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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缺口变大 自己的退休准备还得自己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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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缺口变大 自己的退休准备还得自己上心

在退休准备这件事上,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发挥各自的作用。

来源:视觉中国

日益增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人均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技术革新带来的职场变革等因素都在加剧养老金缺口,让养老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养老金缺口达到70万亿美元,在未来的10到15年,养老金缺口预计会上升至200万亿美元。”美世成长型市场区域总裁David Anderson告诉界面新闻。

在中国,养老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延长至76岁,至2050年,中国预计会有超过6亿退休人员。低生育率、低移民人口在加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压力。Anderson在一篇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的养老金收益远低于收入水平。北京的平均月度养老金为3573元,大约相当于55%的退休前收入。中国的整体养老金储蓄余额相当于13%的GDP,显著低于美国(140%)、丹麦(209%)、英国(96%)、日本(30%)和澳大利亚(113%)。

在这些令人忧虑的宏观数字下,中国人是怎样看待退休养老问题的?美世发布的《经济保障新举措》(The New Imperatives for Financial Security)报告提供了一些答案。

该报告的研究结果参考来自智利、中国、爱尔兰、日本、北欧四国(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英国及美国的7000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调研数据。报告发现,中国人对经济保障的信心最足,虽然有53%的受访者为未来的经济状况表示焦虑,但他们有信心担负意料之外的开销;中国人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是调研国中最高的,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在退休计划和养老金储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Anderson表示,中国超高的家庭储蓄率将有力地帮助中国应对养老金缺口问题。然而他同时指出,中国人的家庭储蓄并未达到合理的收益水平,而且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提高意识,在退休准备上扮演相应的角色。

过半中国人认为无法为退休存够钱,对政府养老的依赖度全球最高

半数受访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有经济保障,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更多集中在已婚夫妻、企业高管、55岁以上的成年人、房产拥有者和收入水平超过全国中位收入两到三倍的人群中。认为自己缺乏经济保障的受访者则更多集中在单身、普通工人、18至24岁的年轻人、租房者和收入水平不及全国中位收入1.5倍的人群中。值得注意的是,67%的企业高管认为自己有经济保障,该比例比普通员工高17%。

53%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焦虑感,只有43%的受访者有信心在退休前存够养老钱,然而只有29%的人认为这是让他们对财务状况感到焦虑的原因——这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最低水平。引发中国人焦虑的两大原因是个人健康状况(56%)和经济大环境(47%)。另外,不到一半的受访者(49%)有信心能够在有生之年担负自己的开销。

调研发现,中国人期望自己会有20到25年的退休生涯,高于全球平均值(15到20年)。3/4中国成年人期望自己能够活到80岁,70%希望能够在完全退休后依然保持理想的生活质量。

报告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虽然为退休做准备是个人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中国人依旧强烈依赖政府,仍然有待做出切实行动来加强经济保障能力。74%的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应该为退休收入负责,这低于全球平均值(81%),而且52%的受访者认为养老储蓄是政府的责任,但全球范围内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平均比例仅为31%。91%的中国成年人投资了退休保障计划,但仍然有接近1/4的受访者没有计算过自己需要为退休准备多少资金。

Anderson指出,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在调研国家中是最大的,不过幸运的是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达38%,远远高于美国(3.5%)和英国(5.9%),这能帮助中国人抵御退休经济风险。“但不幸的是这些储蓄没有被放在收益率高的长期投资渠道上,而是在收益率较低的短期投资渠道上。”Anderson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未向中国人提供充足的长期投资渠道,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在提高生活品质(如购买房车)和赡养缺乏养老金支持的家人方面投入较多。

中国人过于依赖政府是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国民对政府(养老)的信任度非常低,却对个人责任有非常高的认同感。但在中国,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对个人责任的认知不及其他国家。人们没有意识到,退休准备这件事最终其实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他说。

年轻人普遍感到经济压力,更愿意延迟退休

在经济保障和退休问题上,年轻人的忧患意识更强。56%的18至34岁群体及35至54岁群体表示有财务压力,而该比例在55岁以上群体中立刻下降至38%。年纪越轻的群体越认可延迟退休——73%的18至24岁受访者和71%的24至34岁受访者认为他们将一直保持工作,该比例在35至44岁群体中下降至56%后又在45之54岁和55至64岁群体中上升。

Anderson认为,中国人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显著提高加强了年轻人对经济保障的需求:“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经济保障的必要性,部分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更有品质的生活。他们不希望随随便便地退休,他们希望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在退休后旅游,购买好的商品,照顾孩子。这些需求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当然也很重要,但在中国绝对是更加强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年轻人非常乐意使用在线工具或移动端APP进行财务管理和养老规划。99%的中国千禧一代(18至34岁)对网络金融产品有兴趣,94%愿意向APP提供个人信息。

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60多岁、70多岁甚至80多岁时工作,越来越多中国人预计自己将活到100岁时,强制退休年龄的概念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未来的工作在很多方面将有极大变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在未来会工作更长时间。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正式退休的概念已经非常,非常过时了。”Anderson说。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求雇主探索让员工工作更久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员工为了提高经济保障能力推迟退休年龄,另外中国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IT、金融、医药等服务业的转型也为员工延长工龄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些行业里工作的人通常有更长的职业生涯,因为这些工作对身体机能的要求不那么高,他们也通常能够在更健康的环境中工作。”

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摆脱年龄歧视的窠臼。

Anderson认为,这是员工年龄多元化的“新常态”下企业需要面对的现实要求,“在我们合作的许多全球领先跨国公司中,雇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们正在面临5个不同年龄段员工在一起工作的情景。不同年龄段的员工要如何合作?他们可以扮演怎样不同的角色?”他指出,年长员工在需要更强同理心的岗位上往往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一些大型零售商开始招聘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员从事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相关工作。“所以我认为企业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但这已经在发生了。5个年龄层员工都是当下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找到和谐相处的方法。”

女性面临更严峻的养老问题

虽然全球范围内多数人都担心无法在退休前存够养老钱,但调研发现女性的担忧程度更甚。中国的男女差异相对其他国家更小,然而女性仍然对退休准备更无自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担心自己的经济保障问题,更不易面对经济突发事件,更对经济状况感到焦虑,更担心自己无法存够养老钱。

报告指出,就业状况和收入不平等影响了女性的退休储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女性更多集中在低收入和兼职岗位上,更倾向于为了照顾孩子与家人中断事业,这都对她们的收入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她们与收入相关的退休福利也将低于男性。

另外,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将储蓄用来照顾他人而非满足自己的需求;女性在投资方面风险意识更强,这也导致了她们为退休积累的财富收益率不及男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高4.6岁,这意味着她们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度过更长的退休生涯。

报告指出,行业领先的机构会为女性员工提供特殊的退休储蓄计划,如只针对女性的理财和投资工作坊、储蓄比例和投资选择监督、根据不同的性别行为量身制定退休储蓄教育培训项目、根据女性需求灵活安排工作量等。

Anderson表示,在解决女性养老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用人成本的提高:“如果女性的平均薪资和男性相比过低,那意味着男性的薪资相对而言过高了,所以这就是现有薪资再分配的问题,而不一定意味着在女性身上付出更多用人成本。企业需要设法完成这个过渡,让企业在成本可控的范围内避免不想要的结果,如重要岗位上男性员工的流失。企业需要在一段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并不一定是以用人成本提高为代价的。”

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在退休准备上发挥作用

Anderson认为,在退休准备这件事上,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发挥各自的作用。对个人而言,承担退休储蓄的个人责任,将部分家庭储蓄从短期、高风险的储蓄投资渠道转向长期储蓄投资渠道非常重要。

在政府层面,应该制订实施完善的退休养老法律法规来为公民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对雇主而言,责任在于为员工提供高质量的、经过严密评估的退休福利计划。事实上,调研发现员工对雇主提供的金融相关建议有非常高的信任度。中国员工对雇主的理财建议的信任程度甚至高于专业金融人士提供的理财建议,他们希望所在的机构能够提供简单易上手的、安全的数字金融工具。86%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信任雇主给出可靠、独立的储蓄投资建议,该比例显著高于雇主推荐的金融顾问(67%)和在线金融工具或应用(66%)。“雇主低估了他们对员工的行为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低估了员工对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多信任……他们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医疗和退休储蓄计划是经过雇主仔细审核评估的。”

Anderson指出,企业应该设法激励员工共同参与退休储蓄。目前有两种方式较为有效:第一种是对等贡献系统(matching contribution system),即员工与雇主以相同比例参与退休储蓄;第二种是渐进式贡献计划(elevator contribution program),即员工同意将一定比例的未来薪资涨幅投入退休储蓄。

另外一种近年来较受关注的退休储蓄激励措施由一家名为Nudge的理财教育机构提出。该公司利用经济心理学激励个人采取措施,如告诉个人在他/她所生活的街区里,与他/她有相似收入水平的人有50%更多的退休储蓄。“他们做的是利用同伴压力,这种‘轻推’(nudge)经济心理学被证明非常有效,因为我们都不确定与我们相似的人情况是如何的,但我们被告知我们在某一方面落后了,一种自发的内在竞争心理就会告诉我们,天哪我最好做点什么。”Anderso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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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缺口变大 自己的退休准备还得自己上心

在退休准备这件事上,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发挥各自的作用。

来源:视觉中国

日益增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人均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技术革新带来的职场变革等因素都在加剧养老金缺口,让养老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养老金缺口达到70万亿美元,在未来的10到15年,养老金缺口预计会上升至200万亿美元。”美世成长型市场区域总裁David Anderson告诉界面新闻。

在中国,养老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延长至76岁,至2050年,中国预计会有超过6亿退休人员。低生育率、低移民人口在加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压力。Anderson在一篇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的养老金收益远低于收入水平。北京的平均月度养老金为3573元,大约相当于55%的退休前收入。中国的整体养老金储蓄余额相当于13%的GDP,显著低于美国(140%)、丹麦(209%)、英国(96%)、日本(30%)和澳大利亚(113%)。

在这些令人忧虑的宏观数字下,中国人是怎样看待退休养老问题的?美世发布的《经济保障新举措》(The New Imperatives for Financial Security)报告提供了一些答案。

该报告的研究结果参考来自智利、中国、爱尔兰、日本、北欧四国(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英国及美国的7000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调研数据。报告发现,中国人对经济保障的信心最足,虽然有53%的受访者为未来的经济状况表示焦虑,但他们有信心担负意料之外的开销;中国人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是调研国中最高的,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在退休计划和养老金储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Anderson表示,中国超高的家庭储蓄率将有力地帮助中国应对养老金缺口问题。然而他同时指出,中国人的家庭储蓄并未达到合理的收益水平,而且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提高意识,在退休准备上扮演相应的角色。

过半中国人认为无法为退休存够钱,对政府养老的依赖度全球最高

半数受访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有经济保障,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更多集中在已婚夫妻、企业高管、55岁以上的成年人、房产拥有者和收入水平超过全国中位收入两到三倍的人群中。认为自己缺乏经济保障的受访者则更多集中在单身、普通工人、18至24岁的年轻人、租房者和收入水平不及全国中位收入1.5倍的人群中。值得注意的是,67%的企业高管认为自己有经济保障,该比例比普通员工高17%。

53%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焦虑感,只有43%的受访者有信心在退休前存够养老钱,然而只有29%的人认为这是让他们对财务状况感到焦虑的原因——这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最低水平。引发中国人焦虑的两大原因是个人健康状况(56%)和经济大环境(47%)。另外,不到一半的受访者(49%)有信心能够在有生之年担负自己的开销。

调研发现,中国人期望自己会有20到25年的退休生涯,高于全球平均值(15到20年)。3/4中国成年人期望自己能够活到80岁,70%希望能够在完全退休后依然保持理想的生活质量。

报告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虽然为退休做准备是个人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中国人依旧强烈依赖政府,仍然有待做出切实行动来加强经济保障能力。74%的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应该为退休收入负责,这低于全球平均值(81%),而且52%的受访者认为养老储蓄是政府的责任,但全球范围内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平均比例仅为31%。91%的中国成年人投资了退休保障计划,但仍然有接近1/4的受访者没有计算过自己需要为退休准备多少资金。

Anderson指出,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在调研国家中是最大的,不过幸运的是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达38%,远远高于美国(3.5%)和英国(5.9%),这能帮助中国人抵御退休经济风险。“但不幸的是这些储蓄没有被放在收益率高的长期投资渠道上,而是在收益率较低的短期投资渠道上。”Anderson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未向中国人提供充足的长期投资渠道,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在提高生活品质(如购买房车)和赡养缺乏养老金支持的家人方面投入较多。

中国人过于依赖政府是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国民对政府(养老)的信任度非常低,却对个人责任有非常高的认同感。但在中国,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对个人责任的认知不及其他国家。人们没有意识到,退休准备这件事最终其实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他说。

年轻人普遍感到经济压力,更愿意延迟退休

在经济保障和退休问题上,年轻人的忧患意识更强。56%的18至34岁群体及35至54岁群体表示有财务压力,而该比例在55岁以上群体中立刻下降至38%。年纪越轻的群体越认可延迟退休——73%的18至24岁受访者和71%的24至34岁受访者认为他们将一直保持工作,该比例在35至44岁群体中下降至56%后又在45之54岁和55至64岁群体中上升。

Anderson认为,中国人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显著提高加强了年轻人对经济保障的需求:“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经济保障的必要性,部分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更有品质的生活。他们不希望随随便便地退休,他们希望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在退休后旅游,购买好的商品,照顾孩子。这些需求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当然也很重要,但在中国绝对是更加强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年轻人非常乐意使用在线工具或移动端APP进行财务管理和养老规划。99%的中国千禧一代(18至34岁)对网络金融产品有兴趣,94%愿意向APP提供个人信息。

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60多岁、70多岁甚至80多岁时工作,越来越多中国人预计自己将活到100岁时,强制退休年龄的概念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未来的工作在很多方面将有极大变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在未来会工作更长时间。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正式退休的概念已经非常,非常过时了。”Anderson说。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求雇主探索让员工工作更久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员工为了提高经济保障能力推迟退休年龄,另外中国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IT、金融、医药等服务业的转型也为员工延长工龄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些行业里工作的人通常有更长的职业生涯,因为这些工作对身体机能的要求不那么高,他们也通常能够在更健康的环境中工作。”

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摆脱年龄歧视的窠臼。

Anderson认为,这是员工年龄多元化的“新常态”下企业需要面对的现实要求,“在我们合作的许多全球领先跨国公司中,雇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们正在面临5个不同年龄段员工在一起工作的情景。不同年龄段的员工要如何合作?他们可以扮演怎样不同的角色?”他指出,年长员工在需要更强同理心的岗位上往往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一些大型零售商开始招聘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员从事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相关工作。“所以我认为企业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但这已经在发生了。5个年龄层员工都是当下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找到和谐相处的方法。”

女性面临更严峻的养老问题

虽然全球范围内多数人都担心无法在退休前存够养老钱,但调研发现女性的担忧程度更甚。中国的男女差异相对其他国家更小,然而女性仍然对退休准备更无自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担心自己的经济保障问题,更不易面对经济突发事件,更对经济状况感到焦虑,更担心自己无法存够养老钱。

报告指出,就业状况和收入不平等影响了女性的退休储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女性更多集中在低收入和兼职岗位上,更倾向于为了照顾孩子与家人中断事业,这都对她们的收入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她们与收入相关的退休福利也将低于男性。

另外,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将储蓄用来照顾他人而非满足自己的需求;女性在投资方面风险意识更强,这也导致了她们为退休积累的财富收益率不及男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高4.6岁,这意味着她们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度过更长的退休生涯。

报告指出,行业领先的机构会为女性员工提供特殊的退休储蓄计划,如只针对女性的理财和投资工作坊、储蓄比例和投资选择监督、根据不同的性别行为量身制定退休储蓄教育培训项目、根据女性需求灵活安排工作量等。

Anderson表示,在解决女性养老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用人成本的提高:“如果女性的平均薪资和男性相比过低,那意味着男性的薪资相对而言过高了,所以这就是现有薪资再分配的问题,而不一定意味着在女性身上付出更多用人成本。企业需要设法完成这个过渡,让企业在成本可控的范围内避免不想要的结果,如重要岗位上男性员工的流失。企业需要在一段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并不一定是以用人成本提高为代价的。”

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在退休准备上发挥作用

Anderson认为,在退休准备这件事上,个人、雇主和政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发挥各自的作用。对个人而言,承担退休储蓄的个人责任,将部分家庭储蓄从短期、高风险的储蓄投资渠道转向长期储蓄投资渠道非常重要。

在政府层面,应该制订实施完善的退休养老法律法规来为公民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对雇主而言,责任在于为员工提供高质量的、经过严密评估的退休福利计划。事实上,调研发现员工对雇主提供的金融相关建议有非常高的信任度。中国员工对雇主的理财建议的信任程度甚至高于专业金融人士提供的理财建议,他们希望所在的机构能够提供简单易上手的、安全的数字金融工具。86%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信任雇主给出可靠、独立的储蓄投资建议,该比例显著高于雇主推荐的金融顾问(67%)和在线金融工具或应用(66%)。“雇主低估了他们对员工的行为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低估了员工对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多信任……他们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医疗和退休储蓄计划是经过雇主仔细审核评估的。”

Anderson指出,企业应该设法激励员工共同参与退休储蓄。目前有两种方式较为有效:第一种是对等贡献系统(matching contribution system),即员工与雇主以相同比例参与退休储蓄;第二种是渐进式贡献计划(elevator contribution program),即员工同意将一定比例的未来薪资涨幅投入退休储蓄。

另外一种近年来较受关注的退休储蓄激励措施由一家名为Nudge的理财教育机构提出。该公司利用经济心理学激励个人采取措施,如告诉个人在他/她所生活的街区里,与他/她有相似收入水平的人有50%更多的退休储蓄。“他们做的是利用同伴压力,这种‘轻推’(nudge)经济心理学被证明非常有效,因为我们都不确定与我们相似的人情况是如何的,但我们被告知我们在某一方面落后了,一种自发的内在竞争心理就会告诉我们,天哪我最好做点什么。”Anderso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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