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新经济的逻辑：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应对未来》

作者：（英）保罗·梅森

译者：熊海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英国著名记者、BBC电视台第4频道晚间新闻栏目资深主持人保罗·梅森在其所著的《新经济的逻辑：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应对未来》一书中，对现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通过检视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学派的观点内核，同时反思了市场论者及其批评者的观念。书作者毫不犹豫的指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者说全球化资本主义遵循其发展逻辑，已经陷入了一个无以为继的巨大困境，而这并不能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来实现突围。保罗·梅森通过阅读马克思等经济学理论大师的原著，发掘出重要的思想精华，概括出了这些大师在有关市场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超前洞见，并因此被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系主任大卫·朗西曼称为“马克思的传人”。

在全书引言中，保罗·梅森指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及21世纪以来，不断调整形态和观念，并因新技术的大量广泛应用而加快转型，包括推行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减少了对工作的需要，模糊了工作和自由市场的边界，让工作与工资之间的边界区域模糊；另外，信息商品削弱了市场形成价格的能力，而协作生产的兴起则标志着有别于传统企业组织和商业逻辑的商品、服务和组织，逐渐大行其道。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在积极表达对于现有全球化秩序的不满，受此影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运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控风险。

这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解析为什么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会注定引发危机。而今全球化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定货币（造成的债务积累）、金融化、全球失衡、信息技术（发展并因此带来的社会震荡）四方面因素造就了全球化发展的繁荣，却也因此带来了繁荣与萧条周期、打破了借贷与存款的联系去不断制造更多的虚拟的钱、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发债并最终导致财政系统崩溃、超出市场的协作和生产使得市场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无法通过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等国家采用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或是借助信息技术释放增长红利等方式来解决。

书作者回顾了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指出最近一个多世纪里，长周期的确在约每50年间出现，每次因突破性技术而触发，释放狂热和扩张。事实上，相比康德拉季耶夫更为有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很好的借用了康氏的理论。

书作者显然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分析中，有关金融危机的分析最为精妙和准确，指出每次导致经济繁荣和科技大发展的信贷扩张，本质上都属于“最纯洁、最庞大的赌博诈骗形式”。当然，马克思在作出这些论断时，还没有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和基于全球化体系的深度金融化。垄断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奥秘之一，从20世纪初期的电信、电气化革命，到21世纪初期的互联网各细分领域，垄断及因此实现的支配性利润，才是驱动创新的原动力。垄断的出现和深化，本身表明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适的可能，但这并不能因此断定马克思就没有远见，因为垄断会极大的加速推进每一次经济繁荣的深度，并使得对应每次的危机表现得更加深重——危机关头，为了避免引发社会震荡，工业化国家总是不免采用接近于社会主义纲领的政策。

1929年大萧条留给了西方世界以长久的创伤记忆，不仅如此，这也成为德日法西斯挑起战争的重要驱动。为了避免再度出现严重萧条并引发社会、政治危机，二战结束前，美国主导各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完善国际金融秩序。二战后，美国又示范了以国家机构主导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新型而高效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人们因而一度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在收获熊波特所说的破坏型创新的成果的同时，让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繁荣周期尽可能延长，甚至因此终结危机和萧条。尽管这种设想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挑战，但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调整政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迎来了相比20世纪50-60年代更为璀璨的繁荣周期，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宣称这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借助全球化的力量让西方国家强势的劳工力量受到了空前削弱。

尽管如此，周期还是继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法定货币的充足供应，高度的金融化，全球化释放了劳动力红利（廉价劳动力本身还带有通货紧缩效应），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应用，经济繁荣的同时，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开始承受着过去从来没有如此严峻面临过的挑战。《新经济的逻辑：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应对未来》书中第二部分解析了当前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所陷入的发展困境。

保罗·梅森认为，信息技术正带领人们走向后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大师德鲁克是熊彼特的学生，有意识的借用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指出1945年、1990年后分别出现了被商业过程中知识的应用驱动的管理革命，以及建立在“知识在知识上的应用”的信息革命。信息技术不同于普通的技术、产品或服务，深刻的改变了市场的运作方式，其均衡状态是每个细分领域均由垄断部门主导，价格机制也不同于一般的产品或服务。不仅如此，计算机、网络伴随长大的劳动者，会积极利用闲暇时间基于网络平台开展协作，突破常见的市场限制建立广泛合作。这一切应验了马克思在1858年所指出的判断，即知识驱动型的资本主义不支持价格机制。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再加上过度的金融化，使得普通大众可以从两方面为资本不断贡献利润，一是作为工人生产商品、服务和知识，二是作为借款人产生利息付款。非市场生产的兴起，最大价值也会逐渐集中在少数寡头手里。在人工智能、机器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存储、数据计算的成本不断降低，而对应而言，劳动者所需满足和符合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才能保证自己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具有竞争力——无论如何，“信息技术把劳动力从生产中驱赶出来”，进一步破坏价格机制，促进非市场形式的发展，这很难避免走向社会危机，无论消费主义和数字幻想对于人的迷醉有多么深。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探讨了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众所周知，苏联的计划经济试验并未能取得成功，但在当时，包括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国家在内，经济学们曾一度认同苏联计划经济的逻辑，即相信经过精密计算，通过国家调控来实现完美市场的效果。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未来的人们让上述计算逻辑变得现实吗？书作者认为应继续就此进行研究与实验探索。

当前发展危机的重要表现还在于能源、环境危机，而这方面，市场机制显得捉襟见肘。同样，从全球视角来看，在工业化国家以及20世纪后期复兴的一批市场国家，而今人口已趋向严重老龄化，反过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很低的部分国家，人口增长却呈现出不受控制的态势，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结构失衡。很可能因此带来更加难以控制的移民危机。

书作者认为，应当将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金融化、信息技术挤出各行业的劳动力等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在他看来，在面对一连串复杂和带有复杂性的问题时，必须承认人类意识里的局限性；任何解决方案都要注重生态可持续性，否则很可能使得社会和经济转型陷入难以为继的更严重困境；必须以国家和社会之力，带动人的先行转型，尤其是要让青年具备适应网络时代的能力和观念；加快信息技术创新，创建由国家监管、实现大众参与的技术和网络信息内容平台，防止企业垄断或滥用，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走出过度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