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需要了解其治下的人民。人口普查、财产调查与税赋记录，是国家以收集知识来维系权力这一需求的实质性表现，且为人们所熟知。这不仅仅是一种官僚化的、死板僵硬的记录保存活动：当国家遇上某些不同寻常的问题时，它通常会动用各种形式的尖端技术和专业技能来了解其治下人民的动向。在20世纪早期的帝国时代，欧洲的殖民地遍布全球，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则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那时，为更好地了解其殖民领地的状况，英国官员启动了一项奇特且不为人知的研究计划：收集南亚、非洲以及大西洋人民的梦境。但研究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期有所不同。

以一名叫卢扎库（Lhuzakhu）的男子为例，他住在印度东北部的娜迦山（Naga Hills），担任殖民政府的翻译。一名英国地区官员——也就是卢扎库的上司——在1924年记下了他的梦境：

“我一个人走去学校。大市场里忽然跑来一头大象，背上没人。我觉得这应该是你（指官员本人——译注）的大象。我怕它伤到我，于是对着它扔了块石头……接着我就发现自己回到了家，跟家人在一起……我们围坐在篝火边。一阵狂风突然吹过。我抱紧柱子，生怕房子会被吹跑。风停了。我打量了一下房柱，特别是门前那根雕刻精美的，然后说：“要不是有这根柱子，我的房子就会垮掉了，那样的话我会有很多麻烦。”

来自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家查尔斯·加布里埃尔·塞利格曼（Charles Gabriel Seligman）主持了这场收集活动，梦境来自于印度次大陆、尼日利亚、乌干达、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及其它一些英国殖民地的人民，卢扎库不过是其中之一。塞利格曼长期担任殖民当局的顾问，后者资助了他的研究，并派遣官员到伦敦政经学院接受相关的培训。塞氏主攻体质人类学，发展出了一套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学说体系。这意味着根据体貌特征来划分人群，并将其置入一个等级化的进化序列中。一言以蔽之，塞利格曼是个帝国主义者，一个技艺精湛的分类学专家。现在的问题是，他收集诸如卢扎库这样的人民的梦境，究竟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来记录殖民地人民的梦境，乃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甚至有些乌托邦色彩的计划。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的狂热崇拜者，塞利格曼想要探究的是：精神分析这个新鲜出炉的“大杀器”与英国殖民地的文化多样性相互碰撞一番，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以及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信息。他对传统的心理学技术抱有不满，例如，测试对视觉刺激的反应时间，长期以来是心理学家们唯一能可靠地加以捕捉的精神体验。塞利格曼相信，这些方法固然有技术上的精确性，但却难以把握人类内心生活的深度或复杂性。梦境研究将能检验弗洛依德主义究竟能否跨越文化藩篱，并提供一幅更为丰满、充实的人类心智画卷。这一步走得相当不同寻常，一方面是由于弗洛依德的理论在科学家圈子里仍有高度争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许多西方观察家对他们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抱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捉摸不透的异类。

身为一名优秀的弗洛依德主义者，塞利格曼深知，要把握梦境的意义，唯有通过解释行为来予以引导；单纯针对梦境内容记流水账是不够的。为此，他指示那些负责收集梦境的人——由殖民地官员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混合组成——询问受访者，让他们报告自己在描述自身梦境时伴有什么样的反应与联想。例如，当塞利格曼分析到卢扎库的梦境时，他是以卢扎库自己的话开始的：“立柱的精美与强韧意味着我的儿女是争气的。”透过提取这番话当中涉及生殖崇拜（phallic）的象征主义元素，塞利格曼认为这揭示出卢扎库的自我感知是建立在“力量与生殖”之上的。

或许，塞利格曼下一步就能把这一个案整合到不断积累的证据当中，以确证佛洛依德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愿望实现”的逻辑在全世界人的梦境中都反复出现：在西非是死亡，在所罗门群岛是乱伦，在澳洲则是幻想把当权者拉下马。另一方面，也有可观的证据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至少有三个大陆上的受访者报告表明，弗洛依德著名的性发展阶段论——即从口欲期（oral）、肛门期（anal）再到生殖期（genital）——乃是缺乏依据的；例如，小孩子并不会经历所谓的“潜伏期”（latency period）或曰一段迷恋器官排泄功能的时期。

娜迦山和尼日利亚方面的调研人员甚至完全否定了“力比多”（libido）和“压抑”这类基本概念的相关性。根据他们的报告，当地的性风俗远远没有西方社会那么多的限制，而那里的无意识心智也没有那么强的打破禁忌的冲动。

或许，在那个案例中，卢扎库的梦境可以被植入到一个与“野蛮”或“原始”心智有关的故事里？然而这里的问题类似，塞利格曼手里的数据太庞杂了，几乎没法对之作出足够清晰的诠释。为了替他的跨文化分析建立起一个控制组，塞利格曼使用了一段1931年的BBC广播，引导英国本土的普通民众报告并诠释自己的梦境。他发现，梦境中的各种符号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情绪状态，几乎是所有人都普遍地共享的。举个例子，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紧张的梦里一般都会有一张嘴从咬紧牙关到慢慢松开的画面；与之相比，在愉悦或富有激情的梦里，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画面则较为常见。在拷问一番最初促使他去收集梦境的弗洛依德范式之后，塞利格曼又开始青睐起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那是一个大杂烩：全人类都有传承下来的神话、影像、记忆。

无论是采纳弗洛依德还是荣格的理论视角，塞利格曼都发现殖民地民众的梦境指向了一个他未曾预期到的结论。如他在1932年所言：“野蛮人的心智与西方文明人的心智从根本上讲上是一样的。”梦中的符号固然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学视野提供了某些支持，但半梦半醒时的状态，比这更重要，也提供了更强力的证据。透过对英国本土BBC听众的分析，塞利格曼与其他人类学家类似，也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其它文化的人民会将梦解读为某种对未来事件的预言或预兆。他注意到，“西方文明人”与此并无二致。某些受访者表现出对于灵修、心灵感应与占星术的兴趣；另一些受访者则提到了预言性的梦境——他们坚称这些梦预告了自己未来的生活。塞利格曼想要对这些预兆进行理性解释，但却遭到了受访者的拒斥。一个女人愤怒地质问道：如果得不到某种预言作为回报，谁会把自己的梦境说给一个陌生人听？“这项实验很有趣，”塞利格曼感叹，“它表明大部分人都认为梦境是一种预言。”

父亲形象与英国官员

简单来说，塞利格曼竭力想要把意义强加给他那并不寻常的数据库。当他试图确立普遍性时，例外与矛盾便纷纷冒头。当他试图在英国人的心智与殖民地人民的心智之间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时，共性却又浮现出来。即便研究者掌握了几乎所有权力——有大英帝国权威这个总后台，有一套精致的理论框架设定着用以描绘接触者的各种术语——被研究对象也并不总会按部就班地如其所愿。

这让我们回到了卢扎库这个案例。当塞利格曼开始怀疑弗洛依德主义的普适性时，他注意到俄狄浦斯情结在殖民地人民的梦境中表现为一种特定的形式：引发冒犯性感受的父亲形象，通常是一名英国官员或传教士。例如卢扎库就觉得大象是地方官的财产，接着就向它扔了块石头，这揭示出了他平日无法公开表达的潜在敌意。此洞见使得谜题的其它部分开始显得有条理了。塞利格曼接着便把回到家里这一变化解释为“逃往母亲那里”；而那阵差点掀翻屋子的狂风，则被解释为大英帝国治下发生的某场地震后的创伤记忆。卢扎库心仪的“好儿女”则成为幻想中的解决之道。在塞利格曼看来，这一连串事情确证了卢扎库想要篡夺地方官的父系权威。换言之，他总结道：“卢扎库活在父亲的敌意中，他想要自己成为父亲。”卢扎库尽管表面上对殖民当局毕恭毕敬，实则对英帝国主义者夺权一事充满怨恨，想要把他们拉下马。

塞利格曼的解释当中糅合了一种弗洛依德式的政治观，将政治视为父子斗争。在这个案例中，压迫性的力量既不是某个阶级，也不是某一代人，而是大英帝国本身：这个体制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且敌视异见。顺着这条脉络，梦境令我们窥知到一个非民主的、等级化的社会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但这却是不可说的——至少不能说给英国人听。

即便塞利格曼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卢扎库的愤怒和挫折也并不是他独有的。在数千英里以外的乌干达，一名服务于殖民当局的非洲人也受到了包含权威形象的噩梦的折磨。菲力珀·奥鲁罗（Philipo Oruro）是一名“本地酋长”（也称Jago），他与另一位与塞利格曼合作做研究的人类学家分享了自己的梦境。奥鲁罗的噩梦表明他受到了英国官员和传教士的惊吓。他梦里的暴力袭击究竟是在字面意义上反映了现实，还是只是一种对真实情绪的符号化表达——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讲，就是梦的“显性”与“隐性”内容之别——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奥鲁罗将帝国统治体验为一种仍未终结的创伤，一种引发其紧张的源头。

在奥鲁罗的梦里，英国当局实施了不经解释、无可逃避且具有羞辱性的暴力行为：

一名地方官狠狠地抽打原住民村长阿萨纳西奥·布尔（Asanasio Pule）的后背。接着又把他转交到另一个更高级的长官埃图姆（Etum）那里挨打。棍子打烂了就另找一根接着打，如此这般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我问道：“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官员回答：“还早着呢。”

四个晚上过去了。奥鲁罗又梦到了另一个Bwana（这个词是斯瓦西里语当中的一种敬称，可用于指代任何欧洲白人，依上下文语境译为大佬、长官、大人或先生都是可以的——译注），此人因不慎毁坏校园后面的围栏而威胁要用棍子打他十下。三周以后，奥鲁罗再次梦到一个传教士样貌的Bwana，他用非常刻薄的语气责备奥鲁罗说：“你对我的工作没有起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帮助。”奥鲁罗当即拜倒在地说——“Bwana，我是新来的，刚开始做工作，请多教教我”——但此举却徒劳无功。在盛赞了一番奥鲁罗的某个竞争对手之后，那位名叫考克斯（Cox）的男子把奥鲁罗赶出了屋子，并威胁要打他到服帖为止。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当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梦境进行分析时，他注意到其中有许多的奔跑和跳跃场景：这表达了对身体自由以及能够不受恐惧困扰地进行迁徙的渴望，同时还有对殖民统治者拒绝给予自由这一现实处境的体认。比较之下，对奥鲁罗来讲，哪怕是睡眠都无法将他从沉重压迫之下解救出来。不过，在承认梦中“大部分角色由白人官员扮演”的同时，塞利格曼看起来并不太清楚应当如何去理解它们。这些形象集中地反映出了帝国的黑暗一面，而这是塞利格曼不太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承认的。

此处或许有人会认为塞利格曼的实验无关紧要，仅出于某种怪癖，接着便对它作淡化处理：个人好奇心作祟而已，未必能跟帝国运作扯上太大关系。它的诸多目标和缺陷，真的能告诉我们国家是如何去了解它的人民吗？事实上，这个梦境收集计划既不算很古怪，也不像看上去的那般非政治化。尤其在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之后，帝国境内的英国官员几乎都滋生出了如下的心态：担心起义会重演，并且深信其臣民的内心生活——他们的信仰、态度与情感——是极难确定的。对英国官员而言，伴随一战的余波，从爱尔兰到埃及到伊拉克再到印度均发生起义，这种不安又再度升腾起来，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反抗其统治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强度。面对这样的——对英国人而言的——危急情势，英国人开始视精神分析为一种具备搜集政治情报之潜能的尖端工具，塞利格曼的研究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1930年代，在北罗得西亚殖民地（如今的赞比亚），一名正对非洲裔学生进行精神分析的英国教育官员将其发现呈报给了上司。他的研究发现引起了注意：“被研究的青年男性确凿无疑地表现出了卷入颠覆活动的迹象。”在尼日利亚，塞利格曼门下的一名学生对某个曾参加过反英起义的女人进行了弗洛依德式的研究。研究表明，殖民地经济的繁荣-萧条循环以及殖民军队的压迫行为引发了病理级别的怨恨，此外这名学生更警告说反叛的威胁仍然强烈。在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另一名师从塞利格曼的学生则收集了当地原住民小领袖的梦境及其自由联想，其结果同样显示出面对英国统治者时极强的被侵犯感。他的发现击中了要点：英国人差不多是非洲人的“公敌”，类似于“犹太人生活在希特勒掌权的德国”。

帝国统治的精神伤害

上文提到的全部解释，皆引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富有压迫性的父亲——一个欧洲语境下经常出现在幻想中的角色——在此获得了具体性，它体现为来自“白人”及其背后的殖民国家的真实力量。这一观点撕破了帝国统治的浪漫主义外衣。原来，到头来阻碍人们起来推翻暴政的因素，不过是习惯性的顺从以及对当局实施报复的恐惧而已。于是，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塞利格曼实际上依序记下了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揭示出一种与英国的自我理解截然不同的政治秩序。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英国统治者能否在这种情绪吞没他们之前就扑灭掉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个实用主义的考量，正是英国人想要探知其殖民地人民的无意识心智状态的驱动力。

1945年后，随着反殖民浪潮再度袭来，精神分析也再一次地派上了用场。英国军队在马来半岛抓获的共产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家的讯问。受访者需要回答的问题涉及童年经历、家庭关系、社会联系、是否赌博以及羞耻与妒忌感等诸多方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摸清武装暴动的无意识根源。在牙买加，由殖民当局资助的一项研究，从本岛的儿童及成人处收集了大量的心理学数据：生活史、梦境，以及所谓的投射测试结果（包括罗夏墨迹测试在内）。在乌干达，殖民当局的研究人员使用问卷数据来追踪人们的生活经验与支持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做法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这种弗洛依德式的数据不断积累下去，究竟能否向殖民当局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毫无疑问，其中某些研究在结论里把反殖民的政治描绘为精神疾病的产物，这种说法显失公允。而诸如“受挫-冒犯”（frustration-aggression）反应以及“边缘化”（deculturation）紊乱等说法，则纵容了某些英国官员为独立诉求贴上“愤青、不成熟”等标签。重复一遍，想要通过专家知识来为帝国作出简洁明了的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另一些类似的研究，则呈现了与原住民病理学有关的证据，它指向英国统治所造成的伤害：压迫性的种族等级制、经济机会的缺乏、极力鼓吹盎格鲁中心主义的教育理念。一些研究者甚至主张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精神障碍，而非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他们借助地位焦虑、性焦虑以及不安感来解释英国殖民者的行为。

最后要说的是，或许英国政府成年累月地支持研究无意识心智这一做法本身，才是最能揭示真相的。由于缺乏民主社会中收集公共意见的各种机制——选举、示威、舆论批评——且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英国殖民当局迫切地想要了解非洲、亚洲以及西印度群岛的人民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英国人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与脆弱，身处这种状况下，精神分析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不二之选。真正的麻烦并不在于这些工具未能兑现自身的理论承诺，而在于它们完全没法让统治者听到自己原本想要听到的那些东西。就塞利格曼所做的这类实验而言，哪怕它一千次一万次地打破殖民地人民顺从服帖、甘愿受统治的神话，殖民者却仍然抵不住诱惑，想去找寻一个更加符合统治者口味的所谓“原始心智”。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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