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这个时代将要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相反，民主与资本主义看起来愈发难以兼容。全球资本主义已逃脱了战后混合经济的约束，此约束透过金融管制、劳工赋权、福利国家与公共所有制等一系列措施，得以调和经济活力与社会安全。如今财富已经压倒公民身份，令收入及影响力趋向集中，与之相伴的则是民主信仰的失落。结果便是，一种产生极端不平等与不稳定的经济形态由此诞生，且服务于少数人而非多数人。

大众无疑会设法反扑。令那些寄望于民主左派来约束市场的人失望的是，发起反扑的大多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并且，“民粹主义”还不足以描述这场反扑的性质，其民族主义的修辞、原则与实践，已经有滑向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移民的增长是全球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但这也激怒了经济上面临压力的本地人，而这些人想要“让美国（法国、挪威、匈牙利、芬兰……）再次伟大起来”。类似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波兰与土耳其这类民主尚未巩固的国家，英美法以及以社会民主闻名的北欧诸国等成熟民主国家也同样受其困扰。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是经历过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主导着英国和法国，而美国也想要重建一战前的自由放任体系。这些国家复兴了金本位，并将战争债与赔款放在经济复苏之前。那是个自由贸易与市场操纵十分猖獗的时代，私人资本几乎不受限制。其结果就是持续十余年的经济不安全，并以大萧条告终，议会民主随之遭到削弱，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反扑。在纳粹于1932年7月德国大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之前，德国的执政联盟一直在根据德国债权人的要求，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

预言了极端自由市场将会对民主与有效运转的经济双双造成打击的伟大先知，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会在一场席卷世界的工人暴动与共产主义中结束。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波兰尼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登台的可能性更大。

如波兰尼在其成名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又译《巨变》）中所言，当市场从其所处的社会“脱嵌”，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时，人们便会起而反叛之。依波兰尼之见，一战、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二战这一连串灾难，乃是市场力量战胜社会的逻辑必然——亦即始于19世纪英格兰的“经济自由主义试图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努力”。他主张，市场体系的建立乃是刻意造成的结果，并非简单地恢复到自然经济状态。波兰尼令人信服地表明，市场社会唯有在政府专门界定了财产权，确立了劳务、贸易以及金融等领域的规则时，才可能存在下去。“所谓自由放任，”他不无戏谑意味地写道，“本身就是计划的结果。”

波兰尼相信，能够反制组织化资本的毁灭性影响及其唯市场至上的意识形态的惟一政治手段，是动员程度高、策略灵活且组织有序的工人运动。按他的总结，这个观点不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而是得自对两次大战间欧洲最成功的都市社会主义实验的细致观察——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1920年代时，波兰尼曾经在那里做过财经记者。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整个西方世界建立起了一种平等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它基于民主国家的力量以及强大的劳工运动。不过，自从撒切尔和里根上台以来，这些反制性力量被压倒了，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强调，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就是自由贸易，其基本理念是劳工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价格，”以及对金本位的推崇。目前，它的后继者也令人惊异地相似。我们减少贸易规制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之前受到规制的资本主义一去不复返；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被撤除，以提升跨国集团的利润。在金本位之下——在19世纪，它的功能是迫使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维护债权人利益而非实质性的经济福祉——例如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所推行的一系列紧缩政策，而美联储一旦遇到通胀也会紧缩信贷。

波兰尼所说的这个不甚光彩的经济政策“铁三角”，比起1920年代时的表现而言，并没有多大改观。无论是作为经济制度、社会政策还是政治体系，它在实践上都不算成功。波兰尼在其早期著作及《大转型》中的历史分析已经三度得到验证，第一次是引发了二战的一连串事件，第二次是战后复兴时期自由放任与民主繁荣的暂时性共存，现在则是原教旨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新法西斯主义对它的反动。当下原本可以在波兰尼意义上走上正途，然而现状并非如此。

加瑞思·戴尔（Gareth Dale）的思想传记《卡尔·波兰尼：左翼人生》（Karl Polanyi: A Life on the Left）对波兰尼的生平、著作以及他所开辟的政治与知识传统做了很好的考察。它不算同类著作中的第一部，但却是最全面的一部。戴尔是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政治学者，之前还写过一本名叫《卡尔·波兰尼：市场的局限》（Karl Polanyi: The Limits of the Market）的书，主要讨论其经济思想。

波兰尼1886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殷实的犹太人家庭。父亲米哈易尔·波兰尼（Mihaly Pollacsek，转写成英文即是Michael Polanyi）出生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喀尔巴阡地区，在瑞士取得了工学学位。当时帝国的铁路系统正处于迅猛扩张的阶段，他做了承包人。据波兰尼档案馆记载，1880年代后期，米哈易尔举家搬迁到布达佩斯。1904年，他为孩子改了一个马札尔化（magyarized，马札尔人是匈牙利的主体民族，相传为突厥贵族后裔——译注）的家族名字“波兰尼”，同年，卡尔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但并没改变自己的姓（此说与马札尔人的取名习惯有关，他们类似于东方人，姓名顺序是从左到右的，但英文著作对此的处理一般不太严格，时有颠倒——译注）。卡尔的母亲塞西莉（Cecile）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维尔纽斯的拉比家（Vilna rabbi）的女儿，也是一名女权先驱。她1912年开办了一家女子学院，并曾在布达佩斯和柏林为一些德语期刊撰稿，还主持过布达佩斯的某个文化沙龙。

根据戴尔的说法，波兰尼家里主要讲德语和匈牙利语（法语为“饭桌语言”），英语是后来习得的。家里的五个孩子也都学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在一战前的25年里，布达佩斯是为数不多的实行自由主义宽容的地方。戴尔提到，在1890年代中期，“犹太教的各种权益与基督教并无二致，上议员里也有犹太裔议员的席位。”

以各种访谈、报道与出版物并重的方式，戴尔生动地重现了那个时代。波兰尼在布达佩斯所归属的那个圈子号称“伟大的一代”，诞生了许多社会活动家与理论家，如他的导师奥斯卡·雅斯齐（Oscar Jaszi）；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卡尔的弟弟米哈易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与他在意识形态上分居两端，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物理学家利奥·斯奇拉德（Leo Szilard）与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以及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与高大宜（Zoltan Kodaly）等等。波兰尼在这样良好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起来，他先后就读于“模范学院”（Minta Gymnasium，英译为Model School，在当时是布达佩斯大学附属的一所新式师范学校——译注）与布达佩斯大学。1907年，反犹右派在当时颇有人气的左派教授居拉·皮克勒（Gyula Pikler）的讲座上滋事，引发诸多争端，不久之后，波兰尼也被驱逐出境。于是，波兰尼不得不于1908年在科洛斯堡大学（现为罗马尼亚的克鲁日）完成法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左派人文主义者的小圈子，名叫“伽利略学会”（Galilei Circle），后来又担任该组织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波兰尼是导师雅斯齐组织的政党的核心成员，该党名为“激进派”（the Radical），是党总书记1918年取的。他开始被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以及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科尔（G·D·H·Cole）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吸引（基尔特即Guild，其雏形为中世纪同业公会，为一种温和改良取向的左翼观点——译注），逐步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混合的立场。论起波兰尼的政治立场，最恰切的界定是“左翼社会民主派”——但他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混合经济体系的可能性保持怀疑。

一战爆发后，波兰尼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骑兵军官。当他1917年回到家乡时，营养不良、抑郁以及斑疹伤寒一齐袭来，令他备受折磨，而布达佩斯的左右两派也战成一团，局势相当混乱。1918年，匈牙利政府背弃了维也纳当局，单独与同盟国媾和，希望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共和政体。议会里的权谋被街头政治取代了，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拉·库恩（Bela Kun）紧接着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它没能长久。

波兰尼从布达佩斯逃到了维也纳，一方面是为了健康考虑，另一方面想要在政治上退居二线。在这座城市，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职：高级财经记者。还找到了一生挚爱的另一半伊奥娜·杜钦斯卡（Ilona Duczynska），她是个波兰出身的激进左派人士，与波兰尼一拍即合。两人的女儿卡莉于1923年出生，根据其回忆，她年幼时就帮父亲做剪报，上有三种语言的批注。目前，94岁高龄的卡莉仍在位于蒙特利尔的波兰尼档案馆指导工作。

当时，周刊《奥地利国民经济报》在中欧的地位就跟《经济学人》差不多，波兰尼1924年在此应聘了国际事务主笔。他继续着自己探讨“可行的社会主义”（feasible socialism）的征程，并与其它左派联合起来，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这样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展开论战。争论细节皆有详细记载，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能否进行有效的定价这一问题展开。米塞斯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做不到这一点。波兰尼则认为一种非集权的、由工人领导的社会主义能够计算出必需品的价格，且有足够好的准确性。根据戴尔的复述，波兰尼后来认为，这些佶屈聱牙的技术性争论不过是在浪费时间。

波兰尼-米塞斯之争的答案，最终是由红色维也纳的实践所给出的。得到良好动员的工人们在一战后连续掌权达十六年。水电天然气都由政府提供，通过对富人（也包括公务员）征税，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为人父母者享有家庭补贴，而工会享有市里提供的失业保险。这一切都没有对奥地利的私营经济效率造成不利影响，在波兰尼所批评的那一套运行不良的紧缩政策之下，经济状况反倒是更加危险的。1927年后，失业率猛增，工资水平降低，这为奥地利法西斯政权在1932-1933年的上台埋下了隐患。

对波兰尼来说，红色维也纳的重要性体现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英国的狄更斯主义政策名声不佳，它仅仅反映出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弱势（此说的背景是当时英国政府推行的人道主义有自上而下的施舍之嫌，不完全能反映工人阶级意志——译注），但红色维也纳则凸显出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英国的法律改革效果不佳，对普罗大众造成了显见的损害，”他写道，“而维也纳却取得了一项堪称西方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胜利。”不过，也正如波兰尼所观察到的，区区一座城市的社会主义孤岛，无法抵抗更大范围内的市场波动与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

1933年，随着当地的法西斯主义者逐渐登台掌权，波兰尼从维也纳迁居到了伦敦。在科尔和托尼的协助下，他在牛津大学资助的一个拓展项目那里找到了工作，该组织名叫“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他在那里主要教授英国工业史，顺便也会带一些其它课程。他为这些课程所做的原创性研究，构成了《大转型》一书的初稿。

波兰尼的导师奥斯卡·雅斯齐此时也流落海外，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任教。为补贴临时教职的微薄薪资，波兰尼也时不时跑到美国高校来开课。他发现，罗斯福治下的美国颇有希望，与欧洲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爆发后，其中一份授课合同升格为了本宁顿学院为期三年的教职，波兰尼在那里完成了《大转型》一书。

书的出版恰逢其时。1944年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罗斯福总统倡导《经济权利法案》以及贝弗里奇爵士著名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的发表年。这三者与波兰尼著作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共享如下的信念：不能再让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把人类引向法西斯主义。

然而波兰尼的书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得到多少热烈回应。此事原因有二：第一，波兰尼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建制，他基本是自学成才。戴尔指出，当波兰尼1947年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经济史教职时，“社会学家视他为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则视他为社会学家。”另外，1950年代的美国，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这类学科走下坡路的时代，形式化的数学建模占据了主流位置。波兰尼的学说显然不是这种可以精确地加以验证的假设。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波兰尼的意识形态对手们享有各种补贴和升迁机会，而他只能凭借自身观念的力量。米塞斯与波兰尼类似，同样没有正式的学术职务。但他在奥地利商业协会任职时曾经开设过一个颇有影响的私人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授追求极度自由放任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说。米塞斯最厉害的学生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后者就受到企业组织资助、为自由放任作理论辩护这项工作而言，米塞斯比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早了半个多世纪。

哈耶克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主张，国家基于良好意愿去控制市场的努力将会以暴政收场。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社会民主主义滑向独裁专制的先例。历史站在了波兰尼这一边，表明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才会导致民主崩溃。不过，哈耶克后来在费边主义者建立的伦敦政经学院取得了正式教职；“奥地利学派”也一跃成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官方”学说；接下来哈耶克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通往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在《读者文摘》上也有连载。但波兰尼的《大转型》在1944至1945年间只卖出了1701册。

1944年《大转型》上市后，《纽约时报》上的书评略显尴尬。评论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指出，“这本文笔优美的著作重新评价了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它有意无意地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封建主义、新的奴隶制以及新的经济形态，而这会把人们束缚在自己的既定处境与职业之上。”如果这番话听起来有一种奇怪的哈耶克味的话，那是因为这位张伯伦刚为《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篇极尽溢美之词的序言。这就是所谓“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波兰尼的书不会就此沉沦。1982年，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杰拉德·鲁基（John Gerard Ruggie）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便是以波兰尼提出的概念为核心要素，将1944年的战后经济秩序称为“嵌入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鲁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民主政治为媒介，令自由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调和了国家与市场。丹麦社会学家古斯塔·艾斯宾-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精于研究社会民主的历史，其重要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一书中用到了波兰尼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这个概念，用以描述社会民主主义者设计来驯服以及补强市场弱点的机制。

认可波兰尼洞见的学者还包括政治史家艾拉·卡茨奈森（Ira Katznelson）、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理查德·瓦莱利（Richard Valelly）、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以及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另一方面，某些思想家对市场逻辑侵入非市场领域的担忧，也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了波兰尼式的关切，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以及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直接提到波兰尼的观点。按赫希曼自白里的说法，这是一个游离于主流学术圈之外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作为一个流亡了三次的人——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波兰尼不得不再一次打点行装，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不给他的妻子伊奥娜发签证，理由是后者在1920年代短暂加入过共产党。他们最终在多伦多郊外落脚，自那时起，波兰尼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伦多之间通勤，直到1950年代中期退休。

尽管波兰尼的拥趸一般只关注《大转型》一书，但戴尔传记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他还考察了波兰尼1944年以后的生活状态。此时距离他逝世尚有二十余年，波兰尼后来致力于研究原始经济体系，这为他提供了另一项论证自由市场并非自然状态的依据，市场原本也不必压倒社会的其它部分。反过来，许多早期文化有效地结合了市场与非市场形式的交换。他的研究对象包含达荷美（Dahomey，西非国家贝宁的前身——译注）的奴隶贸易与古代雅典经济，借此“表明了再分配、互惠与市场交换能够被有效地融入一个‘有机整体。’”戴尔写道，“对波兰尼来说，民主雅典堪称红色维也纳在古典时代的先驱。”雅典当然离社会主义体制还很遥远，但它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确实融合了市场与非市场形式的收入。

戴尔也提到了波兰尼对当时日益升级的冷战的看法，以及有关战后的混合经济——现在有不少人认为那是一个黄金年代——的论述。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复兴的结合造就了“光辉三十年”，证明了波兰尼观点的正确性。不过，活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社会主义维也纳毁灭、至亲亡于纳粹之手、后来又与爱妻伊奥娜长期分离的波兰尼不会轻易被说服。他尽管很欣赏罗斯福，但却认为1945年的英国工党政府背叛了左翼理想——它表面上像个福利国家，但底色仍然是资本主义的。

半个世纪之后，波兰尼的担忧再一次应验。一些观点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乃是一种重振贸易的体面途径，同时也能为成员国建立起一种完全就业的经济体系保驾护航。到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转而实行紧缩政策，这与其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念背道而驰。凯恩斯认为盟军是引发冷战的主要责任方，并赞赏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观点，即西方原本有望跟斯大林和平共处。

波兰尼在看待前苏联时存在一些盲点，戴尔对此并不否认。他提到说，尽管波兰尼1940年基于英国政府的反苏立场而谴责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在1920-1930年代，他却多次宽容斯大林的不当做法。而且，波兰尼一度对俄国人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意向表现出乐观态度。作为伦敦匈牙利流亡人士委员会（émigré Hungarian Council）的成员，他与会里的其他领导人为是否应欢迎苏联红军并认其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决裂。波兰尼坚持认为，苏联解放东欧将会为其带来“一种基于政党政治的代议制政府。”

事实证明，波兰尼的上述判断是极端错误的，后来波兰尼对1956年匈牙利发起的革命表示赞赏，即便此事以苏联出动坦克镇压而告终，他也对此后匈牙利实行的温和改良性质的“炖牛肉共产主义”（goulash，炖牛肉是匈牙利的一道民族菜式，这里大意是指匈牙利特色的社会主义——译注）抱有期待。这个想法尽管并非完全荒唐，但总归有些天真。波兰尼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1963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也是柏林墙建立的前一年）的匈牙利还算足够开放，请了他去布达佩斯大学开设讲座，在四十年的流亡之后，波兰尼再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1986年是波兰尼一百年诞辰，其女卡莉·波兰尼-莱维特（Kari Polanyi-Levitt）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场纪念性的论坛，其会议纪要为戴尔撰写传记提供了莫大的帮助。25篇参会论文作者的背景各有不同，既有西方国家的，也有来自当时仍为共产党治下的匈牙利的——那里有很多波兰尼的读者。论文大多是解释性的，并不只是复述教条。即便如此，当轮到波兰尼-莱维特发言时，她还是花了一点时间来呼吁：“如果匈牙利科学院能让我多提一个要求的话……我希望《大转型》可以翻译成匈牙利文，以方便匈牙利读者。”此事在1990年最终落实了。与许多西方国家类似，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政权对波兰尼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

如今，经历过一段民主时期以后，匈牙利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独裁的典型范例。错误的财政政策一如既往地要为此负责。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匈牙利失业率稳步上升，从危机前的不足8%上升到2010年初的12%左右。2010年大选当中，极右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Fidesz Party）取代左翼政党，成功上台掌权，并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会席位，这为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an）的“非自由民主”打开了大门。历史再一次证明了波兰尼的正确，虽然他已经不需要更多证明了。

最后，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波兰尼？他的思想能为当下提供哪些启示？即便他的成就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某些细节仍然存在问题。早期持建设性批评立场的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和玛格丽特·索莫斯（Margaret Somers）指出，波兰尼对十八世纪晚期英国的解释夸大了济贫措施的普遍性。他经常援引的著名案例是1795年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的济贫法，它要求以公共措施在第一时间支援穷人免受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之困扰，然而波兰尼不恰当地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英国。话说回来，波兰尼对1830年代自由主义的济贫法改革的分析总体上还是可靠的。其目的与效果乃是推动人们远离救济，迫使工人在最低工资条件下前去工作。

或许还会有人认为，自由民主在19世纪的中欧没能稳住阵脚、进而让右翼民族主义有机可乘，其实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不能只用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扩张一笔带过。但波兰尼正确地观察到，正是由于一战后推广市场自由主义的努力收效甚微，才导致民主体制处于弱小、分裂的状态，难以在二战爆发前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侵蚀。尼维尔·张伯伦首相正是以其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态度而闻名的。不过，在大萧条阴影下的1933年4月，当希特勒在柏林忙于巩固权力时，时任财政部长的托利党人张伯伦却在伦敦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无需担心恐惧会困扰那些运气不佳的人们，也无须担心事情会变得更坏。我们有信心认定自己不会为这种恐惧所动，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预算平衡。”不难发现，这类说辞无论在将来还是在当下，都不过是一种敷衍性的老生常谈。假如要给波兰尼树个纪念碑，以上这个故事是一定要写进去的。

最近，三位丹麦政治学者在《民主杂志》上发表论文，探讨将法西斯主义在1920-1930年代的兴起与自由放任与经济崩溃这一连串事件相联系的思路是否合理。根据他们的研究，民主制度业已成熟的西欧、北欧国家以及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前英国殖民地“基本不受两次大战期间历次危机的困扰，”但更加脆弱的南欧、中欧与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则没能幸免。事实上，法西斯在西北欧夺取权力的方式只有入侵与占领。然而，如今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极右翼政党基本都取得了第二或第三大党的位置，这一观察让身处当下的我们对波兰尼的不祥预言更加信服了。

一言以蔽之，波兰尼犯了某些细节错误，但他对大局的判断是正确的。民主制度无法维系一个极端自由的市场；驯服市场乃是政治的任务。忽视这一点等于纵容法西斯主义。依波兰尼之见，法西斯主义以毁掉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市场不受限制的问题。不过，当今的极右派领袖们与两次大战间的法西斯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基本没考虑怎么摆平市场波动或通过公共工程来提供体面的就业岗位。英国退欧只是一群被剥夺者的泄愤行为，不会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什么实质好处；特朗普的规划则混杂着民族主义修辞与更加深度的政商勾结，助长了掠夺性资本主义。不满情绪也许还会转移到别处。假设民主能稳住阵脚的话，或许接下来会发生一场与波兰尼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更为接近的反向运动。悲观的波兰尼将会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对民主的胜利，而乐观的波兰尼则会寄希望于复兴之中的大众政治。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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