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十位欧洲的保守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发布了一份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联署声明。在这篇分为36段的宣言中，作者们列举了一系列他们眼中欧洲遇到的问题——基督教传统遇到了世俗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侵蚀，人们虚假地试图在人间建立伊甸园而放弃了欧洲的“伟大”传统，欧盟的一体化是精英控制而远离了人民，社会不再鼓励婚姻和生育，等等。在最后，作者们号称要重新回到欧洲伟大传统中，“一起来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

不到两天，一些关注思想学术动态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关注到了这篇文章。他们认为其中“折射欧洲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局面与前景”，迅速将之组织翻译成中文刊出，引发了诸多讨论。但与此同时，很快也有人指出：这篇看似重要的宣言，在欧洲并没有得到什么关注，其中的声音在欧洲也属于边缘。同时，对签署者的介绍中也没有涉及他们的政治联系。这十名签署人中，Lanczi Andras 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首席理论家，而欧尔班被认为是欧洲右翼民粹的代表人物之一，多次被批评使匈牙利走向独裁；Ryszard Legutko则是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的重要人物，该党同样是右翼民粹的代表政党。两党都主张强化总统，弱化议会，削弱甚至实质上取消宪法监督；Roman Josh在捷克为右翼总理内卡斯担任人权方面的顾问，他曾提出，右派有权在欧洲文明“受到威胁”时建立右翼威权体制……

换言之，这份宣言本身是极具政治性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草率地将其视为激发讨论的材料，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将其抛入公共空间。诚然，在今天这个全球意识形态剧烈变动的大环境里，欧美各国都见证着民族主义右翼的复燃。知识分子不能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像鸵鸟一般把头埋在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这样一份宣言的政治背景及其煽动性的诉求。这篇宣言所宣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到底有几分道理？文章在欧洲受到冷待，却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不妨从这篇宣言的立论看起。

空洞的“激进保守”

尽管宣言的作者们不遗余力地强调“基督教”的欧洲本质，把穆斯林作为基督教欧洲不可化约的对象，然而有趣的是，其中的许多提法，却常与各类宗教复兴运动乃至原教旨主义的思路相似。

比如，宣言的几位起草者毫不保留地褒扬基督教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把基督教和古典德性并列为能够联结欧洲人的遗产，这种将政治公共生活与宗教相联系的思路，恰恰和他们反对的某些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所类同。举例而言，宣言提出了很多政治“败坏”的症候，表达了对当代生活的“假自由”的强烈不满，他们谈论当代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等问题，将其归结为“败坏的良心”、“弃绝的文化”和“假造的宗教”，诉诸“真实的欧洲”，要求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客、继承传统的教育、强调道德文化，而无独有偶，1950年代伊斯兰激进原教旨主义的先驱库特卜就认为，当代是背离了真主的“蒙昧时代”（Jahiliyya），一切在“真正的伊斯兰乌玛”降临之前的社会都是蒙昧的。他们推崇未受污染的、充满古典德性的穆圣与四大哈里发的“黄金时代”，和“回到古兰经”的神学传统，仿佛仅仅通过恢复这两大遗产，就能够治疗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果。宣言的这些顾虑与主张，其实与当年的穆斯林兄弟会创办时，几乎是一模一样，只不过要把“欧洲”改成“伊斯兰”罢了。

而类似的保守主义观念，也可以延伸到其他文化中，将宣言中的欧洲替换为美国、印度、日本等等，再将基督教和古典替换为各国的主打传统资源，同样都是通顺的。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抨击当代的空虚败坏、嘲讽进步主义的虚幻，开出的药方也都是怀古主义的，主张恢复强调某种道德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之间，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现代社会，但他们看似独特却又无比相似的药方，表面上是来自辉煌过去的优秀传统，实际上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影子。他们的保守主义恰恰是普遍的，是对普遍的某种社会结构的反应。更糟的是，这篇由“欧洲的独特遗产”而生产出的文本反倒具有强大的普遍性，居然在各地引起普遍共鸣，恰好点出了这些问题背后是一个全球性的庞大结构，而宣言竟然对此只字不提。

这种二元对立正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逻辑。对立中的一面是糟糕的现实世界，另一面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魅力乌托邦。当代世界里所有消极的时代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可以归为糟糕的现实，和保守主义者的论敌捆绑在一起，成为其攻击对象。与此相对的另一面则是与现实社会完全相反的另一个场域。这个场域里充满了“公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这样的德性。这个场域被他们称为“真正的欧洲”，它仿佛不依赖于任何现实政策的讨论，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历史乡愁回归人间。在建构了这个二元对立之后，他们才能够重复屡见不鲜的核心观点：保守才是“真正的革命”。

但是，如果现代欧洲社会已经那样病入膏肓，我们无从知晓保守主义者所假设的理想古典社会为何能够得以幸免。除了选择性地阅读历史，将过去社会的种种片段进行采摘和编织，创造出一种属于古典时代的美好图景之外，宣言并不提供任何对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的社会分析，而仅仅是打着文化旗帜呼唤。在这一点上，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社会的诊断倒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理论家们——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们在寻找答案时却大相径庭：激进批判理论家承认社会的问题，同时努力地在社会内部寻找出路；文化保守主义者则相反，许诺一个可以完全不受现实社会污染的古典社会，却从未告诉我们肮脏的现实社会如何有可能为古典理想的复兴提供土壤。这样看来，“保守才是真正的革命”这样的口号背后藏着的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关怀，反而是一种更坚定的、同时也更虚幻的进步主义。

其实，今天的种种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包括这篇宣言——确实切中了很多当下的问题症候：人们的生活陷入平庸，需要某种超越性的信仰——如宣言中所说，“大众娱乐与物质消费并不能支撑起公民生活”、“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但并不是最高的善”、“个人主义使我们彼此隔绝”等等，但他们对症候的诊断，和他们批评的后现代时代与“多元文化主义”一样，是把一切问题变成“文化问题”，取消了历史分析和政治经济脉络分析的。更不用说作者们端出来的“另类选择”，始终模糊不清，除了同义反复的“负责任的替代选择是真正的欧洲”，唯一让人能明白意思的只有“复兴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这一句。诚然，在那种由统一市场、跨国的官僚机构以及油腔滑调的娱乐所构成的“人造的没有灵魂”的团结之外，人们有必要寻找替代选项。但是这个替代选项就只有宣言中所宣传的“民族主义”的欧洲吗？连宣言推崇备至的基督教，其主要派别天主教都指出，人和人之间重新建立团结（solidarity）的重要方式，就是“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bodies），即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各种组织。而面对宣言作者所惧怕的“企业巨无霸”，各国左翼长期以工会和左翼政党为形式的行动，难道不比空泛地呼唤“欧洲德性”更加真实吗？因此，这份保守主义宣言的核心逻辑问题在于，在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的，与古典社会完全断开的现代社会里，它试图让人们丢掉所有现实，去追寻一个可疑的旧日荣光。

《宣言》在召唤哪个欧洲？

这则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宣言，标榜的“真实的欧洲”，但它向往的欧洲，可能只是一个缺少历史纵深的幻梦。它所诉诸的宗教和历史传统，和欧洲的历史背景其实并不相符。

宣言强调了欧洲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基督教根基”，二是“古典的根基鼓舞着卓越的德性”。然而它对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除了空洞的赞美之外只有一句话：“作为欧洲人，我们努力成就伟大（greatness），这是古典德性中的王冠。”

众所周知，“伟大”是特朗普的王冠（“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不是什么古典德性的王冠。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提出智慧、勇气、节制、正义四种德性，为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哲学家所发展，他们讨论的德性完全以“人”的本性和幸福为出发点，绝不是某地某民特有的东西，这些德性也绝不可能用一句“伟大”去概括。柏拉图亲身经历了祖国雅典称雄地中海，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全面“伟大”的时代，但他对那样的雅典唯有厌恶二字。中世纪早期，当古典文化在欧洲近乎失传之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成果依靠阿拉伯文献逐渐传回西欧，才使欧洲恢复了关于古代世界的大部分知识。今天这群古典文化的优秀传人口中“真正的欧洲”是不是有点荒诞呢？

宣言将基督教视为欧洲的标志。但“真实的基督教”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欧洲的独特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起源于亚洲，其重要分支“天主教”的名称（Catholic）也是希腊语“普遍”的意思。圣经旧约虽然以犹太民族为上帝的选民，但新约却指示信徒去四处福音传给全人类：“不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加3:28）

令人觉得好笑的是，《宣言》处处都表达出和当代欧洲基督教主流思想相背离的观点。比如强调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殊不知天主教却认为欧洲并不是欧洲人的欧洲，现代教会认为“大地及其所有，是上帝供所有人及所有民族使用的。”《旧约》中，上帝曾告诫以色列人善待居住在他们中的外邦人（出23:9）：“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当代教会则明确指出移民问题的根源是国家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认为接受移民的国家有义务保证所有人不受歧视。当前欧洲处在恐怖袭击创伤中，有人动辄将其归咎于某一特定的宗教或种族。相比之下，天主教也强烈谴责恐怖主义，但强调人们要有勇气去分析恐怖袭击背后的各种原因——“人权长期被践踏和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情况下，就更容易招募恐怖分子”。

在历史和现实中，基督教是由许多不同思想和势力交织而成的，它不仅是一套关于天国和救赎的精神纲领，也是浸淫于俗世生活的一种现实力量。作为后者，基督教的某些形态成为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通过剥削压榨来追求个人财富之余的一种心灵赎罪券，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分析的：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太高尚了，太唯灵论了”，因此在现实中只能被高高挂起；而某种利己主义的精神其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当然，这其中也不是没有奉献，只不过如宣言所说，“我们所作的大部分牺牲都是为了我们的伴侣和孩子”。《宣言》作者怀念的那种“基督教的欧洲”，莫不就是这个版本的基督教吧？

宣言中还批评说，欧洲“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导致今天的种种问题，因而开出的药方是“回到传统”，是“守护、维持并捍卫真实的欧洲”。诚然，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的确带有一种强烈的进步主义心态，但对进步的迷信，早就在两次大战之际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另一方面，从康德到黑格尔，从法国大革命到战后，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进步主义的论述一直发挥着作用。如果说保守主义是要保存某种已经存在在社会中的优良传统的话，那么过去许多年的传统，其实不正是进步主义吗？

而有趣的是，这个幻想中的欧洲，为什么会被带到其他话语场中讨论？

兼听则明？知识分子的新鸦片

这篇在内容上没有新的洞见，在英文环境里的影响力也远不够大的宣言，之所以被译介到中文公共空间里，出于善意的揣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分子们抱有一种对反对意见“兼听则明”的姿态。回望在过去的数十年，许多知识分子秉承着哈贝马斯式的沟通理性口号。“重申启蒙”，强调理性、对话和理解，成为了某种集体信仰。在这一模式下，人们相信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启蒙”不够——知识分子没有把自己的先进思想传播到民众那里，所以需要深化启蒙；要么是因为人们沟通不足——没有充分在不同意见的人群之间实现互相理解，所以要多了解不同意见，“兼听则明”才能避免这一问题。

2016年是这一模式受到剧烈挑战的一年，从美国到欧洲，右翼民粹的力量崛起，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被抛弃的锈带工人”、“不满欧洲一体化的底层”成为了许多人的新谈资——既然这些人对这些颠覆旧有格局的事件如此重要，希望世界往更进步方向前进的知识精英，是不是就应该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没有足够和他们沟通，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在2016年的下半年，涌现出了很多这样的批评，或是批评欧美左翼与自由派“离地三尺”，不愿面对底层，或是抨击操持进步理念的精英们抱团取暖，享受“同温层”的泡泡。

这样的批评固然值得让知识分子反思自己，但同时也高估了当今社会里知识分子对时代意识形态所能起到的影响。当今的舆论生态、文化走向，并非知识精英的态度所决定的，互联网兴起，社交媒体发达，资本驱动的新技术形态早已决定了今天的话语场会实现某种程度的“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社会里的民粹思潮背后的推动力是国家机器与资本的合谋。通过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渠道，民众完全可以绕过知识分子这一媒介，与资本控制的平台无缝衔接，在这样的平台上拣选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知识。传统知识精英的在社会中的位置，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

知识分子本身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应该更为审慎，也更为严肃地处理自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把时代的症候简单归结于沟通的缺乏或启蒙不足，诚然是轻松容易的思考方法，但这种方法前后承袭多年，与其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法门，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新鸦片——它看似切中了些许问题，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镇痛手段。这次宣言的引介也是如此——欧美的另类右翼与民粹思潮，已经有大量或从政党组织出发，或从文化历史出发的分析思路，也有大量民间的、活跃的、值得研究的表述。得到重视的，却是这篇既不被进步派看上眼，又至多只算是右翼民粹运动注脚的宣言。作为一份思想断片，它既充满空洞的词汇又缺乏社会、历史、政经角度的洞见；作为一篇政治引导，它也不涉及具体议程与政策走向。在这个引介的过程中 ，知识分子“兼听则明”的习惯姿态除了煽动排斥特定群体的情绪，对社会的议程没有任何帮助。

兼听则明的态度无疑是重要的。但真正的“兼听则明”要求知识分子更负责任地理解话语产生的语境，以及语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图景。社会的公共空间并不是道德真空和权力真空，人文社科类的知识本身亦非价值中立。兼听则明不需要我们牺牲立场。换句话说，面对这样一份政治煽动性极强的宣言，真正“兼听则明”的人需要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而不是单纯翻译出来任大家评判。如果这样的操作都可以被接受，那么任何宣扬极端右翼言论的行为，都可以自辨为是为了促进双方的理解。这种行为是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和失职。就算我们打算追问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为何是欧洲？为何是欧洲作为一个被召唤的“传统”幽灵，作为一个被破坏了的伊甸园的形象，得到了各种“激进保守”思潮的共鸣，这背后是怎样的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脉络？这些问题也需要更细致的历史和社会分析，而不是把一篇纯粹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宣言当做“值得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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