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大V、通讯专业大学老师奥卡姆剃刀日前在微博上发表的一番理科沙文主义言论，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在微博中，奥卡姆剃刀列举了在高中文科分科阶段选择理科的几点原因。首先，他认为绝大多数选择文科的人并非出于兴趣，而是由于“数理化学不明白”，因此他将高中文理分班称之为一次“智商筛选”。其次他指出，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大部分考生就会发现，相对于理科生可以报考的专业，招收文科生的专业非常之少，其中的所谓“好专业”就更少，这里的好专业大概指的是“有较好就业前景的专业”，因此他得出结论：大学文科专业的毕业生注定“毕业即失业”。而理工科毕业生的命运则截然不同，985院校的学生可以得到企业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即便是三本毕业生，也能找到一份“扯线建网”的工作。

接下来的一条理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奥卡姆剃刀称大学及以上的文科课程完全可以自学，理工科则必须由老师讲授，因此他认为，理工科的课程难度更大，因此接受了如此高难度专业训练的理工科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更强。并且，在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大，理工科学生自然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不错的收入。

最后，奥卡姆剃刀还分享了一些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文科生的观察。首先，他发现就职于电视台和报社的文科生们目前普遍面临着工作恐慌，自媒体大V大都是有一技之长的理科生和工科生，甚至“一个报社的阅读量和粉丝量还不及他这个大V”。此外，他通过观看国产独立纪录片发现，这些文科生导演总是站在批评者而不是建设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容易走入一个自我神化、自我感动的怪圈，“这种思维方式很片面”。最后的最后，他总结道，重文、轻农工商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坏传统”，但诗词歌赋充当不了生产力，在今天，这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人情怀正变得越来越可笑。

奥卡姆剃刀的这番言论固然充满着偏见与逻辑漏洞，例如“理科学不会才去学文科”不仅带有严重的歧视色彩，也不符合事实；而文科课程难度低、完全可以自学，也是一个门外汉自己为是的臆想。但这条微博所涉及到的观点，有不完全是某个个体的无知和偏见。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引入苏联高等教育体制以来长期重理轻文的导向留下的畸形遗产，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人文学科无论是在研究经费、人才引进，还是在对于世界的解释力和话语权等诸多方面面临的全面挑战。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每个个体现实的选择，以及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傲慢的、不加反思的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而奥卡姆剃刀本人恰恰是这种价值观的一个活样本。

中国：文科的历史债务和无奈现实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苏联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曾在2002年为《南方人物周刊》撰文，回顾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后的历史。

雷颐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高校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和教育理念等均仿照欧美大学，大学的教授和管理者也大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这些大学不仅有国立院校，还有私立的或由教会创办的学府。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高校改革就被提上了新政府的议事日程。1949年9月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农业、工业和国防建设；因此，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有的教育制度。《共同纲领》为1952年的院系调整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表明了这次调整偏重工科与农科的基本态度。

事实上，院系调整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1949年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教育部明确表示，要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公私立高校和某些科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类大学，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

1952年，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开始展开。这次调整以前苏联的大学体制为模板，大力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削减原有的综合类大学。调整的结果是：解放前的60余所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全部撤掉，并入其他大学；综合类院校从原来的近50所削减为14所；从学科上看，工科大大增强，文科严重削弱，社会学被取消，法学、商科也受到了严重打击。

雷颐认为，这次调整的实质是通过高度行政化的手段，将从前大学抽象、广博的模式改造为具体、专业的模式，将通才教育改造为专才教育，将多元办学主体变为一元。可以说，这次院系调成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的格局，也将大学重新定位为了为现代化建设培养、输出专业人才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大学因此失去了办学、教学和研究的独立自主性，甚至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

1952年的这次院系改革，导致了今天中国“文科”落后、畸形的发展状况。这里的“文科”并不完全等同于英文中的“liberal arts”或者“humanities”，它其实泛指文史哲这类传统人文学科，社会学、政治学这类社会科学以及新闻学、法学这类就业导向的专业，换言之，是高中分科时选择文科的学生有资格报考的专业。“文科”之所以落后和畸形，一方面是由于全社会的功利主义导向——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做社会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到新自由主义逻辑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兑现——这种功利导向不仅形塑了人们对教育意义的认识，也影响着政策制定者、管理者、教师和我们每个人关于教育的选择。于是，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永不过时的口号相对，“文科无用论”也总能在各个时代、各种经济体制的衡量标准下屹立不倒。

这种窘状也自上而下地渗透到了基础教育中间。在知乎提问“很快就要高中文理分科了，该如何选择”下面，得票最高的回答列举了文科生在高考时的一些明显劣势。例如文科的竞争远比理科激烈，因为即便在综合类大学中，文科院系的比重和可容纳学生的数量也无法望理工科之项背，更不要说还存在大量理科的专门院校，因此，一所大学在一个省招收的文理科学生比例可能达到1：10甚至更高，而文理科考生的比例却通常不超过1：3。再如，教育资源稀缺以及分布不均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普遍现状，由于大部分中学重理轻文，文科的教育资源更是严重稀缺，并且逐渐向大城市及重点中学倾斜。因此，除非你是某几个城市中某几所中学的学生，不然很难准确地把握高考命题的趋势，导致盲目学习，而享有这些教育资源的考生却能事半功倍。简言之，在中学阶段的文科学习中，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地域、学校、老师等）对其成绩的影响更大。

因此，这位知乎答主得出了与奥卡姆剃刀如出一辙的结论：如果不是智商问题，一定要选理科，但他却为这个结论加上了一条无奈的注解：“三线城市到n线城市的普通人，没资格按照兴趣爱好挑选专业。”在他的回答中，选文科还是选理科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更关乎许多现实的考量。诚然，在奥卡姆剃刀的论述中，也部分涉及到了这些现实问题，但他是将其作为“理科更高级、更优越”的一个佐证呈现出来的。事实上，我们也不难从中读出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并不缺乏对文科有兴趣、有天赋的年轻人，他们认可文科的价值，但整个社会重理轻文的环境没有给他们选择文科的机会。

美国：文科生存的希望是被理科殖民？

而在没有中国这种“重理轻文”历史遗产的西方国家，“文科的衰落”在近些年也成为了学术界和精英媒体热议的话题，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在2013年达到了高潮。

根据《纽约时报》2013年10月的报道，在全美范围内，人文学科学生的比例占全部本科生比例的7%上下，这一比重是1970年的一半，这一数字令很多美国人感到震惊。同年春天，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了人文学科经费严重缩水的现实，并呼吁在科学技术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金钱投入的同时，政府必须出台一些新的刺激政策，以保证人文学科不被忽视。

美国人文学科的研究经费自2009年以来显著下降，到了2011年，人文学科的研究经费仅是科学和工程类专业研究经费的不到0.5%。研究经费的减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财政紧张，二是社会整体——尤其是立法者——对于人文学科价值的贬低。

2012年，佛罗里达州州长Rick Scott曾公开建议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多交学费，因为他们所学的是“非战略性学科”（nonstrategic disciplines）；2013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限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用于政治哲学的研究，除非这项研究可以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利益”。

经费的短缺对于大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在一些公立大学，由于经费的减少，一些人文学科正在面临被裁撤的命运。在2013年9月，宾夕法尼亚州的埃丁伯勒大学就宣布关闭德语、哲学和世界语言文化专业中一些学生稀少的本科项目。而在精英大学，这些专业虽然暂时没有被关闭的危险，但一样危机重重。哈佛大学的人文学科在过去10年内流失掉了20%的学生，学校正在想办法通过重新调整大学一年级的人文学科课程来留住学生。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则试图通过为对文科有明确强烈兴趣的高中生开设暑期课程的方式，为文科专业招揽更多学生。

与人文学科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是科学技术对于人文学科的“入侵”。这种入侵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很多人文学科为了免于加速消亡的命运，开始主动发展出一些与科技“跨界”的新领域，“数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就是其中之一。

“数位人文”指的是数字技术和人文学科的交叉领域里的一系列学术实践，它涉及到数字技术和人文学科的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在人文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应用数字技术，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技术置于人文学科式的检视之下。正如过去几十年定量研究为社会科学带来的变革一样，“数位人文”的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先进的运算手段，去重新回答人文学科既有的研究课题、挑战既有的理论范式，同时提出新问题和新方法。常见的“数位人文”研究项目包括建立能够容纳海量信息的数字档案（digital archive），文本挖掘，分析和可视化处理（textual mining,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对文化变迁宏观趋势的分析预测等等。

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数位人文课程给正在失去市场的人文学科带来了一丝生机，许多学生被新颖的课程设置所吸引。例如在斯坦福的一门名为“在数字时代学经典”的课上，学生就通过Rap Genius——一个为说唱歌手的歌词做注释的网站——来给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做注释；在另一门关于十八世纪英语文学的课上，学生借由一个涵盖了2000本古籍的数据库，来梳理“浪漫”、“故事”、“历史”等词汇最早于何时出现在小说中，以及这些词在当时所代表的具体含义；而在“重要文本挖掘”的实验课上，英语、历史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则运用软件将文本拆分成段落，以此来分析小说和最高法院判决书。

同时，数位人文也让因长期经费削减而沦为学院“二等公民”的人文学者们看到了希望，因为将人类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并创建一个人人可以访问、共享的网络平台，似乎是一门颇具潜力的生意。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Armand Marie则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数字化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止于一个漂亮的网页，它的真正目的是将人文变成科学。

这里的“科学”指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通过数据去检验假设。这意味着已经统治社会科学领域的定量研究，正在开始侵蚀人文学科。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一场定量和阐释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战争，这或许比选文科还是选理科的争论更加本质，它关系到文科还是否存在的问题。但愈发激烈的反对科学主义的话语能不能帮助人文学科赢得这场战争，前景并不乐观；未来的人文学者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数位人文”带来的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它是对目前人文学科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经费的减少、研究的陈词滥调，以及学术创新的缺乏——的一种投机式的回应。这种表面创新的实质是新瓶装旧酒，而它与商业世界的过分热络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警惕。

尾声

当学院里严肃的人文研究被科学接管，“文科”却在平民化、娱乐化的道路上蓬勃起来。如果说“数位人文”是美国文科发展的新现实的话，“知识付费”则是它的中国对标，二者都为人文学者提供了研究变现的机会，让互联网产业看到了商机，甚至都在制造一定程度的泡沫。唯一的不同在于，前者发生在学院内部，而后者则是一次对于学院的叛逃。

之所以称之为“叛逃”，是因为知识付费制造或者说深化了一种普遍的误区，那就是“文科”不需要专业、系统的训练，可以自学成才，这样的论调恰恰被奥卡姆剃刀之辈拿来，以证明文科的“低人一等”。而在知识付费产业中，生产知识的主力正是学院里的人文学者们，在经济回报的驱使下，他们充当了自己的掘墓人。

于是，在今天的中国甚至全世界，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不再需要文科生去思考和解决，发展主义和技术乐观让人们相信前途一片光明，文科只是这番太平光景下的小小点缀。具体来说，它沦为了一种虚假创新的学术把戏，一种“下饭视频”式的日常消费——这是文科的今天，但愿不是它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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