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传记写了五位女作家：她们是局外人、是书虫、是反抗者|界面新闻

1929年，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把一年前她在剑桥大学两所女子学院——纽纳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演讲整理成册。在演讲中，她想象着，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她的命运会如何？“她和莎士比亚一样喜欢冒险，富于想象，也渴望去外面见见世面，可没人供她读书，”伍尔夫说，于是她的命运再也看不到头。伍尔夫把她的演讲集编成《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就算她的作品你一个字都没读过，也很难不与这本书产生共鸣。

在《局外人》（Outsiders）一书中，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选取了伍尔夫在这一年的其他作品——一篇关于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传记文章。戈登认为，伍尔夫打算在这篇文章中为渥斯顿克雷福特正名，在以往的传记中，她总是被刻画为一个“郁郁寡欢、反复无常”的人。伍尔夫写道，渥斯顿克雷福特作为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母亲和女权主义先驱，她“突破了重围，直抵生活的本质”。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她的多愁善感，而是她对尝试和体验的渴望。这同样也是伍尔夫的长处，支撑她消解自己的伤感。戈登就是这样，游刃有余地回转到起点，开启了这本发人深省的集体传记，讲述了五位改变世界的女性作家的故事。

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玛丽·雪莱和伍尔夫：戈登把这些女性称作“局外人”，她们努力反抗各自所处时代的条条框框，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奋斗。戈登是富于想象而心思缜密的传记作家，此前她已经分别著书，详述了渥斯顿克雷福特、夏洛特·勃朗特和伍尔夫的生活。有趣的是，她在这本简洁紧凑的书中将她们的生活编织在了一起，把跨越了几个时代的五位女作家联系在了一起。

她的目的很单纯：“我对这五位如雷贯耳的作家十分好奇，作为女人，障碍重重，她们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这个问题很简单，要回答它却不容易，这本精妙的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答案。至于这五位女性有什么共同点，至少有一点显而易见——“在一定程度上，她们都处在社会边缘，而且都是书虫，”戈登解释说，“书籍给了她们彼此跨越时空的陪伴，在她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让她们成为了崭新的女性。”

戈登的长处之一，在于她总是能看清传记这种体裁固有的张力：归根结底，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所有的证据都不过是个体生活的零碎片段罢了。戈登写道：“二十五年前，一位传记作家给艾米莉·勃朗特下了厌食症的诊断书，现在她成了亚斯伯格综合征——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大都是个未知数。”这几位艺术家生活的真相就隐藏在她们的文字中，戈登侧耳聆听她们作品的倾诉，尽量切断与那些一刀切的传记之间的联系。她还注意到，伍尔夫早年写过一篇名为《卡莱尔与珍的情书》的未署名书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看清的越多，能贴的标签就越少。”

这本书并非阅读这五位女作家作品之前的引入，戈登也没打算用它来作为入门读物。即便如此，对她们了解较少的读者也不会感到这本书无聊，相反，它让人心痒。我承认，我以前也没读过施赖纳的小说，但现在了解到她在女权主义和殖民历史方面的立场后，我已把《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加入阅读书单了。然而，《局外人》真正的魔力在于对五位女性生动的描绘，她们有精力也有能力想方设法发声，尽管常常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争议之处的话，那就是它的副标题了，“改变世界”这个词未免有些陈词滥调。我私下怀疑，戈登大概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我瞄了一眼四周，她们并未改变这个世界，这仍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