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南峰 李靖云

作为以研究中国经济学而闻名的学者，剑桥大学教授，剑桥大学发展学科研究学科主席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一直以“中国视角观察世界”。所作《中国会买下世界吗？》预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新作《理解中国》则再次给出了认识中国的路径角度。如何看待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发展蓝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这位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国交通银行独立董事。

“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是重塑世界经济

《21世纪》：你以“少数用中国视角观察世界的西方学者”而闻名。我们需要如何用中国视角观察世界？

诺兰：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一直针对中国与世界开展研究，包括中国农村改革、前苏联与中国转型的比较研究、中国在世界经济与创新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我一直认为要想理解中国经济，就必须关注“看得见的手”。从先秦开始，中国政府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中央工程、小型地方工程、选贤举能的科举官僚体制运转良好。中国政府所言“看得见的手”就是政府要更好地培育市场，统一市场，引导市场，这是深植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思想中的，与管子的“春赋以敛繒帛，夏贷以收秋实”等思想一脉相承。两千年来，在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家提供框架，但大部分活动都是通过企业家完成的，富饶并不来源于自然，而是来自商业，来自于产出新事物的人们，而创新和技术进步就在竞争中产生了。造纸术、印刷术、纺织、火药、管形火器、钢铁冶炼……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不胜枚举。而直到18世纪，欧洲人还不会制造瓷器。

《21世纪》：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诺兰：丝绸之路沿线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双赢的契机。在大量相关项目上，很多西方的高科技及服务业公司有许多机会携同中国企业为此做出贡献。中国从古代以来漫长的历史道路，证明了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与以伦理为导向的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两种手段相结合所带来的好处。在今后几十乃至上百年，这种思路能够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监管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发展不同于西方霸权的路径

《21世纪》：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历史资源重新焕发了活力，然而与此同时，文化差异依然大量存在，世界的隔阂似乎还在加深。“一带一路”倡议能如何消除文化差异？

诺兰：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住房、供电、供水、排污、交通及通讯供给，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能够使所有社会群体拥有自我实现的手段。基础设施的发展有望大幅提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福祉，惠及不同宗教与种族背景的民众。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有着处理多元文明的历史经验。

西方报刊在讨论南海问题时常指责中国“恃强凌弱”。他们质问中国“有何权利控制一片离中国这么远的海域”，却对英国对远在南大西洋的马岛的控制熟视无睹，35年前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或许早已被淡忘。该领域内最重要的相关国际法是上世纪80年代资源焦虑背景下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海岸线向外延伸200公里的范围。在《公约》下，中国的无争议专属经济区只有90万平方公里，算上中国对南海所宣称的面积，也才不到300万平方公里，仅仅是美国、法国或英国一个较小海外专属经济区的规模。两千年来，中国的船只在南海各处航行，中国商人在港口之间贸易，他们绘制了海图，中国水师保护着所有来往商人。这是很自然的。

对于中国来说，在历史上想要征服周边的地区来说太容易了，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那里并没有形成帝国，这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他们获得其专属经济区的过程是血腥的。这些地方都远离本国，但是，中国声称主权的地区是紧邻中国的。西方媒体或者西方学者统统不承认，这是我撰写《认识中国》的动因。

中国带给世界新的哲学

《21世纪》：2016年英国退出欧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现代社会矛盾，而传统的蓝领工人群体又成为了一个重要参与者，呼唤制造业回归成为一种呼声。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诺兰：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迁已巨大地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并且削弱了高收入国家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这在社会的各个部门引发了民众的严重的焦虑感，不仅涉及从事传统制造业的工人阶级——如今他们仅占总体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还涉及人口中的其他部分。这造成了一些政治困惑，以及诸如特朗普当选、英国退出欧盟等后果，这一过程伴随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引发的后果需要认真的研究。这种研究几乎还没有起步；由于行业技术的发展极其迅速，研究这一课题不太容易。

《21世纪》：从工业化国家走向福利国家、消费品价格以及信息基础提供的廉价娱乐。英国为首，发达国家都展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轨迹，这一切也经历过社会矛盾冲突，然后有调整变化，怎么看福利社会出现和未来？

诺兰：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绝大多数人口的福利状况。这就要求政策不仅仅能够刺激经济发展，还要为大多数人提供自我实现的手段。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学习，从而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大众福利的提升，并且通过这种方式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比如从英国的例子中学习历史经验，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全球化时代，英国的政治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然而英国福利国家的体系保留了下来。如今英国的社会结构，与19世纪中期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较，已经完全不同。尽管社会分化不断发生，与1939年前相比，现如今的英国社会已经公平了许多，比如民众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学校教育，获得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这些政策得到了大部分政党的支持。但从撒切尔时代到布莱尔时代，新自由主义几乎获得了胜利。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使工党无法代表工人阶级，这一教训也是深刻的。当然还有其它的各种不同的经验同样值得中国学习，包括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印度在提高大多数人的福利上的糟糕表现。

《21世纪》：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了论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战略谋划。在全球性遭遇发展瓶颈的时刻，怎么认识中国这一变化？

诺兰：“矛盾”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核心，这也是亚当·斯密理论的核心。《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实质就是，我们如何控制资本主义体系，运用它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但也要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对它加以管制，二者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有相似之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是极其进步的，但资本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并抑制之。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不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资本集中定律，而资本集中的关键又在于规模的重要性。相比而言，大企业在创新和技术进步上更具优势。事实证明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定律是科学的，今天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过程，大企业是在不断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很艰难，这就是全球跨国企业的双刃剑所在。

十九大报告也非常清晰地提出，赶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科学的试验方法，河的彼岸就在于大多数人的自我实现。中国对世界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改良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监管，包括金融体系。要知道，现在全球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必须关照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治理史中，政府官员最重要的原则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核心都是“德”。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以后的50年，100年，200年，甚至于一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将是德性哲学（philosophy of the mor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