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最令人大跌眼镜的两件事，不外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而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事件一经披露，众多女性挺身而出，集体声讨韦恩斯坦，这一事件获得不少关注，无疑算得上是2017年的一件“喜事”。

2018年，反对性侵仍旧会是引发出版商共鸣的一大主题。1918年2月6日，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今年刚好是该法令通过的100周年，围绕该话题有两本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今年出版。一本是Doubleday出版社在1月推出的《心灵与智慧：鲜为人知的伟大朝圣和女性如何赢得选举权》（Hearts and Mind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Great Pilgrimage and How Women Won the Vote），作者是简·罗宾逊（Jane Robinson），这本书聚焦于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在伦敦举行的游行示威。另一本是Bloomsbury出版社在2月推出的《崛起吧，妇女！妇女参政论者的精彩人生》（Rise Up Women! The Remarkable Lives of the Suffragettes），作者是黛安·阿特金森（Diane Atkinson），这本书堪称这场运动的“权威历史”。

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于1月出版的《私人实验室》（A Lab of One's Own）讲述了一个不太知名的故事，帕翠夏·法拉（Patricia Fara）在书中描写了一战期间，取得重大研究进展的女科学家们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但到了和平年代，她们却发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男性窃取了。

围绕性别平等的讨论未完待续，Sceptre出版社将于2月出版《听其言而观其行：讲述妇女权利的今与昔》（Deeds Not Words: The Story of Women’s Rights, Then and Now），作者是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先锋埃米琳（Emmeline）的曾孙女海伦·潘克赫斯特（Helen Pankhurst）。

Canongate出版社将于8月推出吉娜·米勒（Gina Miller）的回忆录《兴起》（Rise）。米勒因英国脱欧而将政府告上了法庭，她深知女人——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在大声疾呼时所要承担的风险（第四任圣戴维斯子爵罗德尼·菲利普斯曾在Facebook上出价5000英镑，悬赏第一个开车“意外”撞死米勒的人）。

下面这两本书为21世纪的女性提供了更有文学气息的良方。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将于3月推出《自由女子》（Free Woman），再读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劳拉·费格尔（Lara Feigel）受到了启发，重新规划了她的决定，打算从性爱自由、知识自由和政治自由入手来做实验；Hamish Hamilton出版社将于4月推出《生活的代价》（The Cost of Living），这本书续写了黛博拉·利维（Deborah Levy）的“生活自传”，涉及性别政治和写作生活。

虽然2018年将会出版众多女性作家的新书，但有一家出版公司把整个出版列表都贡献给了女性作家。And Other Stories接受了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2015年的挑战，打算在2018年内只出版女性作家的作品，出版列表内包括备受追捧的英国作家安·奎因（Ann Quin）的小说集《不在地图上的国家》（The Unmapped Country，1月）和一部关于极地探索和自闭症的创新性小说——《冰中的兄弟》（Brother in Ice，4月），作者是加泰罗尼亚作家艾丽西亚·科普夫（Alicia Ko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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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别政治同样让我们担忧的，是手握核代码、多次对女性做出不敬举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家们仍然想要弄明白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从哪里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打算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在《看，美国：美国第一和美国梦的局部历史》（A Partial History of America First and the American Dream，5月）一书中，莎拉·丘吉维尔（Sarah Churchwell）阐释了“美国第一”这句口号的意义；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曾因11部作品中的第9部《末日巨塔》获普利策奖）把家乡德克萨斯州看作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领头羊——无论竞争多么残酷，德州的少数派已经壮大成为多数派，Allen Lane出版社将于3月出版其新作《天佑德州：走进美国的未来》（God Save Texas: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merica）。

WW Norton图书出版公司将于4月推出罗南·法罗（Ronan Farrow）的作品《向和平开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的衰落》（War on Peace: 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这本书描摹了随着“白宫将军的崛起”，“懦弱、目光短浅和赤裸裸的恶意”也随之而来。法罗是米亚·法罗（Mia Farrow）和伍迪·艾伦之子，他在捅破温斯坦的性丑闻上立下了功劳。

外交不仅仅是受到威胁而已：外交究竟是快要“奄奄一息”还是已经“一命呜呼”，取决于你相信谁。由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执笔的《民主政体的终结》（Profile Books，5月）以及由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丹尼尔·齐布莱特（Daniel Ziblatt）合著的《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1月）尝试解释当民主制度受到威胁时，我们该如何认识、如何回应。

横扫全球的最大威胁源于民族主义的浪潮。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作品《通向不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4月）是反对退回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独裁主义的战斗口号；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写了《法西斯主义：一次警告》（Fascism: A Warning，4月），讲述了她在希特勒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如何成长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缩小的身份概念中找到了当今民族主义的根源：《身份》（Identity，10月）建议我们该如何反思以及重塑这一思想。有关这些主题的文章和简介将会被杰森·考利（Jason Cowley）收录在《抵达乌托邦：布莱尔、英国脱欧和我们的动荡年代》（Reaching for Utopia: Blair, Brexit and Our Age of Upheaval）一书中，Salt Publishing将于9月出版这本著作。

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变革好歹是民粹主义的形式之一，没有人写出多少关于这场变革的根源和意义的实质性内容。天空新闻台（Sky News）的政治记者路易斯·古道尔（Lewis Goodall）在《留下来等死？英国工党的离奇之死与重生》（Left for Dead? The Strange Death and Rebirth of Labour Britain，5月）中对此有所尝试。年仅19岁的利亚姆· 扬（Liam Young）是一位记者和积极分子，曾在2015年效力于科尔宾的竞选活动，他的作品《上升》（Rise，3月）关注杰扎（Jezza，科尔宾的外号）对年轻选民的非凡吸引力。

对于被科尔宾支持者称为“MSM”（mainstream media，主流媒体）的图书来说，今年可是大好时机。从下面两个亲密伙伴的书里，我们可以窥见鲁伯特·默多克的帝国：欧文·斯特尔泽（Irwin Stelzer）的《默多克法》（The Murdoch Method，2月）和莱斯·辛顿（Les Hinton）的回忆录《布特尔男孩》（The Bootle Boy，6月）。9月份，《纽约时报》和《卫报》的两名记者均有新作，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的《新闻战争》（News Wars）和艾伦·陆斯布里哲（Alan Rusbridger）的《爆炸新闻》（Breaking News）记录了变幻莫测的媒体版图和后真相时代。

戴维·卡梅伦在科茨沃尔德的小屋里待了多久？我们或许会从这个答案中知晓他今年能否完成自传。有什么推荐的题目？《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在他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标语牌，他可能会用这句话为自传命名：“冷静点，亲爱的，只不过是经济不景气而已。（Calm down dear, it's only a recession.）”

与此同时，选民们努力克服的内容包括——伊莎贝尔·哈德曼（Isabel Hardman）在新书《为什么我们选出了错误的政治家》（Why We Get the Wrong Politicians，9月）中所说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哪一位政治家如此重要？”这也是彼得·艾伦（Peter Allen）新书《政治阶层》（The Political Class，5月）的副标题。为什么我们要被自己不怎么信任的人管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如此畏惧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詹姆斯·布拉德沃思（James Bloodworth）花费六个月时间在英国低收入地区进行调研，并将结论写在了《雇用》（Hired，3月）中，而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则转向“更加公平的社会”，展示我们将会如何提升自我。Allen Lane出版社将于6月出版《内在层面》（The Inner Level），它是2009年推出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的续篇。

有关平等的任何讨论都无法对种族避而不谈。《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是由尼科什·舒克拉（Nikesh Shukla）编撰的选集，探讨了作为黑人、亚裔和少数民族在当今英国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当时就引发了热议。2018年春天，舒克拉（Shukla）将要发布一本季刊——《好杂志》（The Good Journal），收录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新作，他还要通过Atlantic出版社在4月出版一部小说：《书写命运的人》（The One Who Wrote Destiny）。

阿福瓦·赫希（Afua Hirsch）的作品《英国人（的）：谈种族、身份和归属》（Brit(ish): On Race, Identity and Belonging，2月）将历史、新闻工作和个人经历糅合在了一起。阿卡拉（Akala）的新作将会紧随其后，在5月推出《原住民：帝国废墟中的种族与阶级》（Natives: Race and Class in the Ruins of Empire），阿卡拉是嘻哈莎士比亚公司（the Hip-Hop Shakespeare Company）的创始人，也是戴娜迈特女士（Ms Dynamite）的弟弟。往外看，丹尼尔·特里林（Daniel Trilling）在《远处的灯光：在欧洲的边界流亡和避难》（Lights in the Distance: Exile and Refuge at the Borders of Europe，5月）中，为我们讲述了复杂的人类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从多年的报道中收集来的（为了出版，这个故事也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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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似乎是对21世纪移位和分裂的有效回应，斯蒂芬·平克提醒我们，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人类的寿命已经延长了，社会也更加繁荣兴旺。《此刻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2月）是他“对科学、原因、人道主义和进步的宣言”。Profile推出的《文明》（Civilisations）系列给文艺方面的进步思想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更新了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1969年系列作品背后的思想，这一系列包括两本书，分别是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3月的作品和大卫·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4月的作品。

善于应对大主题的作家有两位：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他的作品《人类的未来》（The Future of Humanity，10月）保护了宇宙的命运；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他在《时间的命令》（The Order of Time，4月）中探讨了时间的意义；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将会带着《21世界的21个教训》（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8月））在8月份归来。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新书《七种无神论》（Seven Types of Atheism，4月）将会探索非宗教信徒的丰富传统及其不足与矛盾。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两部历史类作品的标题均和宗教有关：斯图尔特·凯利（Stuart Kelly）的《牧师和杀人犯》（The Minister and the Murderer，2月），这本书从1969年的一桩杀人案着手，对苏格兰教会做了反常研究；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的《国王和天主教徒》（The King and the Catholics，5月）讲述了天主教解放的故事，从1780年轰动整个伦敦的反天主教戈登动乱开始，一直讲到1829年的《罗马天主教救济法案》。

动荡不安也是20世纪的真实写照，1968年5月巴黎爆发五月风暴，为纪念此事，艾瑞克·哈赞（Eric Hazan）在《漫步巴黎》（A Walk Through Paris，2月）中再次参观了几处关键地点，理查德·维南（Richard Vinen）也出版了《漫长的68学运：激进的抗议和它的敌人》（The Long '68: Radical Protest and Its Enemies，4月）。

今年也是一战结束一百周年。盖伊·卡斯伯森（Guy Cuthbertson）的《终于和平》（Peace at Last）（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10月）通过信件、日记和报纸，实时记录了“英国人民是如何度过梦寐以求的和平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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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薇芙·艾伯丁（Viv Albertine）、大卫·林奇（David Lynch）和阿兰·约翰逊（Alan Johnson）都将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但罗斯·特瑞美（Rose Tremain）的回忆录《罗茜：消失的生活中的场景》（Rosie: Scenes from a Vanished Life，4月）也不容错过，书中讲述了她刚成为作家时的生活，对英国摇滚有着重要影响的山羊皮乐队成员布雷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写了《乌黑的清晨》（Coal Black Mornings，3月）。

至于音乐方面，市面上歌颂歌手普林斯（Prince，2016年逝世）的书多得简直数不清，是时候把目光转回到“流行乐之王”身上了：马戈·杰斐逊（Margo Jefferson）2006年的作品《关于迈克尔·杰克逊》（On Michael Jackson）终于将于5月在英国出版。

对那些比较爱听新歌的读者（有人听过那首恶搞科尔宾的鬼畜曲《Corbyn Riddim》吗？），不妨期待一下丹·汉考克斯（Dan Hancox）的新书《市中心的压力》（Inner City Pressure，5月），书中讲述了一个有关Grime乐（发源于英国伦敦，由早期的英国电子风格音乐发展而来，同时也深受雷鬼，Hiiphop等风格影响，歌词多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故事。曾获NS奖的葡萄酒评论家尼娜·卡普兰（Nina Caplan），可能有资格建议你在听Stormzy（英国说唱歌手）时，应该喝什么酒，她的第一本书《流浪的葡萄树：葡萄酒、罗马人和我》（The Wandering Vine: Wine, the Romans and Me，3月）是一部干货满满的游记。

2017年12月，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对文学小说销量下降的情况作了报告，出版商和作家对此忧心忡忡。布克文学奖的得主们——例如彼得·凯里（Peter Carey）和朱利安·巴恩斯——作品仍非常畅销，但是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呢？今年的开篇之作是凯里的《背井离乡》（A Long Way from Home，1月），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汽车比赛，巴恩斯的《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2月）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爱上了年迈的已婚妇女的故事。

完成《收获》（Harvest）之后，吉姆·克雷斯（Jim Crace）就此停笔，迄今已有四年，他的新作《旋律》（The Melody，2月）即将问世，作品展现了世间的富裕和贫穷。莎拉·佩里（Sarah Perry）的《梅莫斯》（Melmoth，10月）也令万众期待，这部作品从1820年的哥特式小说《流浪者梅莫斯》（Melmoth the Wanderer）中获得了灵感。佩里凭借《艾克塞斯巨蟒》（The Essex Serpent）证明了，自己是少有的能够创作复杂散文的作家之一，并且销量不错。梅格·沃利兹（Meg Wolitzer）也有天赋，但是，为什么这个诙谐幽默、技艺娴熟的美国生活记录者不如乔纳森·弗兰岑出名，这一点不难看穿：线索就在她的新小说的题目里——《女性的劝说》（The Female Persuasion，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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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体小说按照有趣的方式不断变化着。9月份，在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系列作品《我的挣扎》（My Struggle）完结之前，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用《荣誉》（Kudos，5月）结束了她的三部曲，主人公法耶在动荡不安中游历了欧洲，这部作品思考了“痛苦和荣誉之间的关系”。

奥利维亚·莱恩（Olivia Laing）因非虚构作品而出名，其新作《克鲁多》（Crudo，6月）真实地记录了在2017年骇人的夏季生活和恋爱的样子。希拉·海蒂（Sheila Heti）是《一个人该成为什么？》（How Should a Person Be?）的作者，这一次她带着《母性》（Motherhood，5月）重回大众视线，这部作品与生殖的欲望和责任有关。在克里斯·帕沃（Chris Power）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母亲》（Mother，3月）中，母子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裂变。

让我们将视线转到更遥远的地方——艾哈迈德·萨达维（Ahmed Saadawi）的《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in Baghdad，2月）将玛丽·雪莱的经典之作——2018年是弗兰肯斯坦的200岁诞辰——转换到了布满弹痕的伊拉克。加厄·法耶（Gaël Faye），原本是一位法裔卢旺达投资银行家，后来成了说唱歌手，他的小说《小国》（Small Country，6月）在法国轰动一时，故事发生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的布隆迪。在《21世纪初期，一个清冷的一月早晨》（One Clear, Ice-Cold January Mor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1月）中，一匹从波兰来到柏林的狼把一群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作者是德国剧作家罗兰·施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虽然这部小说描写了一群“无根之人”发动的自由运动，然而，如果你支持退欧，还是别看这本小说了。

（翻译：陈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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