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罚的效果看起来立竿见影。如果一个孩子做了错事，比如不停地骂人或者玩火柴，你去打他两下，他就会立刻停下来。这个效果太显著了，以致于会引发人们的错觉。生活经验往往比事实更有力。在许多人为数不多的早期童年记忆中，挨是其中之一，而正是因为其他解释太过残酷，他们宁可相信这都是“为了我好”。

关于体罚一事，科学家已经为好几代人奔走呐喊了。尽管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体罚既无效又有害，但还是有大约81%美国人认为体罚没什么问题。人们总是反复听到这样的话——“我也被打过，但我不还是好好的吗？”也许会有人反诘：“你真的是好好的吗？”

多年来，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一直在呼吁拒绝体罚，许多国家也颁布了反对体罚的法律。2007年一项联合国公约表示，体罚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198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该公约保护儿童免受“各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暴力”，并且适用于一切情况。耶鲁育儿中心（Yale Parenting Center）主任、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前任主席、精神病学家Alan Kazdin曾告诫人们，体罚是“一件可怕的事，而且起不到任何作用”。体罚在孩子日后的人生中会导致学业和健康方面的诸多问题：孩童时期被体罚过的人成年之后“通常会更早地死于癌症、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

如果寿命缩短的可怕还不足以让人们停下体罚，本月又有两项新的研究证明，童年时期的体罚对儿童之后的人格形成有着负面影响。在一本极其令人沮丧的名为《儿童虐待与忽视》（Child Abuse and Neglect）的期刊中，研究者Julie Ma和她的同事发现，体罚和儿童长大后的攻击行为密切相关。此前，Ma曾将体罚与后来的反社会行为、焦虑和抑郁联系在一起。上周《儿科学杂志》（Journal of Pediatrics）报道称，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童年时期受到的体罚与成年后的约会暴力之间存在关联。

在性骚扰话题正热的当下，这个研究结果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当然，一个人从一张白纸变成施暴者，不可能只是因为某一次的行为或某一瞬间的经历。用童年经历来解释性暴力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各方力量的相互作用下，童年的经历可能被宽恕，也可能被铭记于心。但很显然，要想理解使用暴力解决冲突的人，都得从童年时期开始。

“我们努力想找出引起暴力的因素，”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Jeff Temple说，他关注的是青少年之间的人际关系和约会暴力，“我们知道儿童虐待与长大后的约会暴力有关，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父母或社群中的暴力行为。”这就是Temple团队想要从更早开始研究的原因，他们想看看童年时期的体罚究竟是否与约会暴力有关，结果是肯定的——即便我们用最传统的理解来定义“虐待儿童”。

“打屁股”是对孩子最轻微、最常见的一种体罚方式。“虐待儿童”则太夸张，它把这种做法与最歹毒、最坏的恶意结合在了一起。“体罚”一词虽然在国际上众所周知，可又不免让人觉得太学术化。

许多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体罚和身体虐待是连续统一的。体罚过于严厉或过于频繁，就变成了虐待。连续统一的概念被施虐者自述的意图所证实，多达三分之二的虐待始于试图改变孩子的行为，“让他们长点教训”。

Temple等人并不是第一个将体罚和长大后的约会暴力联系起来的团队，但他们首次对其他形式的儿童虐待进行了控制变量研究。2002年，Elizabeth Thompson Gershoff （现就职于德克萨斯大学，在德州抵制体罚更为艰难）的元分析影响了他的一项关键工作。Gershoff在2013年发布了定论：“体罚和儿童发展：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是时候停止打孩子了。”

Temple则不那么直接。“我们做这项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告诉父母该做什么，”他说，试图让科学对自由主义者更加友好，“育儿本身就困难重重，压力又大，人们不喜欢被告知该怎么去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提供证据，证明以什么方式对待孩子才是有效的，以及长期而言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他从不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体罚，从根本上说，他不认同只是单纯地告诉人们什么不能做。体罚是个普遍现象，这种空喊“反对体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相反，他是“积极作为”的拥护者，这意味着他关注的是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应该去做什么。“打孩子是一种惩罚，而惩罚是起不到作用的，”他说，“在老鼠身上是这样，在人身上也是这样。但是如果当孩子做了对的事情时，你去和他们沟通，他们以后就更有可能重复同样的行为。”

作为一个父亲，他知道这很难坚持，但他相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做到。“如果一个孩子在发脾气、扔东西，然后下次发脾气时没有扔东西了，那就去对他说‘我很高兴你这次没有扔东西了。’”

他又推荐了另一种经实验验证过的方法——拿走孩子喜欢的东西。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可以是一个玩具。对于年纪较大的孩子或青少年来说，可以是一个手机。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教导孩子要尊重他人，并且也不会对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就更大范围而言，Temple认为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是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教授关系处理技巧。他参与了一个叫做“第四关系”的项目，致力于将健康的青少年关系融入到可操作的课程当中。其中也会涉及各种各样的暴力，包括校园霸凌、约会暴力、同伴暴力和群体暴力。但课程始终会是积极的，重点是如何建立健康的关系，而不是惩罚。

Temple认为这项工作与时下美国对于性侵犯和性骚扰的讨论密切相关。舆论都在探讨如何进行惩罚，并且告诉人们哪些事情不该做。被公开起诉的性暴力涉案嫌疑人都已经被革职了，除了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Roy Moore）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二者都曾被指控性侵）。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有证据表明惩罚措施在孩子身上是无效的——而且他们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很幼稚、自我中心、没有人性——那么这种措施就一点儿也不可取，甚至还会营造出一种貌似有成效的假象。

当我们把那些性骚扰（性暴力或其他方面）的坏蛋从国会或公司赶出去，结构性的问题又真正能解决多少？在这类人被彻底清走之前，又用什么来保证这些位置上不会再出现坏人？因此，惩罚方式需要与正面鼓励相结合。在一个看似文明的时代里，这似乎很荒谬：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尊重他人的人得不到任何奖励。或许，那是他们本应获得的。

毫无疑问，早期的接触对以后社会习惯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都是从小时候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中学习如何建立人际关系的，所以这段关系中涉及了多大程度的暴力和尊重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教给孩子们健康的人际关系技巧，也许就能减轻体罚的影响，”Temple说，“和朋友、同事、恋人之间有了健康的人际关系，像性侵犯和性骚扰这样的事肯定会少一些。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教会所有人健康的关系技巧，尤其是男孩。我想那可能是关键所在。”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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