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里很昏暗，只有从窗外漏进来的些许光线。蜘蛛网覆盖了扳手，喷绘油漆罐，和一把老木头椅子的脚蹬，马特·皮特斯曾常坐在那把椅子上。音箱里放着乡村音乐，那是现在使用这间工作室的租户忘了关。

“这儿闻起来真好，”我说，“就像……”

“男人，在工作，”金妮·皮特斯接过我的话说。

我们吸了一口气。“是的。”

金妮在一张桌子前停了下来，丈夫马特死去的那天晚上，她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发现了他留下的信。

“我最亲爱的，”信这样开头，后面有好几页——“我的脑袋里全是痛苦。”

2011年5月12日，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的早上，马特站在农舍的厨房里。

“我没法思考”他告诉金妮。“我就像瘫痪了一样。”

那正是栽种的时节，压力很大。马特担心天气不好，加班加点地把庄稼栽到地里。他连续三晚上没睡觉，挣扎着做出决定。

“我记得我当时想‘多希望我能把你抱起来放到车里，就像你抱孩子那样，’”金妮说。“然后我记得我又想到……我又能带你去哪儿呢？谁能帮助我呢？我觉得好无助。”

随着那天时间的推进，金妮感到一股“压迫性的恐怖”越来越强烈。到晚饭的时候，马特的卡车不见了，人也不接电话。天黑的时候她找到了那封信。“我就知道，”金妮说。她立即拨打了911，但是当警方找到马特的卡车的时候，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金妮说她的丈夫身强体壮，意志坚定，风趣且关爱别人。他们一起养育了两个孩子。他以前会唱着《太空飞鼠》的主题歌冲进门里——“我来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大笑不止。他拥抱新观念，在农业生产上很追求进步，是县里面第一个采用不翻耕土壤种地法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想成为一个给予者，而不是索取者”，她说。

丈夫死后，金妮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每一小片纸，每一件我能找到的、能够让我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的东西。”他的手机上显示，在死去的那天下午，他曾经和一个陌生号码通话了20分钟。

当她拨通这个号码时，迈克·罗斯曼博士接听了。

“我叫维吉尼亚·皮特斯，”她说。“我的丈夫在5月12号自杀了。”

电话那头愣住了一会儿。

“我一直非常担心，”罗斯曼说。“感谢你打电话给我，皮特斯夫人。”

罗斯曼是一个爱荷华州的农民，也是一位心理学家，是美国顶尖的农民行为健康问题专家。他常常接听身处危机之中的农民打来的电话。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他努力去理解为什么农民自杀率高得惊人——当下，农民的自杀率比美国任何其它职业的从业者都高。

很久以前，我（作者Debbie Weingarten现在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菜农，而且我也曾打过电话给罗斯曼。我当时很抑郁，婚姻不顺，又刚当上母亲，而且被农业生产里常见的大额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生产食物，却买不起食物。我们每周工作80个小时，却看不起牙医，更别说看心理医生了。我记得霜冻威胁庄稼的夜晚的那种惊恐，记得长期为钱而吵架，记得当我实在起不来床时那扫过墙面的光线。

“农业一直都是一份充满压力的工作，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很多因素都不在农民的掌控之中，”罗斯曼在《行为保健》（Behavioral Healthcare）杂志上写道。“农业家庭和牧场经营者的情绪健康，和这些因素的变化紧密交织在一起。”

去年，一项由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的研究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包括农场经营者、农场雇工、牧场经营者、渔民和伐木工人——的自杀率比其他任何职业都高。数据显示，美国17个州的农业从业者的自杀率比一般大众高出近五倍。

研究发布后，《新闻周刊》报道说农民的自杀率比退伍军人高两倍多。然而，这还很有可能是低估了，因为数据收集跳过了几个主要的农业州，包括爱荷华。罗斯曼等专家说农民的自杀率可能更高，因为有数目不明的农民把自杀行为伪装成农场事故。

美国的农民自杀危机和全球大范围的农民自杀危机相呼应：澳大利亚每四天就有一名农民自杀；在英国，每周就有一名农民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法国，每两天就有一名农民自杀；在印度，自1995年来已经有超过27万名农民自杀身亡。

2014年，我结束婚姻离开农场，开始写作。我的目标是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因：尽管美国热情赞美农业，尽管农民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却常常忽视他们的健康幸福。

当我作为农民和罗斯曼通话四年之后，为了弄清楚美国农场的自杀危机，我带着摄影师穿越爱荷华州。那天早上一直下着瓢泼大雨，我们来到了罗斯曼家门口。

“我们要脱鞋吗？”我们问道。罗斯曼的妻子玛丽莲挥手说不用了。“这是个农舍，”她说。在这样的阴雨天气里，农舍是如此温暖，装饰得干净整洁。玛丽莲正在明亮的厨房里做蔓越莓糕点。

罗斯曼的外形就像是中西部的圣诞老人——慈祥的圆脸上戴着眼镜；一头白发和一把白色的胡子。1979年，罗斯曼和玛丽莲辞去了在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分校的教职，在爱荷华的哈伦（Harlan）买下了190公顷的土地，就在罗斯曼长大的农场附近。当他告诉同事自己要放弃学院生涯去过农民生活时，同事们都觉得难以置信。

“我跟他们说，农民是一个备受危机的群体，而我们的生存有赖于他们。我需要去照顾农民，因为没有人做这件事情。”罗斯曼说。回到爱荷华，罗斯曼夫妇种起了玉米、大豆、燕麦、干草，养殖纯种牛、鸡和火鸡。罗斯曼开了一家心理诊所，玛丽莲担任护士，他们还养育了两个孩子。

雨停了，罗斯曼把裤子塞进雨鞋，我们去了屋外。他有一点点跛脚。1990年收割燕麦时，他因为操作联合收割机时“一瞬间的不小心”而失去了四个脚趾。他说这次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踏着湿漉漉的草朝他房屋后面的玉米地走去，他伸长脖子说：“听到小牛的叫声了吗？它们刚刚断奶。”我们停下脚步来听；小牛的叫声很凄惨，它们走调的声音，就像是田地里有个青春期前的小男孩在哭泣。

1980年代，美国持续爆发家庭农业危机。这是自大萧条时期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农业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农村地区。市场价格崩塌，银行收回贷款，利率一夜之间翻倍。农民被迫清算偿债，被驱赶出了他们的土地。人们在谷物升降机前打架，本地银行传出枪声，自杀率飙升。

“我们在1980年代农业危机里的经历就像是地狱，”唐·特斯克说，他是一个农民，也是堪萨斯州农民协会的主席。“我是说，没有上帝的地狱。”

1985年春天，成千上万的农民聚在华盛顿特区，包括美国农业运动的主席、“农场救助”项目的历史学家大卫·森特。数周时间里，抗议的农民在广场上扎起了帐篷，包围了白宫，在宾州大道上游行。他们扛着几百个黑色十字架，每一个上面都写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受害者或自杀者的名字。他们游行到了美国农业部的大楼前，把十字架插在地上。“看起来就像一片墓地，”森特回忆道。

森特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推荐服务，举办社区活动来消除农民群体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化。“他们就是不太会展露自己的细微感受。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罗斯曼说。

在农业危机的高峰时期，大多数农业州都开通了电话热线。

“影响如何？”

“我们在这里阻止了自杀现象，”他说的是他所在的爱荷华社区。“而且每个有电话热线的州都减少了与农业相关的自杀数量。”

1999年，罗斯曼加入了一个名叫“播下希望的种子”的项目。这个项目起步于威斯康辛州，把7个中西部州里没有保险或者保险不足的农民联结起来，为他们提供能够担负得起的行为健康服务。2001年，罗斯曼成为执行理事。14年里，这个组织接到了将近50万通来自农民的电话，培训了1万多名农村地区专业工作者，为超过10万个农民家庭提供了带补贴的心理健康资源。

罗斯曼的项目非常成功，被一个叫“农场及牧场压力援助网络”的全国项目评选为模范。罗斯曼和同事希望农民能够得到他们急需的联邦政府援助——然而尽管该项目获批成为2008年美国农业法案的一部分，却没能获得资金。

尽管参议员汤姆·哈金和其他饱含同情的议员尝试给“农场及牧场压力援助网络”拨款，但他们没能拿到多数投票。罗斯曼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几个议员——大多数是共和党人——“很虚伪”。罗斯曼在一封电邮里写道，“他们当着我的面，还有上门来找他们支持项目的人许诺，但是一到投票的时候……他们不支持拨款……他们常常声称这笔花费并非必要，会增加国债，同时却又说健康的农民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资产。”

这个项目可以创立地区和全国援助热线，为农民提供咨询，估计每年需要联邦出资1800万美元。罗斯曼说美国自杀的农民加起来比这笔钱重要多了——从金钱、农地、与食品相关的国家安全，以及给家庭和整个社区带来的情感和金钱损害等角度来说。2104年，支持罗斯曼的“播下希望的种子”项目中断了联邦资金，这个项目结束了。

九月的天空灰暗，时不时地下起雨来。约翰·布拉斯科的牛群在栅栏前排成一排；蝉在树上鸣叫。自布拉斯科翻阅《今日密苏里农民》报并看到罗斯曼的文章已经过去一年了，他当时被这篇文章震惊了。

“疾控中心称，农民自杀率高于其他群体，”标题是这样写的。

“我读了12遍还是15遍，”布拉斯科和他的妻子乔伊斯坐在厨房的桌边说到，“它深深地震撼了我。”

屋子里的墙上和架子上摆满了他们的六个孩子和十三个孙辈的照片和纪念物。厨房里的收音机传出温柔的音乐。

布拉斯科身材高大，不苟言笑，双手因劳作而坚硬，阴郁的嗓音几乎没有声调变化。自罗斯曼介绍我们认识后，从冬天以来我们一直通过电话联系。“亚利桑那的天气如何？”每次打电话时他都要这样开场。我陪布拉斯科一起经历数次对健康状况的恐慌和住院治疗。他意识到自己忍受了多年的抑郁和自杀想法，在农民当中很常见。

我俩第一次讲话时，布拉斯科跟我说，“在过去的25年到30年里，每一天我都会想到自杀。”

疾控中心给出了几个美国农民自杀率高的原因，包括“社会孤立，财产损失的可能性，无法或者不愿意寻求精神健康服务（这类服务可能在农村地区也很有限），以及易于接触到致命物品。”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失去土地是比死亡还要惨痛的事情，这一点布拉斯科有着切身体会。1982年的感恩节，一个火星从布拉斯科家烧木材的炉子中蹦了出来，引燃了一盒子报纸。火焰燃到了窗帘，烧化了门，整栋房子大部分都被烧毁了。布拉斯科一家人无家可归了。

火灾过后不久，农业危机就加剧了。银行把他们的贷款利率从7%提到18%。布拉斯科在银行和私人借款者两头奔跑，希望能够重新协商借款合约。协议本来快达成，最终却失败了。“他们并不在乎我们是否不得不住到地沟里去了。”布拉斯科回忆道。

绝望的一家人宣告破产，失去了265公顷的土地。布拉斯科第一次想到了自杀。

布拉斯科失去的大部分土地就在他们还保留的35公顷土地对面，中间隔了一条路。“我每次离开家都会看到失去的土地，”布拉斯科苦恼地说。“你无法想象我每天多么地受折磨，简直是要生吞活剥了我。”

罗斯曼发展了一套他称作“农业强制理论”的学说，虽然他也承认这个理论是借鉴了其他心理学家的成果。“从事农业的人，”他解释道，“有着为人类提供必需品的强烈冲动，比如食物，以及制衣、建屋和开采能源所需的材料，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坚守土地以及生产这类物品所需的其他资源。”

当农民无法实现这一近乎本能的目的时，他们就会感到绝望。因此，这个理论里存在一个重要的悖论：让农民成功的相同动力也让他们对自己的失败更加难以接受，有时候甚至到了想自杀的地步。在一篇文章里罗斯曼写到，农业强制理论“是一种可行的解释，它既让农民成为农业生产者，而又有时候成为结束自己生命的动机。”

自2013年以来，美国农民的农业毛收入下降了50%。2017年的农业收入中位数预计将会是负1325美元。如果没有农产品最低价格保护（parity）的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将低于生产成本。

在邮件中罗斯曼写道，“（农民）自杀率的起伏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相一致……现在自杀率上升是因为当下的农业衰退。”

在奥内加（Onaga）社区医院新近重新设计的明亮走廊里，南希·齐德克刚结束了一轮诊疗，而乔伊斯·布拉斯科刚好也在医院的商业部门工作。作为一名家庭医生，南希的农民病人常常有行为健康方面的问题，她将原因归于农业生产自身的压力因素。

“当你的农场在苦苦挣扎时，你当然会抑郁，要担心怎么养活家人，怎么送孩子上大学，”她说。

2017年8月，农民和堪萨斯农民协会波尼县（Pawnee）的主席汤姆·吉赛尔录制了一段视频，名为“十种用1蒲式耳的小麦买不到的东西”。吉赛尔说，按照每蒲式耳3.27美元的价格，“我生产的粮食就是我的‘货币’，而它还不到应有价格的五分之一。”

他展示了价格超过1蒲式耳小麦的消费品照片：6个英式松饼，4卷厕纸，1条面包——尽管1蒲式耳的小麦能够制作70个一磅重的面包。

齐德克医生说农民的健康和农业社区的健康紧密相关。“粮食价格低，汽油价格高。农民感到压力，‘我必须要把这些种到地里。但如果我卖不出去，我就没法买明年的种子，我没法还银行的贷款。’而这样的情况会影响到小社区里的其他人。因为假如农民没法光顾镇上的果蔬店，五金店，药房，那么这些人日子也不好过了。”

确实，在星期六的下午，奥内加的中心城区几乎空无一人。这儿有一家酒水店、一座学校、几间教堂、一间披萨店、一家儿童中心，还有用木板封住的店面。“必须有家庭农场结构才能有乡村社区，比如学校系统，教堂和医院，”堪萨斯农民协会的唐·特斯克说。“我观察着农业部门的工业化和堪萨斯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非常气馁……在美国农村，或许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在《今日密苏里农民》报上发现那篇文章后，约翰·布拉斯克决定联系罗斯曼。但文章给了一个网站，布拉斯克斯没有电脑。于是他开车到图书馆，要求图书管理员代他发邮件给罗斯曼。几天之后，当布拉斯科在路上开着拖拉机时，罗斯曼打来了电话。

“他想听我讲讲我的事情，”布拉斯科说。“总得有人来关心这里发生的事情。”

自20世纪80年代农场危机以来，罗斯曼表示，专家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帮助农民。保密的沟通系统——电话或者网络——是有效的，但工作人员需要掌握农业的现实和语言。

“如果你去找一个懂治疗但不懂农业的治疗师，他可能会说‘放个假吧——这对你是最好的，’而农民会说：‘但我的牛可不是一周只上五天班啊。’”

经济实惠的治疗至关重要，而且并不需要很多资金——罗斯曼表示，许多问题可以在不到5次的疗程内得到解决，他将这一点与员工援助计划相比较。医务人员需要接受关于农业人口身体和行为方面健康风险的教育，而这正是罗斯曼和同事努力的方向。

约翰·布莱斯克说绘画对帮助农民很有帮助。当他想画画的时候，他会在大锯条上绘出精细的农场景色。咨询和药物治疗也有帮助，但他渴望与懂得自己经历的农民交谈。 他说：“我真的愿意放下一切去和人们交谈。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是这条船上唯一的人，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诺亚方舟一样，上面挤满了人。”

在他的农舍里面，布拉斯科递给我两本日记。这些日记充满了回忆：他小时候如何赤足走在镇子上，妈妈晚上如何清除他脚里的沙粒；还有他在谷物升降机旁全职工作的年月，只能晚上回家在黑暗里种地，用手电筒数牛的数目。

布拉斯科在农场上照亮黑暗的场景，是一幅很有感染力的画面。“有时候电量不足，电筒没有那么亮，”他写道，“但是当你发现走失的母牛，而且还发现了一头新出生的小牛，那会让夜晚变得格外明亮。”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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