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以下人物的共同点：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1973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以及一名据说写作超过1亿单字，并创造了一个校园背景下的反传统主角的作家。

即使是最成功的作家，也会对以上描述所指的人物甘拜下风——他们分别是伊丽莎白·戴利（Elizabeth Daly）、JG·法瑞尔（JG Farrell）以及“比利·巴特之父”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他的笔名是弗兰克·理查兹（Frank Richards）。这三位的共同点是：在今天的知名度都不高，作品要么没什么人看，要么已经停印绝版了。

克里斯托弗·福勒（Christopher Fowler）今年推出的新作《那些被遗忘作者们》（The Book of Forgotten Authors）就涉及了上述的三位作家，并总结了众多本应为更多人所知的作家，这本书的内容十分引人深思。书里提到的作家包括名噪一时的儿童文学作家、特定写作手法的实验性开拓者、专门撰写低级小说的作家、以及历史演义小说领域的前辈女作家等，他们在今天都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都在文学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读完他们的故事，相信你会不由自主地快速跑向最近的二手书店，在尘封的书丛中翻找他们的作品。

“作家跟音乐家或电影制作人不一样，他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克里斯托弗·福勒

你听说过亚历山大·巴伦的作品《帝朵女王》（King Dido）吗？看来我们真的错过了不少，巴伦是二战时期一直被严重低估的小说家。福勒夸赞他写的成长小说是“以伦敦为背景的最优秀，然而却最鲜为人知的小说之一，他的作品可以被誉为是伦敦东区版的《悲惨世界》”。再说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她在小时候就开始写作廉价的惊险小说了，后来，她逐步转向奇情小说的创作，比如《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这本书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烦心事。布雷登自己的人生也能算得上是一部奇情小说了，她跟一位已婚的出版商（他原本的妻子住在庇护所里）同居了许多年。在她去世之际，人们称她创作的那些充满戏剧性的小说已经成为了“英格兰的一部分”。

本书的作者福勒自己创作的、曾红极一时的犯罪小说《布莱恩特和梅》（Bryant and May）系列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作品，想到这些优秀的作品也许会在我们子孙的时代消失殆尽，福勒不禁增添了许多工作的动力。他写道：“作家跟音乐家或电影制作人不一样，他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作品可能沦落到只能用最廉价的纸张印刷，在上架归类时被归错；他们的手稿可能会丢失、被禁、或者烧毁。他们也许闻名遐迩、影响甚大、功成名就，但这些待遇只能持续短短数年，他们及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度常在这之后就不复存在。”

但还没有一位曾风光无限的作家，后来的遭遇如帕特里克·丹尼斯（Patrick Dennis）一样令人唏嘘。他1955年的作品《欢乐梅姑》（Auntie Mame）讲述了一个无拘无束的的怪阿姨把害羞的侄子从狭隘、势利人手中解救出来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当时的畅销书，并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和两部电影。丹尼斯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有三部作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作家。后来时代变了。按福勒的原话说，“1970年代是美国梦想破灭的年代，于是他创作的喜剧讽刺寓言不再受人关注了”。丹尼斯不再写作，他在麦当劳CEO的家里当管家，并把之前的风光全都抛在了身后。

销声匿迹

比起其他许多作家来说，丹尼斯已经算幸运了，他至少品尝过成功的喜悦。卡里尔·邦飞利（Kyril Bonfiglioli）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受到青睐。表面上，他的小说就是简单的犯罪故事，但其实并不仅限于此。小说主角查理·摩凯迪（Charlie Mortdecai）为整个故事增色不少，他是一个“势利、胆小、道貌岸然的艺术品窃贼”，行事作风颇有《万能管家》中的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和英国政治家拉弗尔斯（Raffles）的影子。邦飞利评价自己为“一个娴熟的剑客，各种武器都不在话下”，并且“对所有东西都有节制，除了吃、喝、抽烟和说话”。写作之外，他生活贫寒，酗酒严重，在1985年死于肝硬化。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使他获得了一票热切的书迷，但福勒坚持认为，他本该享誉世界的。

朱利安·麦克拉伦-罗斯（Julian Maclaren-Ross）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他成日在城市游荡，口里散发着白兰地的余味。他的传记作家保罗·威利茨（Paul Willetts）形容他“拥有超强天赋，但外表却很平庸”。他的天赋体现在作品中，他的小说明快有趣、生气勃勃，而且风格无比辛辣，即便是放眼现在，也无几人能出其左右。在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的作品《随时间之乐起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中，那个“贫穷、爱喝酒的波西米亚”小说家X Trapnel便是以麦克拉伦-罗斯为原型而创造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因生不逢时而遭冷遇：他没赶上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时代，而对于“愤怒的青年”时代（指20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主要由小说家组成的一个文学派别）来说，他又生得太早了。

威妮弗蕾德·沃森（Winifred Watson）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尽管在她死后，她的作品《明星助理》（Miss Pettigrew Lives for a Day）得以再版，而且改编成了电影，由艾米·亚当斯（Amy Adams）主演，但其实她本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有三个事件成了她成功道路上的“拦路虎”：大萧条（因为没钱，她无法跟几位姐姐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偷袭珍珠港事件（让《明星助理》改编成好莱坞音乐剧的计划泡汤）；二战期间的伦敦大轰炸（让她不得不跟父母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完全没有写作的空间）。

有的作家没能享受成功的果实则是因为他们活得不够长。比如1973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法瑞尔，在得奖三年过后就去世了，年仅44岁。萨尔曼·鲁西迪也同意这个说法，认为法瑞尔要是足够长寿，必能获得与其才气相衬的名气。如果说作品太少会抑制文学的发展，那么作品太多——即使你能保证它们的质量——则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以惊悚小说作家约翰·克雷西（John Creasey）为例，他使用过二十多个笔名，出版作品无数，有的书名甚至自己都不记得了，作品总销量达到年均约250万本。这为什么会是坏事呢？福勒解释说“因为读者喜欢给每个作家贴上专属的标签，如果一个作家有太多副面孔，就会给他们带来识别困难”。

查尔斯·汉密尔顿是一名写作总字数超过1亿字的作家，他是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然而，现在他的作品——主要写的是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已经很难买到了。他笔下的“比利·巴特”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为出名的角色，但这个胖男孩儿制造的各种低俗闹剧以及故事中时常出现的鞭刑，显然已与这个时代脱节。

有的作家淡出大众视野的原因则更微妙。为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喜欢的伊丽莎白·戴利失去了关注度呢？20世纪40年代，在她六十多岁时，她出版了16本以亨利·伽麦基（Henry Gamadge）为主角的推理小说。伽麦基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古籍专家，同时是一个爱猫达人，他需要解开一系列精密设计的案件。太晦涩难懂？或是太女性化了？都有可能。但在那个时代，戴利是一位非常受追捧的作家，在1960年，她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授予了埃德加·爱伦·.坡奖。

起死回生

总而言之，这些伟大作家销声匿迹的原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根据福勒的发现，上文还没提到的原因还有：对自己的作品妄自菲薄（“我时常感叹，我这么一个三流作家竟也能混到二流作家的行列里。”奇幻讽刺小说作家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曾经这么说自己）；自我封闭（专写摄政时期小说的作家乔吉特·海耶（Georgette Heyer）从不接受采访）；体裁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喜剧作家的作品往往得不到认真对待，难以继续流传）。流行元素的变幻莫测，使平民小说的创作格外困难；作者挖空心思让自己的作品符合当代的主流，这毫无疑问会使其更易变质。

还有，别忘了性别因素。福勒用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来写那些以“心理悬疑”为题材的女作家，直到很久之后，这种类型的作品才开始占据畅销榜单。这些“被遗忘的悬疑女王”，他写道，她们“被忽视、低估，或者不当回事，那些以写流行小说为生的女作家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作品得以出版，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读者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让优秀的作品流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

但时代在变化，女性有了自己的地位。此外，数码革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现在，哪部作品更加优秀由读者说了算，读者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让优秀的作品流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插一句，福勒温馨提示，下雨天和二手书店更配哦）。

此外，尽管福勒书中提到的许多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如今已鲜为人知，但他们都在文学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神秘哥特小说的先锋作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为例，她的作品对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的创作有着重大启发作用。弗兰克·贝克（Frank Baker）的小说《群鸟》（The Birds）写成16年后，由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重新整合，最后被希区柯克搬上了大银幕（贝克的出版商是杜穆里埃的表亲）。RM·巴兰坦（RM Ballantyne）的作品《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启迪了两位作家：第一位是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他在《蝇王》中明确提到了这本书；第二位是大文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他在自己的作品《金银岛》的前言中特别感谢了巴兰坦。

已经淡出大众视野的作品可以通过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起死回生”。当你去买一本绝版书的二手书时，你可能会发现里面写有各种笔记——以及旧车票或咖啡渍等——这些都是之前的主人留下的。皱巴巴的二手平装书里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的好东西，有一次，福勒想要找一本由克利福德·米尔斯（Clifford Mills）所著，名为《彩虹的末端》（Where the Rainbow Ends）的二手书——这本书因其法西斯主义倾向而被禁。最后，他在肯特郡找到了一本。当福勒翻开封面时，他赫然发现内页上竟有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在7岁时写下的。

（翻译：黄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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