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盛行久矣。天下苦于消费主义亦久矣。“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开篇所描绘的这种景象，道出了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

反讽的是，正是在此繁盛景象中，出现了“佛系”现象：部分都市青年（所谓“佛系青年”）以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的姿态“拒绝”（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加入这场消费盛宴。

这类现象表面上以“怎么都行”为其表现形式，但其实质却在于“低欲望”，即对消费社会所推崇的五花八门的“善”，不管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都持一种不参与或低限度参与的态度。这就无意中触及消费社会的诸多问题。“佛系”现象同消费主义有何关联？它对消费社会意味着什么？它是消费主义的一种症状，还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抵抗？倘若是抵抗，那么这种抵抗的意义何在呢？ 

也许可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把“佛系”现象理解为危机。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消费，主流经济学一向把消费、投资及出口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以此来看，“佛系”式低消费显然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日本就是活生生的实例。日本部分青年低欲望、低消费，甚至不结婚、不生子，已经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

然而，“佛系”现象的社会意义绝非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较为狭隘的领域。如果说“佛系”现象意味着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恐怕主要是消费主义的危机，甚至是消费主义背后的生产主义的危机。要把握其间玄机，须从澄清何为消费主义之消费开始。

消费主义之消费首先是资本逐利之手段。虽然消费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古已有之，但消费主义却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主义大行其道，生活世界日益被殖民：首先是生产对生活世界的强力殖民，使人成为纯粹的生产者；然后是消费对生活世界的“柔性”殖民，使人成为纯粹的消费者。消费主义实际上是现代以来日益兴盛的生产主义在消费领域的一种表征。

生产主义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生产的质料，把存在者的丰富性狭隘化为单一的生产意义。在此基础上，消费主义如法炮制，进一步把存在者质料化，结果导致在其他存在者被视为消费品的同时，人这种独特的存在者则被视为消费者，甚至被视为被消费者。消费者难逃被消费的命运。这可谓是消费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后果。

消费主义之实质在于强制消费。通常所谓的刺激消费其实就是强制消费的一种形式。这里所谓的强制消费当然不是指无良商家设陷强制消费者过度消费，而是指消费逻辑本身具有强制性。这看似有违事理。消费本身既然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方式，何以需要外界的强制？

原因在于消费主义之消费是服从于资本的。资本的增殖既离不开生产，也离不开消费。没有生产则没有可供消费的产品，没有消费则产品不可能真正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利润，无从实现资本生产之增殖目的。消费逻辑的强制性来自资本。资本支配着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循环，这个循环本身就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强制机制，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具有强制性。无论哪一个环节停止行使自己的功能，整个循环就会中止，而这是资本所不能承受的。

就消费环节而言，资本担忧的不是社会充满欲望或欲望过剩，而是缺乏欲望或低欲望。这一点是资本的梦魇，是其恐惧之所在，所以资本从一开始就要刺激欲望甚至生产欲望。整个资本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无异于一台日益加速的“欲望机器”。刺激消费正是这一逻辑的展现。因此，消费主义之消费貌似一种个人权利或个人享受，其实是一种社会义务，是消费社会暗中强加的一种以权利形式出现的义务。社会成员被消费主义编码为所谓的“消费者”，同时社会则被构造为所谓的“消费社会”。

消费主义把一切事物、活动与关系都纳入消费框架中来衡量其存在的意义：能够消费或被消费则有意义，不能消费或被消费则无意义。消费天经地义，不消费自惭形秽。你没有权利不消费，正如你没有权利不幸福。消费直接关乎你的生存状态。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基本逻辑。

消费主义之消费不仅是资本逐利之手段，而且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控制方式。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需要及其满足手段的“殊多化”（黑格尔语）。也就是说，消费社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不断产生满足需要的新的手段。这些社会需要，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有一些是直接的自然需要，更多的是观念的精神需要。对于人的发展来说，观念的精神需要比直接的自然需要更加重要，因为它具有解放性，能够使人摆脱自然的必然性。这是需要及其满足手段“殊多化”的积极意义。

黑格尔甚至称赞它“证实”着人的普遍性。但是黑格尔也承认这种“殊多化”不乏消极性：一是许多需要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利者人为地制造的；二是它必然导致奢侈与贫困并存于社会。这个“殊多化”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使消费者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消费者不得不竭力获取新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新手段，然而所获得的需要与满足在消费话语中立即就转化为不需要与不满足，不得不寻求新的需要与新的满足手段。依据黑格尔，这里必须满足的已经不是需要，而是意见了。从此“消费漩涡”中抽身而出似乎成为不可能之事。

更加吊诡的是，一方面“消费游戏”日甚一日，另一方面部分消费者却发现自己缺乏应有的消费能力，面临着被消费社会淘汰的危险，因为在资本逻辑下，需要必须成为有效需求方能消费。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根本不被承认为有效的需求。

在锋利无比的市场剃刀面前，无效的需要形同不存在。并且，消费社会需要部分人难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因为这会大大提高其他人的消费满足感。倘若众生的消费欲望都得到满足，则消费主义的驾驭方式势必失灵。

因此，对于资本来讲，消费不仅可用来谋利，而且可用来控制。也就是说，在不断刺激消费以逐利的同时，资本把消费变成了一种吸纳、规训或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手段。这种意义上的消费已经完全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与其说是满足消费者之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资本操纵消费者的需要。消费不足因此伴随着财富丰裕而成为常态。正是在此背景下，“佛系”现象应“运”而生。

在消费领域，“佛系”行为方式包括低消费，不攀比，把有限的收入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的眼光中，自得其乐，心安理得。“佛系青年”或主动或被动地拒绝强制消费，拒绝履行消费义务，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低欲望状态。面对诸多貌似鼓励个性其实意在消费的广告，如“想干就干！” （Just do it!）或“一切皆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佛系青年”倾向于以“又怎么样呢？”（So what）来回应。

这一回应背后的无奈或决断是：我有权不消费，我有权不幸福。这同消费主义的基本逻辑显得格格不入。就此而言，“佛系”现象乃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反消费症候”。

鲍德里亚所谓的“反消费症候”，正如他所言，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变体”。在这个意义上，“佛系”现象似乎难逃消费主义的旋涡，不得不以反消费或低消费的方式继续参与消费游戏。因此，如果说“佛系”现象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抵制的话，那么这种抵制是消极被动的。在消费旋涡中疲于奔命的“佛系青年”因无力消费而拒绝消费，或低限度消费，这终究是对高昂的消费成本的一种消极反弹。然而，欲望、需要与消费程度再低，也仍然置身于消费游戏之中，仍然遵循着消费逻辑。佛系现象的消极性或许在此。

当然，由于消费主义从来都离不开高消费的支撑，所以“佛系式”低限度消费终究会对消费社会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至于这一挑战是否可能导致资本逻辑所主导的消费游戏难以为继，这就另当别论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依然大行其道。因此，作为一种反消费症候，“佛系”现象目前最多也只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消极抵制。

这种消极抵制要上升为积极对抗，要真正克服消费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就必须“退出”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转而开辟新的生命政治实践。显然当下的“佛系”现象远未达到这一高度。但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反消费症候”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许可以转化为主动积极的“内置式出走”。

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思想家哈特与奈格里对《圣经》“出埃及记”中的“出走”（exodus）一词情有独钟，把它视为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二法宝。“出走”在他们那里被规定为“一种通过实现劳动力的潜在自主性的方式而从资本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这种“出走”乃是一种“内置式出走”，就在原地进行，即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通过拒绝参与资本与权力的游戏而使之陷入崩溃境地。这种“出走”不是地理或空间上的离开或脱离，而是政治、社会或文化上的不合作不参与。

当下兴起的“佛系”现象能否成为这样一种“内置式出走”呢？它能否从资本逻辑中退出，重构人的生活方式呢？初看起来，“佛系”现象有诸多“内置式出走”之迹象：以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的方式，来应对消费社会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这似乎确实在尝试某种“出走”，试图“退出”同消费（生产/资本）的关系。并且这种“出走”并不从社会空间上离开消费社会，或离开都市避世而隐，而是就在现成消费结构中出走。德勒兹意义上的“逃逸线”似乎就在消费社会内。从这个角度看，“佛系”现象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机，一种新的出走方式。

然而，“内置式出走”能否真正成行，正如哈特与奈格里所言，取决于出走者能否实现自己的潜在自主性，从而退出同资本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当下所处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组织方式，发现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增殖（self-valorization），而不是为资本增殖。从这个方面看，“佛系”现象难免令人生疑。仅仅低限度消费，不参与购物狂欢，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就能真正“退出”同资本或消费的关系吗？

这种低欲望、低需要、低消费恐怕并不足以使“佛系青年”从消费社会出走。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出走，其意义也极其有限，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势必会重新被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倘若如此，则“佛系”现象就谈不上出走，而只能是寄生，以一种新的方式寄生在消费结构中。

这样的话，“佛系”现象就仅仅是在消费主义的结构框架内部产生的一种“反消费症候”。它可以成为消费失败者的心理庇护所，却不会成为消费主义的解毒剂，更不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方式的催化剂。黑格尔曾经批评第欧根尼犬儒式反抗其实受制于其所反抗的对象，也许我们在此可以仿而言之：“佛系”现象对消费主义的犬儒式抵制，其实也受制于其所抵制的对象。

因此，“佛系”现象能否真正成为消费主义的解毒剂，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内置式出走”呢？这有待进一步观察。

首先，实践上不利的情况是，“佛系青年”退出——倘若能算退出的话——同消费的既定关系是以逃避的形式出现的：逃向虚拟世界，逃向所谓“二次元社会”。但是“退出”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或新的生命形式。创造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集体性认同。否则，“佛系青年”谈不上有任何集体性的行动能力。

然而，“佛系”认同的形成似乎非常困难。“佛系青年”——至少就现状来看——犹如一个个孤立的“马铃薯”（马克思语），虽同类却不成结构，即使装在消费社会的麻袋中，还是一个个孤立的“马铃薯”，形成不了新的认同。

“佛系青年”若要真正成为积极的因素，就必须着眼于新的生存结构有所希望有所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集体性认同，而这似乎又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佛系式”生活方式不无冲突。倘若仅仅停留在低欲望、低消费、怎么都行的状态中，“佛系”现象完全可能被消费主义吸纳为新的消费方式。消费主义最擅长的莫过于把各种对立面转化为自己服务的环节。

其次，理论上有利的条件是，虽然资本驱使下的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貌似不可战胜，但是消费主义实际上并不能为所欲为。恰恰相反，消费主义总是“受制于”它所统治的各种主体性。若用哈特与奈格里的“抵抗先于权力论”来看，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在貌似贫乏无力的“佛系青年”身上发现新的创造性。

消费主义一统天下的外观并不足以证明其永恒性。当各种主体性以各种方式退场时，它们就可能创造出消费主义所不能忍受的真空。虽然“佛系”现象目前尚未创造出这种真空，使消费主义窒息而亡。但是，作为消费主义的“反消费症候”，“佛系”现象或许正在缓慢而深刻地侵蚀着消费主义的基本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佛系”的低欲望或有可能转化为消费主义的解毒剂，甚至踏上“内置式出走”之道。老黑格尔有言在先：人不能象动物那样随遇而安，并且作为精神，他也不应该随遇而安。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本文为“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会议发言，原标题为“佛系：反消费症候或内置式出走？”，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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