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枪击案发生后，人们总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凶手几乎都是男性——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类似的惨剧和男性犯罪者，让人们开始关注隐藏在“疯狂”情绪爆发后面的恐怖真相：男性暴力并非仅仅出现一次的反常现象，而是无处不在的常见情况。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社区内，男性暴力的踪迹随处可见。

2014年，阿拉巴马大学犯罪学专家亚当·兰克福德（Adam Lankford）研究了2006-2012年之间发生的大规模伤亡事件数据库。在308名凶手中，有94%是男性。《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杂志制作了一份1982年至今的大规模伤亡事件列表，数据显示，2014年的93名枪手中有97%是男性。在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中，男性施暴者出现的几率更高，成为施暴受害者的概率也更大。在2017年发生的打架斗殴案件中，男性参与率更高，男性受害者的比例也更高。实际上，凶杀案已经成为导致年轻非裔美国男性死亡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展现男性暴力的事件，最近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枪击案发生前一周，一位黑眼圈浓重的女性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据说这位女士遭到了身为白宫高级职员的前夫的虐待，事件爆发后，她的前夫辞职。与大规模枪击案一样，恋人之间暴力行为的“凶手”一般也是男性。无论如何，人际间各种暴力行为的施加者通常都是男性。无论是肢体上的欺凌、斗殴，还是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犯罪者和受害者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暴力如同墙纸，已经成为了当代生活痛苦不幸的背景幕布，但我们仍不能完全忽略身边的暴力行为。2017年夏天，我（指本文作者Michael Reichert，心理学家，男女孩生活研究中心主任）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看日食。第一眼看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可爱小镇，我就深深爱上了它。在查尔斯顿期间，我一直住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Emanuel AME Church，美国南方最古老的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2015年曾发生导致九人死亡的枪击案——译注）附近。每次路过这个充满历史感的教堂，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迪伦·鲁夫（Dylann Roof，白人至上主义者，2015年枪击案凶手——译注）爬上台阶走进教堂里坐下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迪伦对着欢迎他到来的教徒们露出苍白的笑容，耐心等待着作案时机的到来。

为什么男性——有着大好前途的年轻男性——如此喜欢采取暴力行为？喜剧演员迈克尔·伊恩·布莱克（Michael Ian Black）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反思称，男性频繁使用暴力的行为，和他们“生活在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男子气概统治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布莱克写道，在绝望和沮丧情绪的控制下，男性“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不前，要么愤而暴起”。

男性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早在童年时期便开始发展了。斯坦福大学学者赵美心（Judy Chu）主要研究男性的社会心理学发展情况，在一份研究中，她说自己曾前往波士顿城外一所男女同校的独立学校，研究一群来自较为富裕家庭的4岁男孩。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两年的采访和观察后，她在2014年出版了《当男孩成为男孩》（When Boys Become Boys）一书。她承认自己虽也育有一子，但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男孩出现‘粗暴、喧闹以及看上去充满侵略性的行为’”。她试图和每个男孩建立信任、发展友情，但有一个男孩会假装手里拿着一把枪，每每与她对视，都会做出射击的动作。赵美心无法克制自己：每次男孩冲着她“射击”，她就看向别处，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赵美心发现，自己在男孩做出侵略行为后的下意识反应，可能阻碍了她与男孩之间建立联系。因此她试着放松心情，努力试图“走入”男孩的世界。不久之后的一天，当她在教室角落里为另一个孩子读书，“枪手”男孩走了过来，再一次“瞄准”并向她“开火”。为了与男孩有更多接触，这次赵美心选择“用微笑和射击动作回应”。但是男孩立马纠正了她的行为：他认为，在自己向赵美心“射击”时，她应该倒下假装“死掉”才对。

在研究的第一年里，男孩们都很敏感，他们专心、真诚、直接而且投入。但是到了第二年，赵美心发现，每个孩子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传统的男子气概，是唯一满足“隐藏”要求的渠道，只有如此自己才能符合社会规范。于是，男孩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行为展现自己男子气概的真实：喜欢带有性别偏见的男孩玩具，在玩耍和着装选择时小心翼翼地与女孩子保持距离，学会接受坚忍不拔的人生态度。有时候，坐在赵美心大腿上玩耍、无拘无束玩着她头发的男孩，可能和在教室里趾高气昂来回走动、到处惹是生非、联手欺负他人的男孩是同一个人。六岁时，男孩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也受到了影响。赵美心表示，“为了生存而反抗”，使得男孩们将真实善良的自我隐藏了起来。

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aufman）是一名作家和支持男女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专门以男孩和男性为主题创作作品。他认为，造成男性暴力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针对女性施加暴力、针对他人施加暴力和针对自己施加暴力。很多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最终都选择开枪自尽。在社会学家瑞秋·卡利什（Rachel Kalish）和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看来，这就是“通过实施大规模屠杀来自杀”的行为。他们提出的这个概念，强调了伤害他人与伤害自己之间的联系：受伤的人总喜欢伤害别人。

赵美心在研究中发现，男性等级体系中存在一个“领导者”。这个男孩吹的牛皮最大，放狠话的能力最强。他会怂恿其他男孩组成“刻薄小分队”，专门“欺负其他人（尤其是女孩）”。虽然内心也有疑惑，但是男孩们都在“领导者”提出要求后，被迫参与进了欺凌他人的活动。赵美心写道：“领导者的侵略性行为和喜欢欺凌他人的作风，让他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避免遭到针对、羞辱和排挤，其他男孩都会选择加入“刻薄小分队”，并接纳这个组织的价值观。

数十年前，社会科学家就发现，男人走上暴力道路的迹象早在童年时期就有所体现。美国心理学协会暴力和青年委员会（Commission on Violence and Youth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在1994年的报告中专门描述了“怀有希望的理由”。他们表示，人一旦在童年养成暴力的习惯，成年之后便会出现暴力行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写道：“人们不是生来就会做出侵略性行为的，他们必须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学会使用暴力。”

和赵美心一样，家长和其他人也经常发现，小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了咄咄逼人和使用暴力。有时候，我和老师、其他大人一起站在学校操场边上看男孩们玩耍。只见下课后的孩子们如猛虎出笼，越玩越疯。他们跳到别人身上，与别人赛跑，将其他孩子推到一边。大部分时候，暴露天性的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但有时他们也会爆发冲突：一个男孩因为某些原因怒火中烧，最终控制不住脾气而动手打人。暴露天性的玩耍虽然有时会引发矛盾，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出于愤怒打人的孩子还是被打的孩子，他们都不太有充足的机会从冲突中完全恢复过来。社会习俗会驱使男孩们放下过去、继续向前，成为能够忍耐痛苦的坚强者。大部分男孩发现，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倾听他们的苦恼。因此男孩们选择戴着面具应对外面的世界。而在内心深处，很多人会渐渐不再重视自己的情感。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男孩们“在成长中学会”给自己戴上面具。如此一来，男孩们的暴力体验渐渐变成一种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习惯。赵美心说，随着时间推移，男孩成长为了“愤世嫉俗”、“清醒”、“死气沉沉”和对社会“更加不满”的人。

不过好消息是，时代在改变，社会对男孩的要求也在改变。心理学家珍·特文格（Jean Twenge）针对“互联网一代”展开了研究。对于这代人来说，手机就是他们声音和思维的虚拟延展。2017年，特文格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文章称，互联网一代“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心理健康危机”。2017年秋天，爱默生学院教授、作家伯努瓦·丹尼泽特-路易斯（Benoit Denizet-Lewis）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文章称，已经来临的“焦虑新纪元”正在折磨青少年群体。在他看来，使用科技产品正是“焦虑新纪元”出现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男性开始调整自我，便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在针对英国“男子气概调查”的报告中，瑞秋·莫斯（Rachel Moss）指出，18-29岁的男性普遍“认为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更加重要”。

看到高中的男生后，我发现，他们与我们这一代人读高中时的状态不同。他们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与我差异很大。多年以来，人们的童年经历都与赵美心所描述的情况非常一致。然而在如今，这种现象已一去不复返。斯蒂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和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等研究人员纷纷指出，越来越少的千禧一代女性对传统形式的婚姻感兴趣，对怀孕生子更是兴趣不大。与此同时，年轻男性的观念也在进步发展。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在新书《愤怒的白人男性》（Angry White Men）中提出，年轻的父亲们花更多时间陪在孩子身边，有的人甚至选择做全职丈夫。这代表他们想要的不只是更好的工作、与家庭平衡关系这么简单，全职丈夫的选择证明了新时代男性身上仍有新潜力可挖。

人类的天性就像植物的生态系统，每种天性都存在导致它消失的固定现实，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已。在孩子的发育阶段，他们的确克制着自己的自觉。而在他们真正开始反思自我之前，很多需求（与他人建立关系的需求、情感表露需求、安全需求）早已因得不到重视而消失不见。男性的暴力行为是表明其存在不正常情况的标志——不仅仅证明某个人有问题，更表明了我们的孩子这代人的童年存在问题。男性暴力不是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但它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当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Marjory Stoneman Douglas）学校的学生抨击政府在禁枪问题上的不作为时，整个社会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需要为男孩们的不良行为承担责任并接受改革。

男性暴力深深植根于男孩们的成长环境之中：我们强迫男孩远离他们依赖的人，抑制他们必需的情绪，为了让他们坚强而严厉管教。这都违反了男孩的基本天性，使他们走上伤害他人的道路。为了让男孩准备好面对孤独、难以适应的艰难的成年时光，我们会在无意之间用教训让男孩们学会坚强。于是男孩们就像只会一招的小马驹一样，总是控制欲旺盛、愤怒且充满侵略性。心理学家詹姆斯·加伯利诺（James Garbarino）在讲述男性暴力的《迷失男孩》（Lost Boys）中解释称，即便是尼古拉斯·克鲁兹（Nikolas Cruz，帕克兰枪击案嫌疑人）这样困惑的年轻男性，也会因为让他感到安心的人际关系——“一个致力于关心孩子成长，且让孩子有着强烈积极依恋感的人”——而停止暴力行为。

在费城郊区一个学校的情商培养课程中遇到的年轻男孩让我深受启发。在课程的鼓励下，他们积极讨论与自己生活有关的话题（比如人际关系、焦虑、性生活和色情文学等）。在此过程中，他们乐于卸下伪装。在与他人分享真实自我时，这群年轻男性营造出了一种真诚而温暖的兄弟情义——这种气氛鼓励参与者承认自己的缺点（包括曾经伤害他人的行为），也使他们不再假装自己从未感到受伤、害怕和软弱。

让年轻男性面对真实的自我。与大部分人一样，即便曾经因为愤怒或绝望而对他人施加暴力，你也能勇敢地承认不光彩的过去，找到重新拾起人性的道路。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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