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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孩子”:当代美式中产幼教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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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孩子”:当代美式中产幼教的起源

发源于美国的个性化、儿童中心化幼儿教育,已不知不觉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幼教理念。

编者按:幼儿教育一直是中产阶级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上班时间孩子在何处托管、选择何种托管教育方式、如何保证质量……无数的问题困扰着家长,这些焦虑也不时在社会新闻的热度中得以体现。

而另一方面,幼儿教育曾经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幼儿园、托管机构不仅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幼儿在家庭之外浸入社会文化的初始场所。

美国教育学者约瑟夫·托宾和另两位亚洲学者在合著的《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探讨了美国、日本、中国三种幼儿教育模式的异同之处。在今天回看世纪之交前后的研究,我们也许会颇为惊讶地发现,美式幼儿教育的很多理念,经过数十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中产阶级育儿的理想乃至“常识”。但回溯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看似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幼教文化,其实也源于上世纪中叶美国的美国社会变迁。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 Booksandfun)获出版社授权,选摘其中第四章描述美国幼教的部分段落,与读者分享。

约瑟夫·托宾、薛烨、唐泽真弓 著 朱家雄、薛烨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从历史角度讲,我们可以把圣提摩西幼儿园看作是两种正在消失类型的混合体:半日制幼儿园和日托中心。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前,美国这两类托幼机构是明显区分的。半日制幼儿园多为中、上层阶级家庭服务,而日托中心是为贫穷家庭服务的。因为大多数中、上层阶级家庭的母亲不工作,还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孩子不需要在家庭以外参与更多的社会化活动,所以半日制幼儿园通常仅为孩子提供半天区角游戏活动,且孩子一周只来园两三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市郊住宅区的兴起,单一收入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以及中产阶级的全职主妇数量猛增,半日制幼儿园也如雨后春笋般随之增加。

从70年代起,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女权运动伴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使大批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母亲外出工作。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日托机构需求的增加。七八十年代,中产阶层的幼儿父母通常选择家庭式的托幼服务机构,而不是日托中心,因为日托中心多少有为贫穷家庭服务的名声,而且以保育为主而非教育。80年代初期,为了满足中产阶层家庭对日托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半日制的幼儿园开始延长白天的服务时间,更新机构名称,逐步演变为儿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s)。儿童中心的兴起满足了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提供托幼服务上依然留下一个大缺口。1985年,全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四岁孩子在儿童中心类的托幼机构,这包括“开端计划”(HeadStart)中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私立营利性和教堂办的非营利性日托机构中工薪阶层的孩子,还有在私立的多为非营利儿童中心里的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这后一种非营利儿童中心是以前半日幼儿园演变过来的。这些按社会阶层需要而形成的混合型托幼服务市场使得大批家庭的幼儿不能进入正规的儿童中心类幼儿园。有些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幼儿父母愿找亲朋好友办的家庭托幼服务,喜欢那种家庭气氛;还有很多幼儿父母也选择这类服务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负担得起、质量高的托幼园。在美国,这类问题通常被归结为中间层次托幼服务的短缺,即那些没有穷到够资格进入“开端计划”和其他扶贫托幼机构的家庭,但因其收入低,又付不起较好儿童中心的学费。这类家庭通常称为“掉到缺口里”的家庭,其数目相当大。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穷得有资格进入“开端计划”贫困家庭的低收入和那些能缴付像圣提摩西这样私立幼儿园学费家庭的高收入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很悬殊。同时,也有一些富裕和收入一般的家庭,选择把孩子留在家中,一直等到上学前班。

无论上述情况如何,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上学前班之前有过一年幼儿园经历的孩子的数量猛增,从原来适龄幼儿的三分之一增加到现有适龄幼儿的三分之二。入园率的提高,部分归因于“开端计划”招生率的增加和一些私立非营利性的幼教机构录取率的小幅度提高。但是“开端计划”和私立托幼机构的增长只满足了特别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幼儿的需要。而对介于贫富之间的众多家庭托幼需求影响最大的,一方面是营利性托幼机构的增加,包括全国连锁机构的“儿童关爱中心”(Kinder Care);另一方面是公立幼儿园的发展,比如阿尔罕布拉幼儿园。该园招收的孩子来自年收入约38000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这个指标大约是“开端计划”家庭收入标准的两倍。

美国早期教育中,由地方或州政府拨款、学区主办的托幼机构是比较新的趋势。尽管上一代人对已办有学前班至高中三年级的学区要插手幼儿园教育一片反对声,但是这个想法和做法已经得到大多数州的认可与实施。多种不同形式的、设立在公立学校的幼教机构犹如雨后春笋。一些州的学区开办公立幼儿园为所有四岁幼儿敞开大门;有些州给家长发放幼儿教育券,持有此券可以为孩子选择合意的私立或公立幼儿园;还有些州只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提供仅够支付一年的幼儿园学费;也还有一些州则向地方社区提供资金,由社区支配,可用于早期教育、托幼服务和卫生保健。

日本,推儿童上学的幼儿园老师

美国早期教育的文化

虽然圣提摩西儿童中心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彼此在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但两园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显而易见。这两个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说起她们的教学实践都使用了相同的术语,遵循相同的教学理念和指导方针。我们选择这两个幼儿园做研究,本身就可以解释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原本可以在新的研究中不选择阿尔罕布拉那样与圣提摩西相像的幼儿园。不过,因为我们研究方法的特点,在每个国家需要选择口碑好的幼儿园,我们没有存心要揭露黑暗或让老师和园长难堪。我们选择了两所全美幼教协会资格认证达标的幼儿园。如上所述,全美幼教协会对两所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影响,在她们的访谈中无所不在。她们解释教学实践时,大都引用发展适宜性教学方针和全美幼教协会其他的核心理念。但是,我们认为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之间的相似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可归根于美国的文化理念对幼教实践的影响以及教师们对自己文化理念的思考和实际教学应用。借用杰罗姆·布鲁纳的话来描述这些思考和教学就是“教师的民俗信念”(teacherfolkbeliefs)。

在先前的研究中,就圣提摩西儿童中心体现出的美国文化和实践的核心理念,我们归纳出如下几点:自由选择、自我表达、个人权利和对幸福的追求。事隔一代人后,我们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幼儿教育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人们使用一番新的道理来支持为人熟悉的教学实践。有些旧的教学实践在逐渐变化,有些新的实践得到引进,但是总的来说,仍与我们之前发现的上一代文化信念和实践相差无几。

让孩子选择

“让孩子有选择”依然是美国幼儿园课程与教学法的重要特征。当孩子们早上来到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之后,老师们都会立刻问他们:“你想做什么呀?”选择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着“你想做什么”而来的是可供选择的项目:“你想帮助阿力克斯猜谜语吗?想读书吗?想画画吗?想喂杰克吗?”早上围坐成一圈时,幼儿选择的机会不多。但是,在两所幼儿园,这一集体活动最后都转为老师给孩子提供一系列选项,让孩子挑选自己想去的区角活动。在圣提摩西,珍妮摆出一些代表活动内容的东西由孩子选择。她挨个叫孩子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来选择。

水彩桌?画画?拼贴画?”在阿尔罕布拉幼儿园,弗兰把幼儿分成几组进行室内和室外活动,让每组幼儿分别在几个活动区域间做选择,有的情况下,老师也会指导。她向我们解释道:“区角活动是开放的,孩子们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想玩的东西。虽然他们自己可以做选择,但有时,我尽力要求有的孩子做指定的活动,也就是说,我要求他们从哪里开始玩。如果我让他们自己选择从哪儿开始,到时候就很难让他们放下正在做的事,去做我希望他们该进行的活动。”

在讨论这些录像时,像美国同事一样,日本的老师也谈到了自由选择的价值。但是,日本老师更多地强调儿童的自由;而美国老师则更强调选择。我们可以从拍摄的录像中看出这一明显的差别,在美国的录像里,老师以不同的形式给孩子提供一套可供选择的东西。相反,在日本的小松谷保育园和真荼香幼稚园,孩子们自由自在地游荡在教室和操场之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师没有提供或限定选择范围。这一不同之处还可以从日、美两国老师描述相似的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中体现出来。其中的微妙差异是美国老师喜欢用“自由选择”(freechoice),而日本的教师喜欢用“自由游戏”(jiyūasobi)。

美国的幼儿老师不但鼓励幼儿选择,而且注意发展幼儿对选择技巧和语言方面的元认知(meta awareness)和元话语(meta discourse)。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老师每天都会告诉大家很多次,现在该做选择了,要孩子把注意力集中到要进行的活动上:“你今天是选歌的人,想选什么歌?需要时间想一想吗?要不要别的小朋友们给点建议?”“你想去哪个区角活动?别光用手指,说出来。积木?选得好。”

为什么在美国学前教育中特别强调选择呢?这里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解答。选择是美国文化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儿童(包括其他美国公民)都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幸福和乐趣的权利,个人选择的活动比集体选择或安排的活动给人以更多内在的快乐。而如今,随着对学习阅读的要求不断提高,充满乐趣和选择的幼儿园在理念上就与这要求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即使那些热衷于在幼儿园推行学业课程的人,也煞费苦心把幼儿园课程搞得有乐趣,在预设好的课程中,甚至照本宣科的教学中,也为幼儿提供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权利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因为人们相信它能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有助于学习。美国幼儿教育工作者对阿尔罕布拉和圣提摩西录像的评论,使我们可以演绎出其潜在的文化或民间的学习理论,这种理论把选择与内在动力和建构式教学法联系起来。区角的学习活动对这个年龄段的幼儿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选择活动;幼儿自己做选择,容易学得好;如果老师替他们选择,他们会抵触、不热心参与,学得就少。

选择还与民主概念密切相连。让幼儿在乐高组合玩具和水池之间选择玩哪一个,是民主制度中公民履行权利的实践过程,更广泛地说就是“独立行使决定权”。很多看了阿尔罕布拉录像的美国教育工作者都对国旗宣誓活动持批评意见,认为它是不合儿童年龄特点地展示爱国主义,对教给孩子民主与公民意识毫无意义。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肯定地认为,儿童自我选择和自发的活动是民主价值观的基础。凤凰城的一位幼儿园园长在看了圣提摩西的录像后,告诉我们:我喜欢这位老师的方法,把区角中几项选择设置好,然后耐心地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我非常欣赏阿而菲·孔的书。他说我们不能给孩子用讲座的形式教他们什么是民主价值观。我们应该把教室营造成一个民主环境,让孩子们在其中体验民主,让他们懂得自己的声音和个人的选择都很重要。对于美国幼儿教育课程中如何看待选择的价值,同时还有一种愤世的解释,即选择对资本主义运作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消费者在挑选几乎别无二致的商品时,要有鲜明的个人见解和偏好。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老师为幼儿们提供不同物品和活动让他们选择时,与其说是民主投票般的经历,不如说让孩子仿佛置身商业购物中心。这不仅是儿童能够选择,而且是每天他们必须多次从较熟悉的一系列活动里反复选择。选择瞬间的戏剧性常常剧增,就像在电视家庭购物频道上常看到的,推销员用商品即将短缺来施加心理压力:“玩水池这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位置啦!”

2014年2月27日,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参与一场幼儿园活动

个人主义

作为美国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内在的文化价值,选择的权利与个人主义紧密相连,也与个性化的教育理念分不开。在录像观后的讨论中,珍视个人主义价值、贬低与个人主义背道而驰的团队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各种评论,反复出现在美国老师和园长的表述中,出现在对大集体活动、教师主导教学活动的批评中。而提到“个性化”和“幼儿为中心”的活动时,赞誉之词比比皆是。通读了与美国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访谈记录,我们没能发现“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被当作积极的例子来谈论,而“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也不会被当作消极的例子来评论。事实上,“儿童中心论”这一概念已经作为进步主义教育实践的代名词,而“教师中心论”已然成了落后教学法的代名词。

在小松谷保育园的折纸活动中,森田老师站在教室前面,带孩子们一步一步地叠纸鱼。几位看过这段录像的美国老师们都引用它作为以教师为中心的例子,说这种教法剥夺了儿童的个性和创造性。比如孟菲斯市的一位幼儿老师评论说:“他们有很多全班的集体活动,我们认为这绝不适合幼儿。我们从来不希望或尝试让所有的孩子都同时跟着老师做同样的事。这个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不允许孩子发挥他们在美术活动中的创造力。”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位老师也说道:“我很佩服日本小孩子手那么巧。我喜欢老师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做纸鱼。但是,上这课时,孩子除了选择颜色,就再没有机会做其他选择,也不再有其他机会表现他们的个性了。”

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在看过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录像后,也照例批评了两所幼儿园都组织了太多的集体活动,儿童自由活动和自主选择的机会太少。例如,夏威夷的一位早期教育教授评论圣提摩西的录像说:“我们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要比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多。以那个教吸收概念的活动为例,从头到尾都是老师主导和安排,那类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法已被证明对促进幼儿学习是无效的。老师可提供一些鹰架式的帮助,但不直接指导,让幼儿决定他们学什么、怎样学,那样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最好。”

自我表达

当代美国幼儿教育中另一个核心信念是,幼儿不但应对想要做的事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要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在美国两所幼儿园的录像中,我们都看到老师们极有耐心地给孩子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慢慢回应老师的问题,问孩子想做什么事情。当孩子默不作声,只用手指着一个选择物,表示想做那个活动时,老师们会说:“用你的话告诉我。”、“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对语言表达的要求在阿尔罕布拉幼儿园显得尤其迫切,因为在那里大部分幼儿还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

在两所幼儿园,我们整天都能听到老师在讲“告诉我”和“用你的话”。老师们不但鼓励幼儿说出他们选择的活动,而且帮助他们调解争端、叙述和概括游戏过程,或讲故事让老师写下来。我们听到珍妮告诉艾伦:“告诉他,他打你时会痛。”瓦尔鼓励凯莉说:“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写下来。”弗兰要求普雷丝描述她的玩具校车:“你能告诉我谁在车上吗?车是停下来让更多小朋友上来吗?”珍妮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在纸上记录儿童的话语很重要:“当孩子们画了一幅画,我问他们‘你画了什么啊?用你的话告诉我你画了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写下来,一字一句地写,即使那些话说不通。但是那是他们的话。”

这种对话语的力量和口头表达情感价值的信念在美国幼儿教育中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与上一代人相比,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在我们先前的研究里,在圣提摩西四岁班当主班老师的谢丽尔,就是用这样的话鼓励孩子们表达。她所用的短语与这次新的研究中我们听到的珍妮、瓦尔、弗兰和伊娃所说的话别无二致。本次研究中,美国幼儿园强调用言语表达情感与日本幼儿园强调让幼儿学会感知他人用非言语表达的情感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实践的文化差别尤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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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孩子”:当代美式中产幼教的起源

发源于美国的个性化、儿童中心化幼儿教育,已不知不觉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幼教理念。

编者按:幼儿教育一直是中产阶级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上班时间孩子在何处托管、选择何种托管教育方式、如何保证质量……无数的问题困扰着家长,这些焦虑也不时在社会新闻的热度中得以体现。

而另一方面,幼儿教育曾经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幼儿园、托管机构不仅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幼儿在家庭之外浸入社会文化的初始场所。

美国教育学者约瑟夫·托宾和另两位亚洲学者在合著的《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探讨了美国、日本、中国三种幼儿教育模式的异同之处。在今天回看世纪之交前后的研究,我们也许会颇为惊讶地发现,美式幼儿教育的很多理念,经过数十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中产阶级育儿的理想乃至“常识”。但回溯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看似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幼教文化,其实也源于上世纪中叶美国的美国社会变迁。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 Booksandfun)获出版社授权,选摘其中第四章描述美国幼教的部分段落,与读者分享。

约瑟夫·托宾、薛烨、唐泽真弓 著 朱家雄、薛烨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从历史角度讲,我们可以把圣提摩西幼儿园看作是两种正在消失类型的混合体:半日制幼儿园和日托中心。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前,美国这两类托幼机构是明显区分的。半日制幼儿园多为中、上层阶级家庭服务,而日托中心是为贫穷家庭服务的。因为大多数中、上层阶级家庭的母亲不工作,还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孩子不需要在家庭以外参与更多的社会化活动,所以半日制幼儿园通常仅为孩子提供半天区角游戏活动,且孩子一周只来园两三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市郊住宅区的兴起,单一收入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以及中产阶级的全职主妇数量猛增,半日制幼儿园也如雨后春笋般随之增加。

从70年代起,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女权运动伴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使大批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母亲外出工作。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日托机构需求的增加。七八十年代,中产阶层的幼儿父母通常选择家庭式的托幼服务机构,而不是日托中心,因为日托中心多少有为贫穷家庭服务的名声,而且以保育为主而非教育。80年代初期,为了满足中产阶层家庭对日托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半日制的幼儿园开始延长白天的服务时间,更新机构名称,逐步演变为儿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s)。儿童中心的兴起满足了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提供托幼服务上依然留下一个大缺口。1985年,全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四岁孩子在儿童中心类的托幼机构,这包括“开端计划”(HeadStart)中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私立营利性和教堂办的非营利性日托机构中工薪阶层的孩子,还有在私立的多为非营利儿童中心里的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这后一种非营利儿童中心是以前半日幼儿园演变过来的。这些按社会阶层需要而形成的混合型托幼服务市场使得大批家庭的幼儿不能进入正规的儿童中心类幼儿园。有些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幼儿父母愿找亲朋好友办的家庭托幼服务,喜欢那种家庭气氛;还有很多幼儿父母也选择这类服务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负担得起、质量高的托幼园。在美国,这类问题通常被归结为中间层次托幼服务的短缺,即那些没有穷到够资格进入“开端计划”和其他扶贫托幼机构的家庭,但因其收入低,又付不起较好儿童中心的学费。这类家庭通常称为“掉到缺口里”的家庭,其数目相当大。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穷得有资格进入“开端计划”贫困家庭的低收入和那些能缴付像圣提摩西这样私立幼儿园学费家庭的高收入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很悬殊。同时,也有一些富裕和收入一般的家庭,选择把孩子留在家中,一直等到上学前班。

无论上述情况如何,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上学前班之前有过一年幼儿园经历的孩子的数量猛增,从原来适龄幼儿的三分之一增加到现有适龄幼儿的三分之二。入园率的提高,部分归因于“开端计划”招生率的增加和一些私立非营利性的幼教机构录取率的小幅度提高。但是“开端计划”和私立托幼机构的增长只满足了特别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幼儿的需要。而对介于贫富之间的众多家庭托幼需求影响最大的,一方面是营利性托幼机构的增加,包括全国连锁机构的“儿童关爱中心”(Kinder Care);另一方面是公立幼儿园的发展,比如阿尔罕布拉幼儿园。该园招收的孩子来自年收入约38000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这个指标大约是“开端计划”家庭收入标准的两倍。

美国早期教育中,由地方或州政府拨款、学区主办的托幼机构是比较新的趋势。尽管上一代人对已办有学前班至高中三年级的学区要插手幼儿园教育一片反对声,但是这个想法和做法已经得到大多数州的认可与实施。多种不同形式的、设立在公立学校的幼教机构犹如雨后春笋。一些州的学区开办公立幼儿园为所有四岁幼儿敞开大门;有些州给家长发放幼儿教育券,持有此券可以为孩子选择合意的私立或公立幼儿园;还有些州只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提供仅够支付一年的幼儿园学费;也还有一些州则向地方社区提供资金,由社区支配,可用于早期教育、托幼服务和卫生保健。

日本,推儿童上学的幼儿园老师

美国早期教育的文化

虽然圣提摩西儿童中心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彼此在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但两园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显而易见。这两个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说起她们的教学实践都使用了相同的术语,遵循相同的教学理念和指导方针。我们选择这两个幼儿园做研究,本身就可以解释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原本可以在新的研究中不选择阿尔罕布拉那样与圣提摩西相像的幼儿园。不过,因为我们研究方法的特点,在每个国家需要选择口碑好的幼儿园,我们没有存心要揭露黑暗或让老师和园长难堪。我们选择了两所全美幼教协会资格认证达标的幼儿园。如上所述,全美幼教协会对两所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影响,在她们的访谈中无所不在。她们解释教学实践时,大都引用发展适宜性教学方针和全美幼教协会其他的核心理念。但是,我们认为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之间的相似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可归根于美国的文化理念对幼教实践的影响以及教师们对自己文化理念的思考和实际教学应用。借用杰罗姆·布鲁纳的话来描述这些思考和教学就是“教师的民俗信念”(teacherfolkbeliefs)。

在先前的研究中,就圣提摩西儿童中心体现出的美国文化和实践的核心理念,我们归纳出如下几点:自由选择、自我表达、个人权利和对幸福的追求。事隔一代人后,我们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幼儿教育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人们使用一番新的道理来支持为人熟悉的教学实践。有些旧的教学实践在逐渐变化,有些新的实践得到引进,但是总的来说,仍与我们之前发现的上一代文化信念和实践相差无几。

让孩子选择

“让孩子有选择”依然是美国幼儿园课程与教学法的重要特征。当孩子们早上来到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之后,老师们都会立刻问他们:“你想做什么呀?”选择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着“你想做什么”而来的是可供选择的项目:“你想帮助阿力克斯猜谜语吗?想读书吗?想画画吗?想喂杰克吗?”早上围坐成一圈时,幼儿选择的机会不多。但是,在两所幼儿园,这一集体活动最后都转为老师给孩子提供一系列选项,让孩子挑选自己想去的区角活动。在圣提摩西,珍妮摆出一些代表活动内容的东西由孩子选择。她挨个叫孩子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来选择。

水彩桌?画画?拼贴画?”在阿尔罕布拉幼儿园,弗兰把幼儿分成几组进行室内和室外活动,让每组幼儿分别在几个活动区域间做选择,有的情况下,老师也会指导。她向我们解释道:“区角活动是开放的,孩子们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想玩的东西。虽然他们自己可以做选择,但有时,我尽力要求有的孩子做指定的活动,也就是说,我要求他们从哪里开始玩。如果我让他们自己选择从哪儿开始,到时候就很难让他们放下正在做的事,去做我希望他们该进行的活动。”

在讨论这些录像时,像美国同事一样,日本的老师也谈到了自由选择的价值。但是,日本老师更多地强调儿童的自由;而美国老师则更强调选择。我们可以从拍摄的录像中看出这一明显的差别,在美国的录像里,老师以不同的形式给孩子提供一套可供选择的东西。相反,在日本的小松谷保育园和真荼香幼稚园,孩子们自由自在地游荡在教室和操场之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师没有提供或限定选择范围。这一不同之处还可以从日、美两国老师描述相似的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中体现出来。其中的微妙差异是美国老师喜欢用“自由选择”(freechoice),而日本的教师喜欢用“自由游戏”(jiyūasobi)。

美国的幼儿老师不但鼓励幼儿选择,而且注意发展幼儿对选择技巧和语言方面的元认知(meta awareness)和元话语(meta discourse)。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老师每天都会告诉大家很多次,现在该做选择了,要孩子把注意力集中到要进行的活动上:“你今天是选歌的人,想选什么歌?需要时间想一想吗?要不要别的小朋友们给点建议?”“你想去哪个区角活动?别光用手指,说出来。积木?选得好。”

为什么在美国学前教育中特别强调选择呢?这里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解答。选择是美国文化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儿童(包括其他美国公民)都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幸福和乐趣的权利,个人选择的活动比集体选择或安排的活动给人以更多内在的快乐。而如今,随着对学习阅读的要求不断提高,充满乐趣和选择的幼儿园在理念上就与这要求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即使那些热衷于在幼儿园推行学业课程的人,也煞费苦心把幼儿园课程搞得有乐趣,在预设好的课程中,甚至照本宣科的教学中,也为幼儿提供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权利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因为人们相信它能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有助于学习。美国幼儿教育工作者对阿尔罕布拉和圣提摩西录像的评论,使我们可以演绎出其潜在的文化或民间的学习理论,这种理论把选择与内在动力和建构式教学法联系起来。区角的学习活动对这个年龄段的幼儿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选择活动;幼儿自己做选择,容易学得好;如果老师替他们选择,他们会抵触、不热心参与,学得就少。

选择还与民主概念密切相连。让幼儿在乐高组合玩具和水池之间选择玩哪一个,是民主制度中公民履行权利的实践过程,更广泛地说就是“独立行使决定权”。很多看了阿尔罕布拉录像的美国教育工作者都对国旗宣誓活动持批评意见,认为它是不合儿童年龄特点地展示爱国主义,对教给孩子民主与公民意识毫无意义。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肯定地认为,儿童自我选择和自发的活动是民主价值观的基础。凤凰城的一位幼儿园园长在看了圣提摩西的录像后,告诉我们:我喜欢这位老师的方法,把区角中几项选择设置好,然后耐心地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我非常欣赏阿而菲·孔的书。他说我们不能给孩子用讲座的形式教他们什么是民主价值观。我们应该把教室营造成一个民主环境,让孩子们在其中体验民主,让他们懂得自己的声音和个人的选择都很重要。对于美国幼儿教育课程中如何看待选择的价值,同时还有一种愤世的解释,即选择对资本主义运作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消费者在挑选几乎别无二致的商品时,要有鲜明的个人见解和偏好。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老师为幼儿们提供不同物品和活动让他们选择时,与其说是民主投票般的经历,不如说让孩子仿佛置身商业购物中心。这不仅是儿童能够选择,而且是每天他们必须多次从较熟悉的一系列活动里反复选择。选择瞬间的戏剧性常常剧增,就像在电视家庭购物频道上常看到的,推销员用商品即将短缺来施加心理压力:“玩水池这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位置啦!”

2014年2月27日,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参与一场幼儿园活动

个人主义

作为美国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内在的文化价值,选择的权利与个人主义紧密相连,也与个性化的教育理念分不开。在录像观后的讨论中,珍视个人主义价值、贬低与个人主义背道而驰的团队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各种评论,反复出现在美国老师和园长的表述中,出现在对大集体活动、教师主导教学活动的批评中。而提到“个性化”和“幼儿为中心”的活动时,赞誉之词比比皆是。通读了与美国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访谈记录,我们没能发现“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被当作积极的例子来谈论,而“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也不会被当作消极的例子来评论。事实上,“儿童中心论”这一概念已经作为进步主义教育实践的代名词,而“教师中心论”已然成了落后教学法的代名词。

在小松谷保育园的折纸活动中,森田老师站在教室前面,带孩子们一步一步地叠纸鱼。几位看过这段录像的美国老师们都引用它作为以教师为中心的例子,说这种教法剥夺了儿童的个性和创造性。比如孟菲斯市的一位幼儿老师评论说:“他们有很多全班的集体活动,我们认为这绝不适合幼儿。我们从来不希望或尝试让所有的孩子都同时跟着老师做同样的事。这个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不允许孩子发挥他们在美术活动中的创造力。”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位老师也说道:“我很佩服日本小孩子手那么巧。我喜欢老师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做纸鱼。但是,上这课时,孩子除了选择颜色,就再没有机会做其他选择,也不再有其他机会表现他们的个性了。”

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在看过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幼儿园录像后,也照例批评了两所幼儿园都组织了太多的集体活动,儿童自由活动和自主选择的机会太少。例如,夏威夷的一位早期教育教授评论圣提摩西的录像说:“我们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要比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多。以那个教吸收概念的活动为例,从头到尾都是老师主导和安排,那类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法已被证明对促进幼儿学习是无效的。老师可提供一些鹰架式的帮助,但不直接指导,让幼儿决定他们学什么、怎样学,那样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最好。”

自我表达

当代美国幼儿教育中另一个核心信念是,幼儿不但应对想要做的事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要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在美国两所幼儿园的录像中,我们都看到老师们极有耐心地给孩子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慢慢回应老师的问题,问孩子想做什么事情。当孩子默不作声,只用手指着一个选择物,表示想做那个活动时,老师们会说:“用你的话告诉我。”、“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对语言表达的要求在阿尔罕布拉幼儿园显得尤其迫切,因为在那里大部分幼儿还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

在两所幼儿园,我们整天都能听到老师在讲“告诉我”和“用你的话”。老师们不但鼓励幼儿说出他们选择的活动,而且帮助他们调解争端、叙述和概括游戏过程,或讲故事让老师写下来。我们听到珍妮告诉艾伦:“告诉他,他打你时会痛。”瓦尔鼓励凯莉说:“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写下来。”弗兰要求普雷丝描述她的玩具校车:“你能告诉我谁在车上吗?车是停下来让更多小朋友上来吗?”珍妮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在纸上记录儿童的话语很重要:“当孩子们画了一幅画,我问他们‘你画了什么啊?用你的话告诉我你画了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写下来,一字一句地写,即使那些话说不通。但是那是他们的话。”

这种对话语的力量和口头表达情感价值的信念在美国幼儿教育中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与上一代人相比,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在我们先前的研究里,在圣提摩西四岁班当主班老师的谢丽尔,就是用这样的话鼓励孩子们表达。她所用的短语与这次新的研究中我们听到的珍妮、瓦尔、弗兰和伊娃所说的话别无二致。本次研究中,美国幼儿园强调用言语表达情感与日本幼儿园强调让幼儿学会感知他人用非言语表达的情感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实践的文化差别尤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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