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Facebook“泄密门”事件。
3月17日，包括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事件的爆料者是曾经供职于一家英国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Christopher Wylie。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剑桥分析通过Facebook获取了超过5000万名用户的信息数据，这些数据甚至可能被用来操纵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
抛开政治阴谋不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一家网站上搜索过的商品，会在另一家网站的页面上以广告的形式弹出；经常浏览、点赞的内容，会在刷新社交媒体的时候占据“智能时间线”上优先的位置……我们的互联网足迹正在最大限度地被追踪、采集、分析，以让渡隐私为前提享受服务，已经成为数字化生活的常态。这就意味着，我们似乎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现实，正如每当隐私条款跳出的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地点“同意”。
Facebook的这次丑闻提醒我们，当互联网巨头打着“技术中立”的幌子，以更高效、更便捷甚至更“人性化”的服务为诱惑，绕过国家法律的监管，重新定义私领域的边界并以此大肆牟利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从“互联网民主”的美梦中醒来，准备迎接一个“数字利维坦”宰制的反乌托邦未来。
Facebook“泄密门”被曝出后不久，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某论坛发言时称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这番表述又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事实上，中国比西方更早、更彻底地拥抱了数字技术，隐私安全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下，无疑更加严峻。
前情回顾：5000万用户数据是如何泄露的？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次Facebook数据泄露丑闻的来龙去脉。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的两位心理学家在Facebook开发了一个性格测试程序（这一程序基于Facebook Platform，与Facebook的关系类似微信与微信小程序），同时收集参与测试的Facebook用户的点赞数据，以此来分析他们的性格与点赞偏好。
这一研究的成果于2013年首次发表，很快吸引了事件的主角之一Aleksandr Kogan的注意，这位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开发了一款类似的性格测试APP，将其命名为“这是你的数字生活”（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参加测试并同意APP获取好友数据，就可以获得5美元的奖励。据报道，有超过30万人参加了测试，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好友信息，这款APP实际获取了多达5000万人的数据，并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行为偏好、政治倾向、消费习惯，从而向他们“精准投放”政治或商业广告。
后来，Kogan将这些数据卖给了一家叫做“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事实上，Facebook有明确规定禁止软件开发者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共享这些数据，Kogan的行为违反了Facebook的规定。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在回应中称，直到2015年，Facebook才从《卫报》记者处获悉Kogan的违规行为，于是立刻封禁了这款APP，并要求Kogan和剑桥分析删除通过不当渠道获取的数据，并向Facebook出具书面证明。几个月后，Facebook还更新了隐私条款，第三方APP不再拥有获取用户的好友信息的权限，除非其好友也对APP进行了授权。
然而，直到这次数据泄露丑闻爆发，Facebook才意识到，当时剑桥分析向其提供了伪造的证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删除这些数据，甚至有可能利用这些数据，操纵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3月17日，包括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数据泄露事件，爆料者是曾经供职于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师Christopher Wylie。
丑闻爆发五天后，扎克伯格公开道歉，并在9家美国主流报纸上刊登了整版的道歉信，信中表示：“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们的信息，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配得到（这些信息）”。尽管如此，丑闻仍然给Facebook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曝出丑闻的当天，Facebook股价暴跌7%，愤怒的公众甚至在网上发起“#DeleteFacebook（删除脸书）”运动。一向与扎克伯格不和的埃隆·马斯克率先删除了他的两家公司特斯拉和SpaceX的Facebook账号。
定向广告背后的“数字劳工”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评论指出，大型社交媒体与用户之间的隐私之争由来已久。早在2015年，比利时隐私委员会就曾因Facebook对非用户的追踪行为将其告上法庭，原来，Facebook将一种特殊的cookie（网络追踪器）植入访问过其页面的互联网用户的设备上，即使他们未曾注册或登录过Facebook账号，这种cookie也能够在用户的设备上保存两年之久，并在用户访问Facebook页面或任何含有“分享到Facebook”按钮的页面时，对其进行浏览行为的分析。
这意味着，即便你不是Facebook用户，只要浏览过Facebook页面，你的互联网行为信息就会被Facebook收集起来，以便更有效地在相关页面上投放广告。
今年2月16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法院判定，Facebook在第三方网站上追踪用户信息违反了比利时隐私法，要求Facebook停止非法收集和储存用户数据，否则将被处以每天25万欧元，累计最高可达一亿欧元的罚款。
关于这次比利时法院对Facebook的判决，Facebook的负责人坚称，Facebook使用cookies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属于行业标准。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定向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对于今天的互联网用户而言早就不新鲜了，用户信息的追踪、分析和使用给广告的投放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准确性和高效率，因此，近几年来，互联网上的广告投放不断增长，甚至在多个国家已经超过了其他媒体投放的总和，互联网巨头们自然也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利润。
然而，对于用户而言，他们在网络上社交、娱乐、消费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字劳工”，通过上传个人信息和留下浏览记录，不断为互联网公司创造着财富，根据“数字劳工”这一概念的发明者Christian Fuchs在其2014年的著作《数字劳工与卡尔·马克思》中的估算，Facebook2011年的利润率高达50%，其中大部分来自其用户的无偿劳动，这种行为，无异于一种极端形式的剥削。
社交媒体的“科技原罪”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在评论中指出，Facebook“泄密门”不能简单地归咎为一次道德失范的孤立事件，而需要从根本上反思社交媒体与生俱来的“科技原罪”。史安斌认为，与其他陷入类似丑闻的商业巨头一样，扎克伯格的回应策略显然是打“道德牌”、演“苦情戏”，在接受CNN采访时，他眼眶泛红、声音颤抖，谴责剑桥分析是一家无良机构，Facebook也是因为被其蒙蔽，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然而事实上，这次“泄密门”并不是由于道德失范而导致的一次责任事故，由Facebook所开创的社交平台的基本商业模式早就为今天的丑闻埋下了伏笔。简而言之，用户通过平台获得他们想要的服务，而平台通过用户获得他们想要的数据，一旦用户与平台之间形成了某种“黏性”，平台就可以与商家合作，利用其掌握的用户个人信息及其行为模式有针对性地推送广告，并倚仗着海量用户的“数据资本”，获得巨额受益。
对于一个人类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信息平台来说，Facebook所聚集的庞大数据用户既可以为其带来不可估量的财富，也足以让它成为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来，学界和业界关于“Facebook正在吞噬世界”的警告不绝于耳。首先，Facebook“吞噬”了传统新闻业，如今，全球有超过40%的成年人依靠Facebook等社交平台获取新闻，其庞大的受众覆盖面足以让传统媒体对其俯首称臣。更重要的是，Facebook不但提供新闻服务，还借助不透明的算法充当着全球新闻和舆论的“守门人”，操纵着公众的“议程设置”和“认知框架”。在新闻业之外，金融系统、政治选举、娱乐和零售业也没能逃脱它的干预，连政府核心部门和安保系统也有被渗透的危险——“Facebook吞噬世界”并非危言耸听。
史安斌还指出，在此次“泄密门”之前，Facebook在用户隐私保护的问题上早就风波不断，但扎克伯格的策略一直是一口咬定Facebook是“科技公司”而非“媒体机构”，意在谈化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规避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虽然扎克伯格之前也声称要与各方一道联手打击假新闻，打造“全球网络社群”，但其表态始终停留在道德层面，未能触及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科技原罪”。从这一意义上讲，“泄密门”标志着近年来一些欧美精英所鼓吹的“新媒体赋权”、“互联网自由”等神话的彻底破产，下一步人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将Facebook这类“数字利维坦”纳入有效的法律监管之中。
反观中国：隐私意识相对淡漠、却更彻底拥抱数字技术
就在Facebook“泄密门”被曝出后不久，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针对隐私保护问题的发言，又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李彦宏表示：“中国人对隐私问题更加开放，也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的。”
“腾讯·大家”作者、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贾选凝在评论中认为，李彦宏的这一言论迅速刷屏，就足以说明：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对隐私没那么敏感。在她看来，对一件事“是否敏感”，其实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面临抉择，必须要放弃生活中的某些选项时，你优先放弃的是什么，你誓死捍卫的又是什么。
正如李彦宏所说，比起安全、效率和便利，隐私的优先级的确较低，尽管大家谈起“大数据之恶”时都义愤填膺，却依然使用甚至依赖着需要各种个人信息验证、需要同意各种注册协议的网站和APP。事实就是，我们并不会誓死捍卫那些购物记录、网页搜索记录和打车记录里的隐私，因为如果拒绝提供这些信息，很多服务和资源就不会向我们开放。尽管无孔不入的定向广告有时也会令人心惊胆战，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无非是数字化生存语境下的常态，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贾选凝看来，在中国的文化中，隐私的观念相对较弱，公领域与私领域的边界时常模糊，但更重要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隐私观念相对淡漠的国家，却比西方更早、更彻底地拥抱了数字技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就已经明确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优先发展，科技巨头们也敏锐地把握住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但与此同时，在法律和道德层面，却没有足够的规范和引导，来避免技术对用户隐私无限度的入侵。虽然迄今为止，中国科技企业尚未曝出与非法获取、泄露用户隐私相关的丑闻，但隐私安全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下，无疑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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