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节日成为了史学研究的对象，那只可能是因为工业社会不再有节日。”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曾在1975年这样预言。

四十年后，奥祖夫的预言几乎成真，工业社会创造了名目繁多的消费狂欢节，而真正的节日却一个个消失。节日不再是情感连结和社会动员的场合，发自内心的庆贺和喜悦被被动制造的奇观所取代。

在1967年出版的《革命节日》一书中，奥祖夫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作为了研究对象。当大部分法国大革命史学者要么将节日视作革命浪潮中无关紧要的边角料，或者将它们视作枯燥的官方文化的一部分，而奥祖夫另辟蹊径，通过分析1789至1799年这十年革命期间的节日着装、游行路线、庆祝活动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节日的政治意涵和教化功能等等，开拓了从新文化史角度进入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新路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在《革命节日》英文版序言中所写到的，从对革命党人对理性的颂扬到罗伯斯庇尔的“最高主宰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都与节日相关，这些节日对于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至关重要，它们全面地展现了一个社会获得新生的过程。

《革命节日》的中文版于20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今年，《革命节日》再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首次引进中国的奥祖夫著作——《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和《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

在商务印书馆日前举办的奥祖夫“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新书对谈会上，《革命节日》的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分享了自己对奥祖夫这三本著作的见解——这三本文集的篇目都是由奥祖夫亲自选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主题，即应该如何看待革命与后革命时代之间的张力，而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一个“革命的影子尚未远去，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已经开始压迫”的时期，这是一个与奥祖夫的思想相遇的最好时机。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在对谈中也指出，中国的近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着很强的同构性，中国也是一个运动大国，奥祖夫的著作可以启发中国学者重新思考群体动员的形式和气质。

刘北成：奥祖夫是左派中的修正派

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中国学术界和莫娜·奥祖夫初次相遇了。1988年，奥祖夫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一起主编了《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在法国和世界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他们二位被称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修正派”。而当时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建制派”（也是正统），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作者阿尔贝·索布尔，他对法国大革命基本持肯定态度。到了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修正派”开始在法国的舆论界占据主流，但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建制派”仍占主导。此后，人们对“修正派”的评价不一，其中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派，甚至认为他们是右派。但奥祖夫否认了这种说法，她认为他们不是右派，而是左派，只不过是修正了一些观点。

刘北成认为，奥祖夫的自我定位非常有趣。“对我们来说，该如何看待左派学者里的修正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刘北成回忆道，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索布尔曾来到北京，参加了中法历史学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对当时还在世的著名法国史学者张芝联说：“中国的史学家都变成了热月党（即反对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势力，代表温和派资产阶级的利益，上台后取消了许多雅各宾派限制工商业和打击资本家的激进政策）”。实际上，在当时，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一波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或者说，修正派也在中国的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刘北成回忆说，当时的座谈会上，有一些法国学者介绍了孚雷和奥祖夫的思想，但是国内的学界还没有接触过他们的著作。这些年来，他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些“左派中的修正派”的学术成果引进到中国来，此次奥祖夫的“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算是达成了他多年的心愿。在刘北成看来，将近30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和孚雷、奥祖夫之间早已建立了某种精神联系，但是“多年似曾相识却从未相见”，他希望能够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能与他们建立起真正的对话。

刘北成认为，奥祖夫是在一种知识生活中长大的，她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读的是法国最精英的学校巴黎高师，结婚后进入了法国的知识圈子，并一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可以说，她的一生都在与知识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文本打交道，这也决定了她的一些态度和趣味。”奥祖夫的研究领域很广泛，设计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但是刘北成认为，她的著作几乎都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性，正是这种开拓性奠定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比如她对革命和节日关系的研究，就开拓了从新文化史角度解读法国大革命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奥祖夫的作品可读性很强，经常使用文学化的语言，文字非常漂亮。

刘北成认为对中国知识界而言，奥祖夫的著作极具话题性，“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中所谈到的话题，都与中国的现实有着某种关联，这三本书讨论的是如何看待革命，又如何看待革命之后的问题，是如何调和革命的主题和后革命时代的主题的问题，因为二者之间“往往既有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又存在勾兑的可能性”（或者说这种反差可以通过一些话术弥合）。

杨念群：五四运动的形式是对法国革命的模仿

在杨念群看来，奥祖夫的《革命节日》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另一条诠释路径，也让他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国也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大国，奥祖夫的著作也让中国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群体动员的形式和气质。杨念群指出，中国的近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同构性是非常强的，这种同构性体现在革命的空间、动员、规训及制度化三个方面。

首先是空间，法国大革命有着非常明确的空间感，所有的运动和节日，都是在公共空间内发生的。在欧洲的城市里，广场是聚集民众举行活动和仪式的最重要的空间，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共空间概念。中国的公共空间最早是由皇帝和贵族垄断的，皇帝和贵族举行仪式的空间，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资格进入，老百姓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基本在家庭的框架下，或者以家庭为中心稍做延伸，因此在公共空间内举行集会，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象，比如五四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广场节日”，它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法国革命的模仿。

近代的中国，广场节日是通过一种群众动员的形式发生的，比如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群众因为不满巴黎和会的结果而被动员起来，通过在广场上举行的政治仪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热情。梁启超曾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人只有家庭的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因此要提倡新史学，使民众建立起一个国家的概念，“其实就是要大家从家庭中走出来，到一个公共空间中去，通过一种社会动员的形式，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这（国家作为一个很大的公共空间）是当年梁启超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这个思路后来通过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广场运动实现了。”

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广场节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常规化，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场是沉寂的，直到建国以后，才又出现了广场阅兵、广场游行等集体活动，广场才重新成为了一个凝聚政治力量的重要空间。在杨念群看来，解放后的广场运动包含对民族概念的重新界定和对革命历史的重写，而革命就是通过对国家历史的培养来动员起来的，这是奥祖夫的《革命节日》对他的启发。

奥祖夫在《革命节日》中认为，不同人参与革命的动机是不同的，有的人出于政治考量，通过革命来树立个人权威，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狂欢，“因为平时在家庭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没有宣泄的渠道，只有在广场上，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人们才获得了一种宣泄。”杨念群指出，在中国的古代史中，是不存在这种形式的宣泄的，直到近代才出现了这种宣泄情感的渠道，而谁来主导宣泄的过程，谁来把握宣泄的方向，如何看待宣泄个人情感和实现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都是我们理解法国和中国革命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

杨念群也指出，广场作为一个公共场域，对个人言行也有着规训和教化作用。在书中，奥祖夫也特别讲到了革命节日的教育功能，杨念群说：“很多人参加游行的时候，是抱着一种狂欢的心态去的，但很可能在游行的过程中又被动员到了某种具体的政治目标之上，比如在游行的过程中有人演讲，本来抱着旁观者心态的人会进入到演讲的情绪和脉络里面去，被煽动起来，整个游行的队伍和整个节日的气氛就会有所改变。”杨念群认为，这种气氛不是可以用学术语言规定的，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情绪向什么地方流动，在什么地方爆发，在什么地方沉潜下来，又在什么地方起伏，确实只能通过一些文学性的描述才能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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