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理性和科学、怀疑主义、世俗主义和平等观念，这些启蒙时代的理想，到21世纪依然是大学和民主的根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和启蒙时代媲美。古典主义虽然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但毕竟离我们的现代社会太遥远了；中世纪其实理性犹存，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黑暗，但也只能算是原始的中古世纪了；文艺复兴灿烂辉煌，不过这都得益于它的成果：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时期虽然反映了理性时代的思想，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国家典范可不是按照浪漫主义或者人类情感来打造的。

1795年，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文章 《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中写道，“人类”应该为一部“世界性法律”而努力。可以说，他是联合国概念的先驱。

今天人们普遍的观点是，启蒙运动的故事始于勒内·笛卡尔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接下来翰·洛克，艾萨克·牛顿、大卫·休谟、伏尔泰和康德接连登场，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占据着哲学舞台。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几年后，1793的雅各宾派统治开始，启蒙时代走向了黄昏。1794年，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出版，启蒙时代行将就木。而这时，拿破仑开始崭露头角。

不过，万一这些时间节点是错的呢？启蒙思想会不会在一些被我们忽视的地方野蛮生长？这些疑问之所以一直挥之不去，是因为我（指本文作者，思想史学家Dag Herbjørnsrud）偶然发现了一位17世纪埃塞俄比亚哲学家札拉·雅各布（Zera Yacob，1599-1692）的作品。

1599年8月28日，埃塞俄比亚帝国时期，雅各布出生在阿克苏姆市郊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阿克苏姆是一座传奇性的城市，位于北部高原上，是阿克苏姆帝国都城。他学生时代的表现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转到一所新的学校学习修辞学（在当地的吉兹语中称作siwasiw）、诗歌和批判思维（qiné）。四年过后，他进入另一所学校研习《圣经》，十年的学习过程中，他掌握了天主教和埃及科普特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流正教（从公元4世纪早期以来，埃塞俄比亚人就信仰基督教，和亚美尼亚一样，是世界最古老的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十七世纪20年代，在一位葡萄牙天主耶稣会教士的布道下，国王苏西约斯（Susenyos）转信了天主教，不久后将天主教定为国教，他还如法炮制，效仿葡萄牙开始迫害自由思想家，1630年以来愈演愈烈。雅各布当时是阿克苏姆地区的一名教师，他主张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优于其他宗教，因此他的反对者们就把他告到了国王面前。

雅各布当晚就逃离了，只带了一些黄金和大卫的《诗篇》。他一路南下，来到了示瓦（Shewa）地区，在特克泽河谷，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还有一个“美丽的山洞”。雅各布建起了一道石栏，在野外安顿下来，“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什么都不考虑”，和梭罗几个世纪以后在《瓦尔登湖》所描绘的与世隔绝的极简生活并无二致。

整整两年，雅各布都待在山洞里，只在需要去附近的市场采购食物的时候才出门，直到1632年9月走出山洞，他都一直过着这样的隐居生活。正是在这个山洞中，雅各布形成了自己新的理性主义哲学。他信奉理性至上，不论男女人人平等。他还反对奴隶制度，批评所有现有的宗教和信条，他把这些观点和自己有一个造物主的有神论信仰结合在一起，按照他的推论，世界秩序会做出最合乎理性的判断。

简而言之：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山洞里，有一个人从1630年到1632年花了两年时间，就已经提出了许多后来欧洲启蒙时代的最高理想。雅各布的哲学基于推理，呈现在他的主要作品《探索篇》（Hatäta）里。在学生瓦勒达·赫耶瓦特（Walda Heywat）的坚持下，雅各布写下这本书，而赫耶瓦特自己创作的“探索篇”更倾向实用主义。到了35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雅各布的书了。1976年，加拿大教授兼牧师克劳德·萨姆纳（Claude Sumner）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这也是它现在唯一的英语译本。萨姆纳把《探索篇》收入一本介绍埃塞俄比亚哲学的书中，作为五卷的一部分，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家和商业沾不上边的出版社——商务印刷出版社发行。

在雅各布之前，埃塞俄比亚人对哲学也并不陌生。1510年前后，埃及人阿巴·米卡埃尔（Abba Mikael）编译了《智慧哲学家之书》（the Book of the Wise Philosophers），把它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本书收录了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智者学派的一些观点，这些思想进入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辩论，后来又受到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哲学的影响。在《探索篇》中，雅各布批评了同时期的思想家，宁可相信占星师和占卜家的话，也不愿独立思考，仅仅是因为前人也这么做。他则是个异类，劝勉人们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去求索——因为人类生来具有智识，人人价值平等。

同一时期，在遥远的法国，笛卡尔（1596-1650）也在为差不多的问题纠结。两人的一个主要的哲学分歧就在于，作为天主教徒，笛卡尔公然抨击“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在《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1641，下简称《沉思录》）中，他写道：“他们并不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傲慢罢了”。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一言以蔽之，他认为“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被宽容的”。笛卡尔的《沉思录》对“巴黎神学院的院长和教授”很受用，而他理论的前提是“只凭借信仰就足以让我们相信人类灵魂不会随同肉体而死亡，并且相信上帝的存在。”

相反地，雅各布的态度更偏向不可知论，显出一种世俗的探寻姿态——对无神论的观点也更开明。《探索篇》的第四章以一个激进的问题开篇：“《圣经》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吗？”接下来，他指出，世上种种不同的宗教都宣称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

确实，每个人都说：“我的信仰是真的，那些持不同信仰的人都落入了谬误，是上帝的敌人……”同理，我会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真理，其他人也有相同的自信，作者当然也觉得忠于自己的信念，但真理只有一个。

就这样，雅各布开启了一种开明的论述：宗教是有主观性的，而同时他仍然相信有一个全人类的创世主。他对于上帝存在问题的讨论比笛卡尔更具开放性，而且可能更容易被现代的读者接受，因为他还暗含了存在主义的观点：

谁赠我双耳，谁赐我理性，谁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从哪里来？在创世之前我是否存在，我能探知我生命的源头和自己的意识吗？谁创造了我？

在第五章，雅各布把理性探究应用于不同宗教的教法中。他审视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的各种宗教，不偏不倚。举个例子，雅各布指出上帝以他的的智慧，让血液每个月从女人的子宫中流出，以生育子女。因此，他认为摩西律法中经期中的女性不纯洁的说法是违背造物主本意的，因为它“妨碍了女性的婚姻和整个人生，而且践踏了互助原则，不利于养育儿童，爱也因此毁灭。”

就这样，雅各布在他的哲学观点里囊括了团结互助、女性和感情的视角。而且他也身体力行，没有辜负自己的理念，他向一个在富裕家庭里工作的贫穷少女希鲁特（Hirut）提出了求婚。因为她的主人认为一个女佣配不上这位知识分子，雅各布便和他争论并且最终获胜，希鲁特点头了，满心欢喜。雅各布说她不再是一个侍女了，而是一个和他同等的人，因为“夫妻在婚姻中是平等的”。

相反，一个世纪后，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写道：“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多高眼界，她也不必感到不安。”在1760到1794年间康德关于伦理道德的演讲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他对她作为一个人并不关心，只有她的性才是他所欲求的真正对象。”

雅各布写道“人人平等”，比“自由主义之父”洛克落笔早了几十年

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女性——哲学家有智慧的伴侣。他写道：“希鲁特并不倾国倾城，但天性善良、富有理智和耐心。雅各布珍视妻子的才智，他强调他们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相互的爱：“因为她这么爱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可能让她开心。我觉得没有别的任何一段婚姻会比我们的更幸福有爱。”

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雅各布也比其他同时期的启蒙学者更开明。第五章里，他抨击了人类“像买卖动物一样购买另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有智力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没有赋一个人以生存，而判另一个人以死亡；没有给一个人赐福，另一人审判。理性告诉我们，这种歧视不改存在于世上。

“人人平等”四个字在“自由主义之父”洛克（1632-1704）落笔前几十年就存在了（事实上，洛克出生的那年，恰逢雅各布走出山洞回到俗世）。但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现实：在1669年《卡罗来纳宪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起草的时候，他担任莎弗茨伯利伯爵秘书。这部法律赋予了白人“绝对权力”让他们凌驾于非洲奴隶之上。而且洛克通过投资皇家非洲贸易公司，也在英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坐收渔利。

1689年的 《政府论（下）》（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洛克认为，上帝创造万物“让人类劳动和运用理性思考”，这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哲学家朱莉·K·沃德（Julie K Ward）看来，是在为殖民者侵犯美国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权利的行为辩护。和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雅各布的哲学象征着所有文明的理念。

读完雅各布的著作，终于在几个月后的这个夏天，我如获至宝，拿到了另一本稀罕的书：哲学家安东·阿莫（Anton Amo，1703-1755）的作品集译本。阿莫来自几内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加纳，生于斯，死于斯。在德国的二十年间，他在一流大学里学习、教书，也用拉丁文写就了他的作品《加纳阿克西姆的非洲人安东·威廉·阿莫》（Antonius Gvilielmus Amo Afer of Axim in Ghana），书本的副标题这么介绍作者：“学生，哲学博士，德国哈勒·维腾贝格大学（简称哈勒大学）的讲师，1727到1747年间客居耶拿。”据世界图书馆目录调查，包括拉丁文原版，这本书在全世界只能找到屈指可数的几本。

阿莫出生于雅各布之后的一个世纪。他生活在阿坎人聚居的海滨城市阿克西姆，很可能是在童年时代就作为奴隶被掳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带到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安东·乌尔里希（Anton Ulrich）公爵家中。1707年，阿莫受洗了，此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学习希伯来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法语、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此外他可能还记得自己的母语恩济马语。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博学多才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常常登门拜访。

1727年，阿莫被哈勒大学录取，并成为了德国学术圈备受尊敬的学者，在哈勒和耶拿地区的许多大学传道授业。卡尔·京特·卢多维西（Carl Günther Ludovici）1738年在一本关于启蒙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1679-1754)——莱布尼茨的追随者，后来创建了德国的一些学术原则——的书中提到阿莫，他被看作是沃尔夫学派最突出的人物。在阿莫的著作《心智的平静》（On the Impassivity of the Human Mind，1734）的前言献词中，哈勒大学的校长约翰内斯·戈特弗里德·克劳斯（Johannes Gottfried Kraus）向阿莫简明扼要的理论知识致敬：“人们交口称赞，因为他的确天赋过人。”他还在历史的语境下强调了阿莫对德国启蒙运动的贡献：

在过去，人们给予非洲无可比拟的崇拜和尊敬。无论是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对学习的欣赏，或是非洲的宗教组织形式。这篇大陆滋养着一批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以求为人文知识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克劳斯强调，“基督教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有多少非洲学者起到了推动作用！”诸如奥古斯汀、德尔图良（Tertullian）、北非柏柏尔人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知识分子都是力证。克劳斯还十分重视欧洲文艺复兴中非洲的文化遗产，“摩尔人穿过西班牙，从非洲来远道而来，伴随他们的还有许多古代的思想文化。同时，他们也帮助解读历史典籍，在黑暗中一点一点投下光亮。”

除基督教之外，阿莫还记述了其他的神学研究，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异教信仰”。

1733年春天，从德国中心说出的这些话让我们意识到，阿莫并不是在18世纪的欧洲唯一成功的非洲人。同一个年代，亚伯拉罕·彼得罗维奇·汉尼拔（Abraham Petrovich Gannibal，1696-1781）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绑架，后来成了沙俄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军。汉尼拔的曾孙就是后来俄罗斯的国宝，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而法国的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的祖母路易莎·塞瑟特·仲马（Louise-Céssette Dumas）是一名女性黑奴，他的父亲则是出生于海地的一位贵族将军。

阿莫也不是18世纪二三十年代把世界主义引进哈勒大学的唯一一人。一些优秀的犹太学生也在那里学习并取得了博士头衔。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所罗门·内格里（Salomon Negri）和来自艾哈迈达巴德的印度人苏丹古恩·艾哈迈德（Soltan Gün Achmet）都在这里学习、教书。阿莫则和自己的一个犹太医学生摩西·亚伯拉罕·沃尔夫（Moses Abraham Wolff）私交甚密。他在文章中公开表明，除了基督教，还有其他的神学体系，包括伊斯兰教和“异教信仰”。

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1729年的法律论文《欧洲摩尔人的权利》（On the Right of Moors in Europe）中，阿莫提出了世界主义的观点。这篇论文我们今天已经无缘拜读。有可能他只是口头争辩，亦或许文本早已丢失。但在这一年11月的哈勒大学的周报上登载了一片关于阿莫的这场公开辩论的报告，希望他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进行辩论”。按照报纸的要求，阿莫便给自己反对蓄奴制的观点添上了古罗马的法律依据、历史传统和理性思辨支持：

史料记载，摩尔人国王们不仅仅接受了罗马帝王的分封（以提供服务来换取自由），还需要得到罗马的王室特许证，查士丁尼也这么做了。不过至于欧洲基督徒购买的摩尔奴隶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还要进行调查来判定。

阿莫是发起反对奴隶制的法律争论的欧洲第一人吗？至少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关于普选权的开明观点，和一百年前雅各布的构想相似。然而，18世纪晚些时候，这种非歧视的视角在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间似乎不见踪影了。

在《杂文与论文若干》（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1753-4）中，休谟写道：“我不容易相信黑人，而且总体而言，其它五个人种都天生比白人要劣等。”他补充道：“在不是白人的社会中从来不会诞生一个闻名国家，也不会孕育出杰出人物或是卓越的行动和思想。”康德在休谟理论的基础上强调，黑人和白人之间“心智的差别和肤色一样大”，然后在《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中总结说：“人类最完美的典范是白种人。”

在法国，伏尔泰（1694-1778）是最负盛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不仅用反犹主义的语言来描述犹太人——“犹太人天生的心理就是狂热”；在《论普遍历史》（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1756）中，伏尔泰还写道，非洲人“和我们是同一个物种，但智力却低等得多（fort inférieure）”。和洛克一样，他也在奴隶贸易中投了一笔钱。

阿莫的哲学思想比雅各布更偏向神学，但他们有着共同开明的理性观点——对全人类一视同仁。他的著作和今天的世界紧密相连，最著名的《心智的平静》就建立在逻辑演绎法之上，书中严谨的论证和他在前的法律论文一脉相承。对于笛卡尔的二元论——也就是物质和意识相互独立，存在绝对差异——阿莫不置可否。

有时阿莫似乎是反对笛卡尔的，正如当代哲学家夸西·维雷杜（Kwasi Wiredu）在《非洲哲学手册》（A Companion to African Philosophy，2004）中提到的，阿莫曾经写道：“人类对物质的感知不是关于思维的，而是关于有机的生命实体。”维雷杜认为，阿莫反对笛卡尔二元论中关于意识和身体关系的看法，而更信服阿坎人的形而上学玄学，以及他童年听到的恩济马谚语：感受痛苦的是你的肉体（honam），而不是意识（adwene）。

但与此同时，阿莫表示，他既会为笛卡尔的理论辩护，也会对他“意识和身体一样，也能受苦和做出反应”的观点进行批判。因此，阿莫写道：“我们保持谨慎和批判思维，对这些话做出回应：我们承认通过相互调节，意识和身体是可以共同做出反应的。但我们不认为意识也一样能感受到痛苦。”

雅各布和阿莫的例子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理性时代”。

阿莫认为，笛卡尔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和法国哲学家“自己的观点”相悖。在文章结尾，他总结说我们不应该把属于身体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东西混为一谈。在头脑里运作的任何东西都只能归因于意识。也许正如巴黎大学的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 H Smith）在《自然、人性和人类差别》（Nature, Human Nature and Human Difference，2015）中指出的那样：“阿莫并非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相反，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版本。”

但有没有可能，维雷杜和史密斯都是对的呢？比方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在阿坎人的传统哲学和恩济马语中蕴含着一个比笛卡尔更准确的意识——身体差异论，而阿莫把这种思维方式带到了欧洲哲学的视野中？也许现在定论还为时过早，就像阿莫著作的评述版的印刷仍未有期，很有可能还滞留在牛津大学出版社。

阿莫在他最完整最深入的著作，《冷静缜密地哲学推理的艺术》（The Art of Philosophising Soberly and Accurately，1738）中，似乎预言了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康德的思想。这本书分析了人们的意图以及自然的、理性的、符合规则的人类行为。书本用拉丁文写成，在第一章，阿莫提出：“任何可感知的东西，其本身要么是物质，要么是感觉，要么就是思维活动”。

在下一段，他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认知发生的原因，就是事物本身。真正的学习是对事物本身的认知，因此它是客观既有的，这是其确定性的基础。”阿莫的原话是“Omne cognoscibile aut res ipsa”，用拉丁文的概念“res ipsa”来表达康德的“物自体”。

今天，康德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物自体（das Ding an sich）”概念而为人称道，他还主张超越人们的心理表征而独立存在的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但康德启蒙时代首位提出“物自体”概念的哲学家。根据韦氏词典，“物自体”这个术语“在1739年首次使用”。不过这和1737年阿莫把著作的主体交到哈勒大学相比，还是晚了两年。

这两位启蒙哲学家，雅各布和阿莫，让我们不得不从哲学和思想史角度重新审视 “理性时代”。在历史学领域，一些新的研究表明启蒙时代的最具革命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发源于海地而不是法国。图森·路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以及1791到1804年的海地革命为海地独立的独立、新宪法的修订和奴隶制的废除铺平了道路。

The historian历史学家劳伦·杜伯斯 （Laurent Dubois）在《新世界的复仇者》（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2004）中总结道，海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一个最具体的实践，法国1789《人权宣言》中宣扬的理念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 。同样地，人们也许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能不能看到雅各布和阿莫跻身启蒙时代哲学家之列，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的一天？

本文作者、思想史学家Dag Herbjørnsrud，是SGOKI（全球比较历史学中心）的创始人。他的新作《全球知识：新启蒙运动的复兴在路上》于2016年在奥斯陆首发。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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