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后真相”盛行的时代里，“塔西佗陷阱”成为了一时间的热门概念。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解释的：“（它）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先放下近日来沸沸扬扬的争论，我们或许可以在这个词背后，发现一段罗马帝国的政治变迁史。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生于公元56年，死于公元120年，是古罗马历史学家。他早期积极参与帝政时期政治，并在公元97年出任罗马执政官。政治生涯末期他开始写作传记以及史书，其中最出名的是《历史》（Historiae）和《编年史》（Annales）。不过，无论是塔西佗本人，还是日后研究塔西佗的学者，都没有一次提出过“塔西佗陷阱”的概念。这个术语究竟从何而来呢？

“塔西佗陷阱”的出处是《历史》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一段话：“当统治者业已变得不受欢迎，则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都不会被接受。（ceterum utraque caedes sinistre accepta, et inviso semel principi seu bene seu male facta parem invidiam adferebant.）”此处提到的“统治者”在拉丁原文中是principi，意为元老院中第一个发言的人，此处特指罗马帝国的皇帝。如果我们今天将“政府部门”替换原文中“皇帝”，那么就会改变塔西佗叙述的主体，反而不能理解他真正想表达的含义。要理解塔西佗的原意，我们要回到罗马皇帝制度的起源。

贵族与平民之争：罗马政治的主线

罗马的“皇帝”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概念，也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帝王不同。它是在罗马经历了王政与共和国一共七百年历史后所出现的政治产物，是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传说中，罗马之父罗穆勒斯（Romulus）在成为第一任国王之后，选中了一百人作为他的谏臣，即元老院的雏形。这一百人被称为patres，他们正是后来罗马贵族（patricius）的祖先。而罗马的其余人口则被称作为平民（plebs）。公元前509年，贵族布鲁图（Lucius Junius Brutus）带领罗马人民反抗暴君的王政体制建立了罗马共和国，每年由百人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举两名执政官（consul）行使罗马的最高行政、立法及司法权。但投票产生高级政府官员并非一人一票，而是将全体公民按照收入程度分成不同组别，每个收入组别只有一票，无论人数多寡。因此，人口众多的平民占有的票数，远不如人数少但是收入高的贵族。早期共和国更规定高级政府官员只能由贵族担任，于是，所谓的共和国其实是少数人的寡头政治。

贵族与平民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公元前494年。这一年罗马正在与周边的城邦交战，但是平民组成的部队拒绝参战，反而提出平民参选政府高官的政治诉求。此时以贵族组成的元老院为了确保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只有平民能参选的护民官（tribunus plebis）。最开始的护民官虽有权召开平民大会，并对元老院法令有一票否决权，但却只能制定影响平民的法令，所以依旧没有打破贵族在决策机构的垄断。

自公元前五世纪起，罗马出于防御外敌入侵而不断在战争中收获新领土，土地划分便激化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如公元前486年的执政官卡西乌斯（Spurius Cassius Viscellinus）试图将战争中割来的土地分配给平民和盟邦，但遭到了贵族派的极力反对。前471年，平民们成功掌握了护民官的选举权，由部族大会（comitia populi tributa）选举产生护民官。部族大会以地理划分的选区为准，每个选区一张票，保护了人数众多的平民的利益。

公元前445年，平民提出参选执政官，遭受到了元老院极力反对。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创立有一定执政官权的军队护民官（tribuni militares consulari potestate），进入政府决策机构。此后，平民在一代又一代护民官的带领下慢慢扩张自己的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公元前四世纪结束前，平民基本能担任决策机构的所有职位了。

这一时期的贵族平民冲突，并没有足够撼动共和国的政治基础。然而再往后，随着危机扩大，罗马的共和政体便逐渐滑向了帝制。

从斗争到帝制：罗马共和国是如何走向帝国的

公元前三世纪，发生了一系列极大影响共和国体制的战争，而最重要的转折点则是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这场战争消耗巨大，自共和国之始确立的四个军团已经完全无法应对长达十七年的战局。需要注意的是，之前的罗马军制都是义务兵制，只有拥有一定资产的罗马公民才能参军，这是共和国的特殊税收制度——平民基本不纳税，贵族提供金钱和物品，平民提供军事和政治上对贵族的支持。这一时期贫富差距较小，所以即便平民不断尝试进入决策机构，罗马共和国依旧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

而第二次布匿战争对军队的大量需求，使得几乎所有男性罗马公民，甚至包括许多少年都放弃务农前往战场。平民家庭由于失去大量男丁，不得已只能将土地低价卖给商人和贵族。商人和贵族们虽然也要按照资产数量提供士兵，但是他们还有许多不允许参军的奴隶能够继续耕种。因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共和国的贫富差距越变越大，作战中的主力——中产自耕民，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战争之后，千千万万的退伍老兵都无地可耕，他们需求的薪资和奴隶相比也没有竞争力，于是失业问题便成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内乱的第一导火索。虽然早在《李锡尼法案》时就已经限制了私人土地拥有数量，但是贵族可以借由亲戚的名义继续收购和租聘大量的土地。当提比利乌斯·古拉格斯（Tiber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33年当选护民官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法收回权贵手中的国有土地并试图再分配给失业的农民。提比利乌斯还意图将新征服的行省税收全部发放给失业平民作为他们的“再就业基金”。提比利乌斯的做法直接触碰到了贵族的利益，他成了公元前509年后罗马城内第一次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与他的三百多个支持者一起被打死在罗马街头。十年后，其弟盖乌斯·古拉格斯（Gaius Gracchus）为求完成其兄的遗志，巩固土地改革，也与其三千名支持者一起被迫害至死。整个罗马的政治依旧掌握在贵族手中，也没有任何人或群体能真正危及到贵族的利益。

公元前107年，马略（Gaius Marius）就任执政官，实施了军制改革，取消了罗马坚持了多年的义务兵制，并以自愿兵制取而代之。自愿兵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因为失业的平民可以通过当兵赚取酬劳，且不再有资产门槛。自愿兵制的确立，使得军队开始变得个人化。士兵会根据酬劳以及将领的能力选择入伍，这也推动了接下来将近七十年的罗马内战。从自愿兵制开始，平民与军队的交集越来越大。贵族们依旧无须亲自上前线作战，但是平民们意识到，大规模参军可以让平民在政治博弈中掌握主动权，拥有真正能与贵族直接抗衡的力量。

如果说马略的军制改革是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导火索，那尤里乌斯·凯撒的胜利和改革则正式宣判了共和国的死刑。公元前49年，得知凯撒带着自己的精英军团跨过卢比孔河，被元老们所拥立的贵族派领袖庞培仓皇逃往外地。凯撒也在这场短暂的内战中再一次巩固了自己在平民心目中的地位。与马略同属平民派的凯撒，开始对贵族为主的元老院进行大规模整编，通过安插平民派的支持者进入元老院，将人数从600人扩张到900人，进一步弱化了贵族势力。然而凯撒的改革异常激进，引发了对王权复辟的恐惧，一群被后世称为自由派的元老在一次集会中刺死了凯撒，然而这次谋反却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摧毁了维持共和的希望。愤怒的平民阶级没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支持，凯撒生前的军团也陆续宣布效忠凯撒遗嘱中的唯一继承人——年轻的屋大维。他收获了凯撒的军队，名声以及财富，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政敌马克安东尼，于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成为罗马帝国儒略克劳狄王朝的第一任皇帝。

从凯撒到屋大维，罗马的皇帝制度之所以诞生，和平民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不过，皇帝制度的稳定，恰恰来源于其平衡平民与贵族矛盾的能力。

罗马人眼中的“好皇帝”与“坏皇帝”

罗马的皇帝有别于中国古代的皇帝。罗马皇帝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需要通过政绩和军事成就来赢取前任皇帝和元老的信任，以获取前任皇帝的继承权。一方面，被元老院授予罗马第一公民（princeps）的奥古斯都组织由元老院选举大部分参与者的内阁，将自己塑造为元老院的领袖与代言人；另一方面，坐拥全数护民官权力的奥古斯都可以通过召开平民大会与平民直接对话；此外，他还是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Imperator），统领所有行省的15个强大的罗马军团。虽然最后呈现的效果依旧是切切实实的君主专制，但是用奥古斯都自己的话说：“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如此看来，从名义上讲，罗马帝国时代的特点便是用皇帝制度平衡贵族与平民的冲突——700年来的共和国社会核心——维持一个“元老与人民的罗马”（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

虽然奥古斯都的确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统治最有力的工具，其实是他的威信。面对不同政治力量，当一个皇帝失去了威信，其下场将会非常惨淡。而上一任皇帝如何选择一位不会失去威信的继承人，更是难以解决。在儒略-克劳狄王朝其间，皇帝继承人的选择来源于凯每一任皇帝较早在自己的亲戚中选择一名年轻男子，收为养子进行培养，成为日后的皇帝。然而虽然这样类似于禅让制的制度能一定程度保证当上皇帝的绝非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难以抹去其变成“坏皇帝的风险”。

塔西佗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追溯到 “四帝之年”， 68年-69年自尼禄驾崩后的一年，其间罗马一共经历了四位皇帝。这四人的生涯，印证了罗马人与军队之于皇帝的影响，“威信”的重要性便在其中体现。

尼禄是罗马帝国的第五任皇帝，同样也是儒略-克劳狄王朝（Julian-Claudian Dynasty）的最后一任皇帝。他并非庸碌之人，会将大部分属于皇帝私人拥有的税收用于举办戏剧节日和角斗士比赛；但这样一位“艺术家皇帝”在死后被元老院通过法案“消除记忆”全面否定（damnatio memoriae）。真正损害到尼禄威信的，当属公元64年那一场席卷罗马城大火。

根据塔西佗的描述，大火始于商店中的易燃货物，并从西里欧山与帕拉蒂尼山间沿着竞技场范围迅速蔓延开来。由于此处没有大型石制庙宇或空地，密集低矮的普通民宅又基本都是木结构，加之低谷间的大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一度烧到了两座山上。后世罗马史学家大都认为是人为纵火，而主谋正是当年的皇帝尼禄。狄奥（Cassius Dio）与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都称尼禄在自己山头的宫殿中一边演奏竖琴一边看着大火蔓延。对于尼禄的动机，其中一个说法是他为了建造自己的金宫（Domus Aurea），但因为皇帝无权占用罗马人的私有财产，因此他放火烧掉了这个地区；还有一个说法指出，尼禄为了驱赶城中当时不受待见的基督徒，宣称这场大火是因为基督徒而造成的，并借此开始了对基督徒的第一次集体迫害，将大批人口驱逐出了罗马城。

这场大火，并不见得是4年后尼禄被叛军逼宫而自杀的直接导火索，但人民对尼禄的憎恨由此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其他行省总督为铲除暴君而领军反叛。

尼禄死后继位的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 Caesar Augustus）是行省总督叛军中的一位，他在68年6月9日被元老院授予皇帝称号。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他向没有及时承认他为皇帝的行省征收高额税收，并多次未经审判就处死政敌，也鲜有接受他人对罗马公民权的申请。由于加尔巴没有履行答应给近卫军的额外报酬，他的政敌轻而易举地贿赂了近卫军，后者在69年1月15日这一天于罗马广场上杀死了加尔巴。同日，元老院承认奥托为罗马帝国第7任皇帝。虽然被塔西佗描写为贪婪的野心家，但是奥托却并没有过多的残暴统治的事迹，而是意图恢复和平和重整秩序。然而另一位地方总督维特里乌斯毫不让步地发动内战争夺皇位，奥托也在战败后的公元69年4月16日清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维特里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第八位皇帝。

人们对维特里乌斯鲜有正面评价，将他描绘成一名暴饮暴食的残忍君主。借钱办宴会的维特里乌斯折磨和处死他的债主，邀请他的政敌或反对者和谈并接机谋杀之。与此同时，埃及，犹迪亚以及叙利亚行省的军团宣布拥立的皇帝维斯帕先（Titus Flavius Caesar Vespasianus Augustus）在率军攻进罗马城后，让士兵将维特里乌斯撞死在了罗马城内知名的处刑地——卡匹托利欧山（Collis Capitolinus）悬崖边的台阶上（Scalae Gemoniae）。维特里乌斯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公元69年12月21日，元老院正式承认维斯帕先为罗马帝国第9任皇帝，四帝之年结束。

“塔西佗陷阱”中的文字出自他描写加尔巴的篇章，但是塔西佗并不只是在评价加尔巴。在《历史》和后面的《编年史》中，塔西佗从未吝啬他对所有皇帝的批评，与其说他是在评判加尔巴，不如说他是在借助文字表达他对帝政的态度。他是在评价过去的和警告未来的所有皇帝，告诉他们不要有任何损害罗马以及罗马人民的意图，否则罗马人民将不会放任皇帝的一切所作所为。可见，依然保有共和国记忆的罗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对付 “坏皇帝”的方法。纵观罗马帝国三国多年历史中的70位皇帝，只有20人是自然死亡，其余的皇帝要么是被刺杀，被处决，被迫自杀或是死在了战场上。

回到塔西佗的判断，当他说“当统治者业已变得不受欢迎，则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都不会被接受”时，他并不是在批评人民对于皇帝的不理性态度使皇帝的“好作为”被当成了坏作为，即便认为原文中的“皇帝”指的就是加尔巴，也看不出塔西佗对这样一位无能皇帝有太多同情。塔西佗支持帝制，他希望皇帝能够有足够能力形成威望，维持罗马的帝国形态。但是，作为共和国扩张的必然结果，罗马帝国的皇帝制度其实是消解内部阶级冲突、维系对庞大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而帝国的真正“主人”恐怕是一同瓜分了侵略扩张利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阶级最终一起模糊、消融在“罗马人民”这个名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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