性地促使了妇女们或返乡或留守的“丧偶式育儿”。

妇女返乡陪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担心的监护人缺失问题，却也显示了当下的农村儿童照料与教育的新图景。为什么老人不再拥有抚养孩子的能力？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回家陪读？当母亲返乡后，母亲、父亲和农村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挑战？

事实上，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从来都不是家庭或者个人维度就可以解决的，母亲返乡，恰恰无奈地标志着教育投入的不足。面对罗新高提出的问题，该追问的对象不是母亲，而是我们的教育，就业等社会支持体系是否做好了准备？

“公婆带不好孩子”：新生代家长的教育期待

“母子分离”在每一个时代都牵动人心，“留守儿童”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群体。近日讨论之所以牵动人心，是因为如今的打工者，同时具有“流动”、“留守”和“返乡”的三重体验，他们是三十年前的“留守儿童”，是当下“外出务工”的中坚力量，是初现雏形的“陪读妈妈”，正面临着“如何养育孩子”的全新考验。

2014年起，我在罗斯高所说的“大部分孩子生活的地区（即中部地区的贫困农村）”调研，我发现“拒绝祖辈抚养”是新生代打工者最先做出的养育决定，对他们来说，这个选择很“艰难”，却也很“自然”。当询问他们为何做此决定时，我得到的答案往往非常简单——“公婆带不好孩子”，而不是“老公不让我出去”或者“公婆不让我出去”。

祖辈不是突然“带不好小孩”的。往前看十五年，2002年前后的社会研究仍然指出“祖辈监护”是最主要的监护类型，接近九成的父母认为祖辈带孩子“没什么问题”或“只有一些问题”。但是近年的研究却显示：“单亲监护”（尤其是母亲监护）正在超越祖辈监护，成为农村儿童最主要的监护模式。十五年前，祖辈健全还留在家里看小孩的妇女会被说“懒”，在外务工是“正经事”，但现在，常年在外的母亲则会被说为“心挺狠，孩子那么小，还跑那么远。”

如今的年轻父母有过“被留守”的经历，他们深知祖辈抚养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辅导和督促学习、管不住小孩看电视、农忙时看不住小孩，做的饭孩子吃不惯等等。祖辈带大的孩子也被认为更容易性格有问题，或成为问题少年。

二十年前，“留守儿童”受到社会关注时，上述担心是普遍的，但却是被“悬置”的。而现在，这些担心已无法被新一代的父母所忽视——即使他们的教育水平同样不足以辅导孩子功课，但陪伴功能的重要性，已无需再强调。罗斯高的所谓的“忧心”，这一代为人父母者再清楚不过。

换言之，从“公婆带孩子没问题”到“公婆带不好孩子”，这中间发生变化的不是祖辈，而是父母。主动拒绝公婆带孩子，不再“悬置”隔代教育的弊端，实际上反映了新生代打工者对孩子受教育的巨大渴望，他们虽“子承父业”继续流动打工，但极其渴望孩子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成为下一代打工者。

罗斯高喊妈妈回家而不喊爸爸回家，带来母亲“丧偶式育儿”的弊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我在调研中发现，尚未归乡的父亲也表达了异于父辈的担心。不少父亲坚定地告诉我，他们一定要在孩子初中叛逆期时回家，因为妈妈一个人“管不住”，尽管父亲的抚育责任仍被推后，但新生代打工者对孩子接受更高更好教育的渴望，已成为他们对生活意义叙述的中心，围绕孩子的论述，远远超过围绕自己的论述，孩子成长的期许，占据了他们未来生活的所有构想。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除了家长之外，其他支持孩子成长的社会资源，正面临一场危机。

教育资源上移与“县城租房”模式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城市上移，留在乡镇而不是去县城变得愈发困难。据统计，2006年到2010年，我国累计减少农村小学84158所、教学点22143个，每年减少26575所，每天减少约73所。尽管教育部已在2012年叫停农村教育布局调整，但很多原来奉行“村不办小学、乡不办初中”的地方，却也实质性的吸收了这些撤并政策。直到今天，教育资源的上移趋势仍在被持续巩固与强化。

乡村两级现存的小学和中学寥寥无几，能提供的教育资源也不尽人意。于是，很多农村的陪读妈妈，就得在乡镇和县城中选择。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会去乡里的小学和初中，到了高中再去县城，条件稍好的则可以“一步到位”，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就去县城。如果孩子不向上移，就会被留在教育资源分配的底端。

以我所在的村和乡为例，一半以上的小学学生数只有个位，老师们迟到早退，甚至不布置作业的现象十分普遍。乡级中学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确保自身的存续压力下，学校不得不以加强校园规训、极化学生分层甚至是鼓励差生向职业学校提前分流、将分流任务指标化等方式来强化学生管理。在农村糟糕的教育条件下，父母不得不重新在乡镇和县城寻找学校，寻找新家。

这当中，中途转学比普通升学更难找到合适的学校，但好的高中名额常常被城市户口的家庭占据，走关系办不进公立学校的转学生，只能以高价的费用进入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很多又不能享受“两免一补”的政策。

对90后组成的家庭来说，县城更是唯一选择。和80后母亲相比，90后父母已根本无法回到农村生活了，首先是在农村找不到同龄人，过往的同学要么外出工作，要么还在读书；其次是家里还有公婆，年轻人少有种田，嫁进门的姑娘又不可能看着婆婆每天屋前屋后忙。

尽管越来越多的县城中学提供住宿，但意外的是，不少农村父母也拒绝孩子住校。在县城住校的费用并不便宜，但相比租房而言，能减少农村家庭相当大的一笔费用。拒绝住校的理由很多，包括在晚上督促孩子学习，可以经常和孩子交流等等，但“在学校吃不好”也是一个时常谈起的理由。新生代打工者的农活经验十分有限，但从小的生活方式，加上媒体上曝光的各类食品问题，让他们对学校伙食的状况十分担忧。尽管他们的营养学观念很多是捕风捉影的谣言，但他们相信吃学校的盒饭不好，菜是打农药的，油是转基因的，远不如自己做的健康。住在县城的陪读妈妈只能买菜，她们抓住一切机会向乡下的亲戚要菜，但更多时候，也只能吃城里没有虫眼的菜。

“陪读”模式背后的成本与牺牲

回家陪读的妈妈不仅壮大了一直存在的“留守妇女”的队伍，还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租房住的“陪读妈妈”。回家陪读对于女性而言，损失是多方面的。

首先，陪读的平均年限决定了回家的妈妈们难以再就业。简单算一笔账：80后的母亲从孩子上初中开始陪读，最短的陪读时间是6年，而更多的90后父母从小学就开始陪读，这样一来，读到高中最短也是12年。此外，这一代农村家庭的结构普遍是二胎，这意味着回家的妈妈在送走大孩子后，还要继续陪着小孩子，等到最小的孩子也高中毕业，女性的年龄已很难再外出务工了。

罗斯高研究中的养育观认为，决定孩子认知能力的最关键时期是0-3岁，如果妈妈在这一时期陪着读书，未来的教育回报就会最高。但有意思的是，0-3岁反而是不少80后90后父母唯一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祖辈的年龄段。在打工者的简朴教育观念中，0-3岁孩子的性格还远没成型，过了三岁后，孩子的年龄每大一岁，祖辈育儿的风险就在增大。抛开罗斯高的养育观念是否真的科学不谈，孩子0-3岁时，是妇女为数不多的能离开家进城务工的机会，甚至不夸张的说，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罗斯高畅想的后果，极大的压缩了妇女工作的时间段，让农村女性在生育之后的人生规划里只有抚养孩子。更糟糕的是，县城乡镇工作机会极少，合适的工作（小型工厂、餐馆、售货员）又很难自由安排时间，不能保障孩子的饮食和上下学接送。我所调研的县城，没有工作的陪读妈妈达90%以上。

经济上看，不住校，租房陪读的成本十分巨大。在县城和乡镇，租房的成本包括房租水电汽和日常的三餐，“什么都要钱”是县城生活的状态，而很多消费在农村本来是无需花钱或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的。90后陪读妈妈的公婆很多身体尚好，就会选择一起去县城陪读，好的情况是母亲可以放心的找个工作，差的情况是，在县城的生活成本变得更高了。对家庭来说，每月父亲务工的工资几乎全部用在了陪读开销上，当只有父亲一人在外打工挣钱时，在县城能选择的住宿条件也只能是最差的。如前文所言，这一代的父亲不少想在孩子到了叛逆期时回家，但是陪读家庭的经济条件又多大程度上允许他回家呢？

当罗斯高号召农村妈妈回家时，他是否想过上述的成本与牺牲要谁来承担呢？而对我们来说，解决农村儿童发展的问题，又怎么能仅仅关注父母回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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