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京时间3月23日0时50分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当场宣布，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学派领军人彭慕兰，全球贸易史专家托皮克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就曾探讨过这个问题：有着史上任何国家未曾拥有的最高贸易赤字和政府预算赤字——美国，是否会削弱其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热情？以“保护”为由，某些国家通过政策性措施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相关领域，实则是垄断的作为，在今日全球化下背景是否是明智举措？

欧盟将愈来愈多的欧洲国家纳入，美国试图将其邻邦纳入“自由贸易”区，在这情况下，建立以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为特色的全球市场，似乎也变得不如前些年那样全然的乐观。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戏剧性的、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冲击。2001 年的“9 · 11”恐怖袭击事件，摧毁掉的不只是世界贸易大楼。新“和平世纪”的梦想破灭（和平世纪一词出自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 Polyani］，指称拿破仑落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的一百年）。突然间，世界经济里的逆流跃然浮上台面，这些逆流虽没有“9 · 11”攻击事件那么壮阔，对结构的影响却可能更大，且可能削弱迈向全球化的势头。2011 年的海啸和随后的核电站泄漏摧毁了日本的部分地区，这不仅突显了世界经济体的全球性互赖，也挑明了过度依赖少数几家高科技产品制造商的危害。这再一次将那些持久性的问题提到眼前：我们究竟能否假定私人企业或公共部门监管者正在充分考虑工业化技术的风险和副作用。

美国一向主张应让资本和产品（但不包括人）毫无阻碍地流动，且以政治手段推动这一体制的建立。美国在这方面的积极，向来非他国所能及。但如今，美国却有史上任何国家所未曾拥有的最高贸易赤字和政府预算赤字；这是否会削弱美国追求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热情，不得而知，但无疑有这可能。治安维持会会员，在美国政府默许下，自发巡逻南方国界，就是美国反向而为的鲜明例子。还有就是新兴的反华浪潮。欧洲虽打造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超级地区，对于全球化暧昧含糊的态度，相较于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2005年，法国通过公民投票否决欧盟新宪法。投反对票者大部分表示他们反对不受规范的跨国资本主义。这并不叫人意外，真正叫人吃惊的，是有相当多投赞成票者也说，他们是在投票反对全球资本，认为唯有更强大的欧洲，才能在今日世界经济里保住人道的社会契约。当今在富裕的欧盟国家中，有人大声疾呼取消欧盟，或至少要求放弃某些脆弱的经济体，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中的抗议者认为，如果留在欧元区的代价是进一步的节衣缩食，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应该离开。其他人则认为，扩大后的欧盟一定要保留并运作起来，但唯一可行的是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它是共享货币联合体，然而得放弃在制造当下这些麻烦的其他层面（例如财政政策）上做更大协调。那些人相应地就是否更大的协调意味着所有人都要节衣缩食，抑或是某些更富裕的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而有所分歧。简而言之，面向“同一个世界”的运动，如今在最富有的那些国家里，越来越具有争议性。其中的某些走向在本书上一版付印之时就已显明，但当时只是来自最显而易见的“外围”的抱怨罢了：在东南亚，人们为了大型采矿或能源计划而将未受监管的货币投机弃置一旁，受害者们已经剥夺了被外来武装强化的政权中的公民权，如此等等。

全球化之所以在较富裕国家遭到排斥，有一部分源于外移的工作机会不再只限于制造业；信息科技已使许多服务业可以外包。跨国性服务业的营业总额据估算为3.6 兆美元，仍远逊于国际商品贸易的14.9 兆美元，但前者成长快速，意味着有一技之长的中产阶级在服务业的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服务、生产两领域愈来愈常见的外包安排，激起较富国从业人员的敌意，而这敌意里往往还掺杂了对移民沙文主义式的怀疑，激发出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同时，较穷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新行动，也使情势更为复杂难解，不管那行动被视为“支持”或“反对”全球化皆然。在世界贸易组织2003 年举行的坎昆（Cancun）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上，由印度、中国、巴西、南非领军的一群国家（以穷国居多），反将富国一军，叫全球前几大富国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常爱宣说自由贸易有何好处）当场难堪，谈判随之破裂。这些国家毫不客气地点出，富国大幅补贴本国农产品，对农产品贸易设立严重障碍，使较穷国家难以和它们竞争。（欧盟对每只乳牛的补贴达到每年八百多美元之多，比十亿成年人每年赚的还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民的补贴，比其投入于对外开发援助的金额还高出数倍。）在地方层级，已有小农和少数民族暴动，以对抗他们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后果。玻利维亚的艾马拉族（Aymara）和盖丘亚族印第安人，智利的马普切族（Mapuche）印第安人，墨西哥的玛雅人，还有其他许多原住民族，都已采取实际行动，抗议他们的家园遭商品化，抗议外来投资。反对声浪的发出，往往诉诸民族主义口吻，从而重启、强化了例如中国与日本、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韩国与日本、俄罗斯与前苏联成员国之类国家间的世仇宿怨，以及更为普遍的反美情绪（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还有一个领域，在某些人眼中，遭少数最有权势之大国最牢牢掌控的领域，也已出现反全球化行动：军权。毁灭力量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一些国家手里，但贩卖先进武器和贩卖对付市场社会扩散的简单土制炸弹、自杀炸弹谋利的国际军火掮客，已打破这集中现象。在像伊拉克这类国家中，以这些廉价武器武装起来的部队已经妨碍了大国所需的出口增长。另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阿富汗和墨西哥，则在保护大国希望叫停的非法贸易。还有一些情况，与全球化贸易的联系很脆弱，但对文化全球化和依赖国际支持的不受欢迎的政府的抵制则日渐彰显。

我们还应切记，人与信息的流动虽然速度惊人，但这世上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只有局部和这一流动网络接轨。我们常听人说，这世上仍有一半的人从未打过电话。这说法几可确定是夸大之词，但若说是四分之一人未打过电话，则相当合理。这并不是说那些人完全与全球网络无关，事实上，当全球商品价格或货币汇率变动时，他们可能是受影响最厉害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往往是接近最边缘化的人。但根植于地方者与非根植于地方者间的互动，仍在左右我们的世界，一如这互动已左右了世界至少五百年。

本文节选自《贸易打造的世界》，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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