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两个王国，一旦打起仗来，那杀伤决不是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在战争里流出的每一滴无辜的血，都是一声哀号，一种愤慨的责难——责问那个替刀剑开锋、叫生灵涂炭的人。”莎士比亚借亨利五世之口，说出了对百年战争精辟的概括。然而，生活在宗教改革后的莎士比亚将百年战争视为英法两国交战，这并非是最精确的认识。事实上，百年战争是英格兰国王为得到 “世上最美的花园”——法兰西，而挑起的封建战争。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是英法两国自中世纪封建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变之滥觞，更是了解今日的英法两国诞生过程的最好切入点。

后浪汗青堂的《百年战争简史》一书，虽名简史，却并不简单。能把一场历时一百多年，穿插了上百位历史人物的战争，在280页中清楚地讲述完毕，还能做到学术和通俗的平衡，是一件非常考验作者功力的事。而对于广大中国读者而言，要理解这场催生英法两国的世纪之战，必须先要摒弃一些对于近代国家的固有思维模式。

中国读者对于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隔阂，除了一长串难记的人名、地名之外，更有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上的隔阂。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消亡，自秦代以降，中国应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吏制国家，黄宗羲批评郡县制“利上而不利下”，使得中国具有国家主义的历史传统。自此，中国人对罗马帝国这种类似政治体系的国家较好理解，而对封建制度为主要社会制度的中世纪史，就顿时有雾里看花之感。

而本书开端就刻画了一副封建领土犬牙交错的形象，百年战争爆发之际的爱德华三世除了是英格兰国王之外，还是吉耶纳公爵兼蓬蒂厄伯爵，位列法国十二位大贵族之列。他的法国臣民们说一种法语方言，连他自己和英国贵族们的母语也是法语，英语此时还只是下等人的语言，因为英王是法兰西诺曼底公爵的后裔呢。要说此情此景，不仅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连莎士比亚都不能想象。

莎翁在其历史戏剧《理查二世》中，借冈特的约翰之口是如此赞美祖国英格兰的：“这是一个君主们的御座，权杖之岛，庄严的大地，战神的别邸，这是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镶嵌在银色海水之中的宝石，海水为墙，或为壕沟，杜绝宵小之觊觎。”事实上，生活在百年战争时期的冈特，说不出如此有违常识的话。首先，他自己就出生在大陆上的根特，况且，此时的英格兰还拥有大片法国领土，特别是法国西南部的广阔肥沃的土地，难道都扔“墙”和“壕沟”外了吗？

所以写好百年战争的历史，必须摒弃如今已深入人心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跳出民族主义的狭隘圈子，而这正是本书把握得最好的地方。可能和作者德斯蒙德·苏厄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分不开的，他虽然秉承英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叙事条理清晰明了，但却无英式学院派的傲慢与偏见，他的亲身经历很接近那些参与百年战争的英格兰贵族们，例如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和冈特的约翰；还有后来成为英王理查二世的波尔多的理查，这些王子们都诞生在欧洲大陆上。这种百年战争之前，英格兰王室在血统上实为法国王室女系的旁支，在政治身份上，则是法国国王之封建附庸，这样的真相带给后世的英国人很多尴尬。BBC曾出过相关百年战争纪录片，其中的解说词将百年战争形容为“英法两国旷日持久的离婚案”，站在类似莎翁的角度，对此评价颇为觉妙，然而事实上，如果这真是一场“离婚案”的话，也是英格兰王国和其在法国大陆领土的被迫分离。

众所周知，百年战争时期英国金雀花王室的血脉，虽然花朵在英国绽放，其根却在诺曼底和安茹。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杂种”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开创了诺曼王朝。这其实是一种诺曼人对英格兰的武装殖民。从此，“杂种”威廉摇身一变，成为“征服者”威廉，他对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盎格鲁-撒克逊人肆意妄为，相当残酷。威廉死后，归葬法国卡昂的修道院。这和中国典籍中记载的西周初期，齐国国君归葬周原有异曲同工之妙，《礼记·檀弓上》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这种微妙的心态，只有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才能解释。就像在司各特爵士的小说《艾文荷》中，撒克逊血统的仆役质问道：为何猪以撒克逊语唤为swine，而猪肉却以法语唤为pork呢？乃是因为撒克逊贱民养猪，而诺曼老爷吃猪肉的缘故。

此后，英格兰王室也主要和法国贵族们联姻，到了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国王亨利二世时，他竟然娶了法国的前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这位拥有法国南部富庶的阿基坦公国的女继承人，使得英格兰国王在法国拥有比法国国王更大的领土和势力，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此金雀花的君主们需要长期离开英格兰，主要在法国领土上生活。到了两人的儿子“狮心”理查一世（继位前叫做“阿基坦的理查”）的统治时期，他当了10年英格兰国王，却只有半年待在英格兰。也就是说，与其说是英格兰国王兼领法国的公爵，不如说是一位法国公爵征服并拥有了英格兰王国，更贴切一些。

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期，虽然祖地诺曼底和安茹等地早被其无能的高祖父约翰王丢失了，但是他却离法国王位更近了，因为他的母亲是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女，而腓力四世虽一连有三个儿子登上法国王位，却无一留下男嗣，这样英格兰国王离开法国王位近一步之遥，然而法国贵族们却以萨利克法为挡箭牌，拒绝其对王位的要求。这个场面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的第一幕中，借着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口，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然而本书却做了一定的澄清，所谓的“女性后裔没有继承权”，纯属拒绝的借口，在欧洲历史上女性后裔继承王位屡见不鲜。于是，爱德华失去了成为法国国王的机会，堂舅瓦卢瓦的腓力则登上了法兰西王位，这就是百年战争的导火线。

爱德华三世不仅秣马厉兵，还为自己做好了法国王冠，甚至直接用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头衔，要说英国国王保留的这个头衔，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正式取消，可见法兰西国王作为“所有尘世之王”，在英国国王的心中分量有多重了。

而对于战争过程的描写，苏厄德也能采取比较公允的态度，这对喜欢粉饰多于真相的英国人而言，并非易事。作者直书了英国入侵法国领土种种暴行，写到英格兰军队喜好吸纳罪犯，用这些渣滓在别国土地上横行，Chevauchée成了最常用的战术。这个词可能没有非常精准的中文译词，“骑马进行三光政策”是最精确的表达。英国人会杀光所有遇到的人，包括婴儿、孕妇和教士，无一幸免。几百个教区里连教堂都烧一干二净，抢得东西之多，连英国普通人的家中都不免有几件法国货。英国人还劫掠人口，法国人无论贵贱都不放过，因为连农夫也能索取几便士的赎金，而大贵族能敲诈到上万镑。作为诺曼人的后裔，英格兰人有一种能把任何行为产业化的天赋和觉悟，因为他们的祖先维京人是令人生畏的武士，同时还是精明勤俭的商人。而战争会产生最大的利润，底层民众可以从军碰运气，兵痞们横行乡里，收取“保护费”，许多人一夜暴富；大贵族们则用法国抢来的金钱阔绰地修建城堡，连国王也忙着从人贩子里低价收购战俘，全价卖回给亲属，如果没有足够现金的话，可以接受武器、马匹或粮食等实物抵押，真是异常妥帖周到。

书中还指出，历史传说中的各类英格兰骑士英豪都是“骑马三光”的高手，例如黑太子爱德华和亨利五世，包括几场留名青史的硬仗，像黑太子的普瓦提埃战役和亨利五世的阿金库尔战役竟然都是在进行Chevauchée的途中发生的，而一开始英军都害怕以寡击众，避免开战。这和莎翁笔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开战前激励部众：“要是我们能够生还，那么人越少，光荣就越大。天主的意旨！我求你别希望再添一个人。”正好恰恰相反。戏剧家满怀激情地让民众沉浸在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之中，而历史真相往往更为冷静和残酷。

这样对敌人土地没有底线的摧残却很容易找到理由，黑太子爱德华认为这样的富庶的土地若是留着不摧毁，便会提供给敌人源源不断的税金，连坎特伯雷大主教都要求信众为Chevauchée的成功而祈祷，战胜之后的战争红利不言而喻，英国人喜欢把法国人赶出去，然后让自己人占用房屋和地产，和极端圣战分子的占领模式惊人类似。如今西班牙的直布罗陀，英国人还以如此方式占领着。于是，百年战争进行到一半时，即使是英王想停止战争，贵族和民众都不会答应。例如理查二世，这位出生在法国波尔多，倾慕法国文化的金雀花君主，意图和法国之间维系和平，却变得不受欢迎，最后被推翻，落得一个被弑的悲剧下场。

百年战争主要是发生在法国领土上，所以法国深受荼毒，在1418年冬季，英王亨利五世对诺曼底首府鲁昂的围困战中发生了人间惨剧，法国守军因补给不足，采取非常残忍的手段，将城内1万多老弱妇孺赶出城，由于亨利五世不愿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困在双方前线的沟渠里活活饿死。“一个女人把死去的孩子搂在胸前，想把他捂暖；一个小孩努力吸吮着母亲的乳头，而母亲已经死去……人们毫无声息地死去，就像死在了睡梦中。”这就是战争，人有时候会叫嚣着战争、战争，却不知道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百年战争就如同一幅悲壮的历史油画，把一幕幕的人间惨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震惊、悲伤又发人深省。

由于英国人的残酷无情，激起了法国人的民族感情，当时的法兰西是一个封建化很深的国家，这样国家的民众往往没有很深的国家认同感，而是和上层封君产生唇齿相依的情感，例如战争开启之前的吉耶纳公国的人民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因为他们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例如战死在克雷西的波西米亚国王“瞎子”约翰，他是因为兼领卢森堡公爵而成为法王的封臣，便率领波西米亚骑士出现在战场上的。现代人都很难理解这种层层效忠的封建思维，对乡土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国家认同，法国总统戴高乐曾有名言：“治理一个有400种奶酪的国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言下之意，就是法国各地都有不同情况，区域差异很大，这就是封建化的遗留。而英国人在百年战争时期的入侵，反而激起法国人的民族情感，促成了民族共同体的联结。

例如有位无名氏在1419年写下了“法兰西”和“真理”的对话，如此咒骂英国人：“他们发起并正在进行的战争是错误、危险的和该受诅咒的，英国人是一个受诅咒的民族，他们反对一切善和理智，是凶恶的狼、傲慢的伪善者、毫无良心的骗子、暴君、基督徒的迫害者，他们吸食人血、像猛禽一样凶残，是只依靠劫掠过活的家伙。”某种意义上，民族情感只有在受外敌刺激之下才会启动，类似人体内的白细胞。如果没有外敌的刺激，人们反而缺乏结合成民族共同体的动力，没有外敌，也就不必呼唤巨兽贝西摩斯来保卫人民。这和拿破仑的入侵反而促成德意志的统一如出一辙。

外族入侵如同一面镜子，非此即彼；战争作为一种交流，能更清晰的映照出本民族的面部。这对英国人一方也是适用的，法国人在反攻阶段也残酷地杀死英国人和其雇佣兵，“如同杀狗一样”。在百年战争开始的时候，英格兰国王和贵族可以被当作法国贵族，而结束的时候，他们说起了英语，已经完全英格兰化了，在丢失了法国南部富庶的葡萄园和大部分大陆领土后，只得退回到莎士比亚为之赞美的“权杖之岛”上。百年战争开始的时候，是一场封建混战，英国人可以得到不少法国大领主的结盟和帮助，例如勃艮第公爵和纳瓦拉国王等。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却变成了真正英法两国的对垒，圣女贞德就是这种爱国情怀的戏剧高潮。

一位身穿铠甲的短发少女在奥尔良城前挥舞白色的战旗——圣女贞德的形象出现在无数诗歌、小说、剧本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所以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浪漫和传奇色彩，甚至带有宗教化的神圣光环，她已成为百年战争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德斯蒙德·苏厄德却没有聚焦于她，将她淡化成漫长战争期间一个转瞬即逝的人物，甚至从未用“圣女”称呼过她，而是称之为“女巫”，给她的篇幅长度远不如亨利五世，甚至不如英国在法国的摄政贝德福德公爵。也许这样的淡化处理，“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更接近于当时英国人的看法，或许是作者故意不落俗套的写作方式。把这位洛林的牧羊女还原为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漪澜，也许是件更独具美感的事。因为在她献出生命之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人（亨利六世已经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兰西国王了）却悄悄地消退了。

百年战争结束于1453年的卡斯蒂永战役，然而连作者也感叹道：如此这样宏大的战争结束得却如此悄无声息。战争也分化了英法两国的统治阶层，使得他们的内斗加剧，法国形成了奥尔良派和阿马尼亚克派，而英国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将刀兵相见，人总是仇恨自己的亲人超过自己的敌人。挑起百年战争的英国绝没有料到，在战败之后，战火随着那些返回岛上的贵族蔓延到本土，玫瑰战争即将爆发，那些在法国杀人放火的英国贵族们将自相残杀，无人再关注远方的战斗。

百年战争仿佛一把火，焚毁了封建制度的旧世界。在封建制度中，上对下保护，下对上忠诚，这种对等性的权利和义务都逐渐消失。借用卡尔·施米特的比喻，法国逐渐变为陆上巨兽贝西摩斯，英国则成为海中的利维坦，近代的国家主义呼之欲出，“祖国”将高于一切。就像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的台词——“可是只有这一块国土是你所享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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