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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环保成本上升正成为民间投资回落的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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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环保成本上升正成为民间投资回落的新变量

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环保不达标的也主要以民企为主,在当前的环保压力下,想让民企再增加投资,确实有难度。

2017年10月28日,湖南衡阳市民宁静赶赴新疆阿克苏去考察真正的沙地甜心苹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最新文章指出,人力成本上升依然是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主因,而环保成本上升正在成为民间投资回落的新变量。

今年1-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5.8%,如果只看10月份单月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仅增长1.18%,较今年上半年的7.2%大幅下降,更不可与2012年之前30%以上的高增长同日而语。

李迅雷指出,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环保不达标的也主要以民企为主,这与民企追逐高毛利的本能有关。大部分民企处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由于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缺乏优势,故要实现产业升级也有很大难度。在当前的环保压力下,想让民企再增加投资,确实有难度。

今年以来,国家环保部联合工商总局、司法部等进行全国性的环保督查,各地环保部门的督查力度空前,高污染行业减产、停产事件频发。这些举措甚至直接或间接导致某些行业的产品涨价,如水泥、纸张、钛白粉及部分有色金属等。

不过,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究竟如何,应该分行业来评估。李迅雷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于上中游的采掘和原材料生产企业而言,总体应该是有利的;对于下游的制造业,无疑会增加原材料成本。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归咎于供给侧管理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2012年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而同时民间投资增速也同样大幅回落的现象了。

从总的成本角度来看,李迅雷表示,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影响民间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1690元,至2016年增至3572元/月,六年累计增加111.4%,而同期名义GDP只增加了80.9%。

李迅雷表示,中国人力成本上升,是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数量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导致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中国流动人口的首次减少,则发生在2015年。正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民间海外投资的增速出现大幅增长,如果没有限制海外投资的严格措施,今年民间流向海外的投资规模将进一步上升。

人们常常把民间投资回落归咎于中小微企业(绝大部分是民企)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李迅雷说,既然这个问题一直长期存在,与民间投资增速变化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因此,这并非是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的原因。当然,如果能够降低民间投资的融资成本,自然对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有正面作用。

李迅雷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采取投资拉动模式,投资增速的回落,必然给经济稳增长带来难度。今年1-10月,国企投资增速达10.9%,但民间投资增速只有5.8%,这种“国进民退”式的投资反差,从长期而言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

他建议可以采取四项对策来刺激民间投资。

第一项是减税降费。李迅雷说,尽管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也出了不少,但国内企业的税费总负担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减税降费还有空间。

第二项是采取“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方式,淘汰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僵死企业”。对于民企而言,由于缺乏融资供血机制和政府信用背书,经营不善的基本会被自然淘汰。此外,政府可以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民企并购国有“僵死企业”。

第三项对策,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缩小基尼系数,以期提高有效需求来推动民间投资。李迅雷指出,民企解决了中国约80%的就业,民企利润及投资增速的下降,导致其从业者薪酬增速下降,更何况其平均薪酬本就低于国企;此外,国内房价的飞涨,使得部分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全社会的财产性收入增速也超过工薪收入增速。

第四项对策,就是要适度降低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增速。通过历史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公共投资或国企投资增速的上升,对民间投资会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尽管政府部门为了经济稳增长,采取了逆周期的刺激政策,但此类政策往往只是短期有效,长期看不仅边际效应递减,还会加速全社会杠杆率的上升。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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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环保成本上升正成为民间投资回落的新变量

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环保不达标的也主要以民企为主,在当前的环保压力下,想让民企再增加投资,确实有难度。

2017年10月28日,湖南衡阳市民宁静赶赴新疆阿克苏去考察真正的沙地甜心苹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最新文章指出,人力成本上升依然是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主因,而环保成本上升正在成为民间投资回落的新变量。

今年1-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5.8%,如果只看10月份单月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仅增长1.18%,较今年上半年的7.2%大幅下降,更不可与2012年之前30%以上的高增长同日而语。

李迅雷指出,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环保不达标的也主要以民企为主,这与民企追逐高毛利的本能有关。大部分民企处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由于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缺乏优势,故要实现产业升级也有很大难度。在当前的环保压力下,想让民企再增加投资,确实有难度。

今年以来,国家环保部联合工商总局、司法部等进行全国性的环保督查,各地环保部门的督查力度空前,高污染行业减产、停产事件频发。这些举措甚至直接或间接导致某些行业的产品涨价,如水泥、纸张、钛白粉及部分有色金属等。

不过,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究竟如何,应该分行业来评估。李迅雷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于上中游的采掘和原材料生产企业而言,总体应该是有利的;对于下游的制造业,无疑会增加原材料成本。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归咎于供给侧管理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2012年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而同时民间投资增速也同样大幅回落的现象了。

从总的成本角度来看,李迅雷表示,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影响民间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1690元,至2016年增至3572元/月,六年累计增加111.4%,而同期名义GDP只增加了80.9%。

李迅雷表示,中国人力成本上升,是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数量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导致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中国流动人口的首次减少,则发生在2015年。正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民间海外投资的增速出现大幅增长,如果没有限制海外投资的严格措施,今年民间流向海外的投资规模将进一步上升。

人们常常把民间投资回落归咎于中小微企业(绝大部分是民企)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李迅雷说,既然这个问题一直长期存在,与民间投资增速变化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因此,这并非是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的原因。当然,如果能够降低民间投资的融资成本,自然对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有正面作用。

李迅雷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采取投资拉动模式,投资增速的回落,必然给经济稳增长带来难度。今年1-10月,国企投资增速达10.9%,但民间投资增速只有5.8%,这种“国进民退”式的投资反差,从长期而言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

他建议可以采取四项对策来刺激民间投资。

第一项是减税降费。李迅雷说,尽管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也出了不少,但国内企业的税费总负担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减税降费还有空间。

第二项是采取“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方式,淘汰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僵死企业”。对于民企而言,由于缺乏融资供血机制和政府信用背书,经营不善的基本会被自然淘汰。此外,政府可以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民企并购国有“僵死企业”。

第三项对策,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缩小基尼系数,以期提高有效需求来推动民间投资。李迅雷指出,民企解决了中国约80%的就业,民企利润及投资增速的下降,导致其从业者薪酬增速下降,更何况其平均薪酬本就低于国企;此外,国内房价的飞涨,使得部分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全社会的财产性收入增速也超过工薪收入增速。

第四项对策,就是要适度降低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增速。通过历史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公共投资或国企投资增速的上升,对民间投资会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尽管政府部门为了经济稳增长,采取了逆周期的刺激政策,但此类政策往往只是短期有效,长期看不仅边际效应递减,还会加速全社会杠杆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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