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祖先的故事、出身的文化与生活的环境，我们很难读懂她和她的作品。

根据20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澳大利亚现有原住民占人口总数的3%。原住民，在澳大利亚的语境之下，指的是欧洲人殖民澳大利亚之前居住在澳洲大陆及其附近岛屿的族群的后代。对于澳洲原住民而言，历史在1788年发生了转折。这一年，英国殖民舰队抵达悉尼的植物湾，原住民的噩梦就此开始。第一重噩梦是与殖民者一起远道而来的欧洲流行病——麻疹、天花和肺结核，毫无抵抗力的原住民人口锐减；第二重便是英国人在澳洲展开的“圈地运动”，原住民的土地和水资源惨遭掠夺。

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逐步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了英联邦的独立国家。但早期殖民者给原住民带来的种种历史遗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原住民的选举权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虽然名义上所有澳大利亚原住民都有投票权，但实际上只有融入主流社会的原住民方能行使这项权利。于是，20世纪60年代成为了原住民群体争取自身权益十分关键的十年。

非原住民与原住民的和解，是20世纪晚期澳大利亚重要的政治议题。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例如在北领地指定社区的禁酒令、派遣军队进入原住民社区等等——在原住民中间引起了较大争议，至今尚未停息。一方面，联邦政府设立原住民和解理事会，以促成两边和解。另一方面，原住民群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原住民领袖，他们努力为原住民争取权利，保护原住民文化、传统以及语言。

亚历克西斯·赖特便是其中一位。她出生于1950年代，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卡彭塔利亚南部高原瓦安伊部落的成员。一方面，她是捍卫原住民权利的社会活动家，在相关报刊工作多年，常常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力图推进北部地区原住民自治政府与宪法的改革，抵制官方政策对原住民利益的损害。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位作家。1997年，她出版了《格洛格酒之战》，讲述了禁酒令对原住民社区的影响及其应对方式。2017年，她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回顾了著名的原住民领袖特拉克的一生。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小说——《希望的土地》（1997年）、《卡彭塔利亚湾》（2006年）以及《天鹅》（2012年），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原住民悠久的历史、漫长的口述传统、万物有灵的信仰以及被殖民的集体伤痛。对她而言，写作——不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就是武器。通过虚构创作，她了解自己是谁，了解孕育自身的原住民传统以及身份归属的源头；通过非虚构创作，她推动原住民权益斗争事业，为自己的同胞、自己所属的社区以及文化，争取各个方面的权利。

在三月份的澳大利亚文学周里，赖特来到了中国，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借此机会对她进行了专访。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口述历史传统是如何形成、如何代代相传的，在如今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她在小说创作中是如何实践口述传统的？原住民小说不同于主流小说叙事之处在于哪里？背后反映了原住民的何种世界观？当口述历史的传统运用在非虚构写作中，它的意义何在？我们就上述问题，与赖特展开了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赖特所探讨的原住民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澳洲。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或者仍然存在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占领、同化，也存在着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沟通和相互影响。这里的强势，一般伴随着政治力量的介入，但政治上弱势的文化并不一定在文化传统上也是弱势的，相反，它们可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如何在一个全球化和同质化的强势文化席卷世界的时代里，保留自己的传统、历史以及集体记忆，赖特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典范。

虚构文学：“我的写作忠于我们的说话方式，行动方式与信仰”

卡彭塔利亚湾位于澳大利亚北部，三面被大陆包围，隔托雷斯海峡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相望。这里是赖特的故乡，也是她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1860年，澳大利亚白人探险家从南边的墨尔本，一路北上抵达了此地。

作为卡彭塔利亚湾南部高原瓦安伊部落的成员，赖特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祖母带着她在山区里、在丛林中玩耍，给她讲古老的故事。那些故事关于土地、关于动物、关于树木、关于繁星、关于水中嬉戏的鱼类，也关于丛林里的蟒蛇。在古老的故事中，有一条彩虹蛇，从星星上盘旋而下，腹部贴地，在卡彭塔利亚潮湿的泥土上笨重地爬来爬去。大蛇一头扎到地上，穿过泥滩，经过之处形成峡谷。这些万物有灵的故事流淌在祖母的血液中，并在不断地讲述中代代传承。这条蛇后来被印在了赖特第二部小说《卡彭塔利亚湾》的封面上，大蛇扭动的身体和蜿蜒曲折的河道相互映照。

也是在祖母的讲述中，赖特了解到自己是谁，了解到原住民看问题和看世界的方式，了解到原住民的思维模式，了解到万事万物与土地的关联，了解到对万事万物的尊重以及对土地负责的精神，也了解到在历史上，原住民是如何被闯入的殖民者剥夺了土地，又如何被迫切断了与土地的联结。这些屈辱的、伤痛的历史，以故事的形式代代流传，植入了原住民的集体记忆中。

对于一个拥有口述历史传统的文化来说，像祖母一样的故事讲述者异常重要。在一代代的讲述中，古老的神话获得新的生命力，但这并不代表永恒。在赖特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故事在流逝、在消失。因此，如何在21世纪保护口述文化这一珍贵传统，让它们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如何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突出原住民自身的文化内涵，寻找属于原住民自身的交流方式，而非单纯模仿费原住民的交流方式，如何利用如今日渐发达的科技，将故事电子化保存，这些问题都值得原住民思考。

赖特的小说创作就是对口述历史传统身体力行的一种实践。1997年，她创作了处女作小说《希望的土地》（Plains of Promise），讲述了圣多米尼克教区原住民与殖民者的漫长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为三代人带来的创伤。故事以玛丽——一位在原住民联盟中获得政治意识觉醒的女性——的回乡之旅为主线，其中涉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在教区滥用职权加诸于原住民身上的暴力行径，包括性虐待和精神虐待等等，也包括原住民社群内部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对待。

2006年，她出版了第二本小说《卡彭塔利亚》，描写了古福瑞特国际矿业公司与德斯珀伦斯镇东西两个原住民部落的矛盾。其中既涉及原住民群体与白人的冲突，也涉及两个部落内部的斗争，以及两个部落中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斗争。与《希望的土地》类似，这样的设定充分反映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曾经和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以及复杂而混乱的历史遗产是如何以新面目再度浮出水面的。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卡彭塔利亚》的写法。这并不是一本易读的小说，它不遵循传统的线性时间观——有一个直线式的过去、现代以及未来——恰恰相反，它反映的是原住民的世界观和时间观。在他们的脑海中，时间是螺旋式盘旋的，古老的创世纪神话如血液一般，流淌在一代代人的身体里，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赖特想写的是一个“涵盖全部时间的故事”（the story of all time），是一个融合了几代原住民记忆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忆彼此交织、缠绕、生长。如同一棵在世上存活了几千年的大树，枝蔓丛生，但拥有着共同的根基。

在赖特看来，《卡彭塔利亚湾》无法被简化为具体的时间点或者事件，她想做的，恰恰是探索古老的信仰、故事、精神和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进行操演实践，以及在这种操演过程中，主流小说的边界和符码是如何被打破、被质疑、被挑战的。

在赖特为《卡彭塔利亚湾》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这种写法遭到了质疑。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卡彭塔利亚湾》当时几乎被所有澳大利亚主流出版社拒之门外，最后，一家小型文学出版社Giramondo接受了这份书稿。《卡彭塔利亚湾》一经出版，在2007年一举拿下了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赖特也成为了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原住民作家。

赖特并不担心这种写法会给读者带来障碍。在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们就如书中的人物一样讲故事。她清楚自己希望通过这本书达到何种诉求：“我希望这本书忠于我的国家，我们的传统，我们说话的方式，行动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信仰。” 

早在开始写作前，赖特就尝试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她对于那些有着深厚的、未曾断裂的、但持续遭遇危机的文化传统情有独钟。她阅读南美作家、爱尔兰作家、非洲作家以及捷克作家等等。她喜欢捷克作家奥塔·帕维尔（Ota Pavel），在《我如何了解鱼类？》（How I Came to Know Fish）一书中，帕维尔以钓鱼为切入点，回忆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童年生活、他挚爱的家人，以及后来纳粹对这种平静生活的破坏。赖特也喜欢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还有冰岛作家哈尔多尔·基尔扬·拉克斯内斯（Halldor Kiljan Laxness）的《独立的人们》（Independent People）。此外，印度、中东地区的口述文学也给予了她很多创作灵感。

赖特喜欢在文学领域展开有趣的探索。“A去了这里，B干了什么，他们没有对我构成挑战。我喜欢阅读的小说是有挑战的小说，我想创作的小说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渴望被挑战，我不希望安稳。如果写作不对我构成挑战，我压根儿不会写。我情愿去种花种菜，和狗玩耍，享受生活。”

非虚构：“我的写作尝试理解看似简单的口述故事，并赋予它深度”

除了创作与原住民相关的小说，赖特也写与此相关的非虚构作品。同样是在1997年，她的作品《格洛格酒之战》出版。这本书剖析了生活在滕南特克里克地区的原住民与他们之间由格洛格酒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她在书中呈现了酗酒问题以及种族主义为这个小镇造成的惊人影响，还有原住民社区中的德高望重的老者和社区指导颁布禁酒令的一系列努力。他们的勇气和毅力也为澳大利亚北部其他与酗酒问题作斗争的社区树立了榜样。

2017年，新书《特拉克》（Tracker）与读者见面，这是20年之后赖特的第二本非虚构作品。不同于1997年对于格洛格酒的描写，在这本回忆录中，她将自己的声音完全隐没了。全书从头到尾，都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呈现，这个“我”却不是赖特自己。她通过采访特拉克·蒂尔莫斯（Tracker Tilmouth）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并将这些素材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整理、集结、串联，拼凑出了这位澳大利亚原住民领袖、政治思想界以及企业家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三岁那年，特拉克被澳大利亚政府强行驱逐出了原住民社群，他在克罗克岛的救济机构长大，后来回到自己的家乡，投身于家乡原住民政治运动。对特拉克来说，儿时的强行驱赶，切断了他与家庭与传统的联结，他将政府推行的教育视为强制教育以及强迫性的同化，这种同化不可避免导致了强迫性的语言丧失。长大后，他自学了几门原住民的语言，并开始为原住民的自决、土地权利以及传统文化保护奔走呼告。

《特拉克》的创作，是赖特对于口述史传统的再一次激活。从童年到成年，从认真聆听儿时祖母口中的故事到认真聆听特拉克以及其身边人的讲述，赖特获得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倾听。“我常常是一个倾听者，人们教会我学习倾听，尝试理解。我年轻的时候曾当过会议记录员，记下别人说过的每一句话，因此我十分擅长倾听，我不觉得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记录有什么困难。如果你真的倾听了、理解了这样的故事，那么你会有更加深刻的想法。因此我的写作是尝试理解看似简单的、我听来的口述故事，然后赋予它更多的深度，让故事变得不同。”

与她笔下的特拉克类似，赖特自己也是一位捍卫原住民权利的社会活动家。在她看来，原住民权益在这几十年间有所提高。孩子们如今在学校里能够更多地了解到原住民文化，大学里也安排了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课程——在她年轻的时候，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但赖特也认为，对于非原住民来说，理解原住民的斗争历史、理解原住民想要为之奋斗的未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也正因如此，与原住民相关的知识在主流的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仍然十分欠缺。

“在澳大利亚，并非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权益奋斗，并认为我们应该为基本的人权、更好的住房、更好的水资源以及一个包容原住民文化的未来奋斗。它们并非澳大利亚人的每天所想，但却是原住民群体每日所深切盼望的。”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