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滑落至本轮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市场也已经达成共识，本轮的增长放缓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所带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与中国投资高度相关的澳元走势也显得十分疲弱，澳元兑美元汇率很可能在近期测试0.80的关键点位。

尽管房地产增速的下滑是本轮经济放缓的元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恰恰也是政策换挡的结果，且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走向两方面来看均有迹可循。

从实体经济来看，房地产投资的下滑拖累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影响重工业领域，并进一步冲击了大宗商品市场；从金融市场来看，与房地产高度相关的影子银行体系也出现崩塌的迹象，从而影响到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并传导至商品融资领域。这样的清晰链条也表明，整体经济的放缓是政策调整的有意为之。

可以说，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存在着一个“破”的过程，那么从明年开始，政府是否将更加强调“立”，同时在哪些领域将出现新的机会，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在11月份的APEC会议上对于“经济新常态”的系统性阐述，生动地表明了在政策决策者心目中的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此后也多次出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表明其将成为中国明年经济的关键词。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新常态”进行梳理：

首先，中国经济将进入“提质增效”的阶段，与增速相比，未来的经济成长更加强调经济增长、就业、环境以及社会进步的平衡。中国可以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但需要整体经济增长更具有效率和饱满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调低明年以及“十三五”规划的目标经济增速将是大概率事件，同时将淡化经济增速目标的约束性。

更加强调效率、强调提高全生产要素（TFP）的经济增长模式，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新方向，也符合中国人口红利下滑的客观现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体来说，持续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必将给整体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同时，中国将更加强调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铺垫，反腐败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也为在较低成本环境下推动改革提供了基础。改革短期之内必然将对经济产生拖累效应，也因此需要更低的阻滞成本。

改革的方向十分明确，即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领域和重点也已经划定，首先是以降低融资成本为目的的金融体制改革，从目前的走势来看，更加强调资本市场的作用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是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上，政策也将着墨颇多。

改革的另一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是提高国有资产的回报率，目前整体国有资产的回报率不足3%，甚至不如存款利息。因此改革的取向是提高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稀释国有股权的方式来达到“共赢”的目的。

另一项改革则将围绕城镇化展开，城镇化改革的目的并非单纯增加城镇人口，而是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力。在城市，逐步减少与户口有关的公共福利，将是改革的重点。在农村，通过强调农民对于土地和宅基地的财产权为其增加收入、提供保障，也将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但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将不会被触及。

总体来看，中国在2015年逐步展开的“新常态”，将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中国在新经济业态中，将更加强调高科技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同时也将突出因此带来的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将面临着增速明显放缓的压力。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滑至6.8%的水平，同时通胀水平将下滑至2%以下。财政政策将保持相对宽松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定向支持，因此明年的财政赤字将出现上升，但整体政府的债务率将不会出现明显上升，这主要指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将保持平稳甚至下滑。

货币政策将保持相对宽松态势，但由于中国很可能下调明年的M2增速目标，因此大幅度放松的可能性较低。如果要保持一定的M2增速，同时如同央行在今年下半年一样大规模减少通过购入美元从而释放人民币的传统模式，那么未来的准备金下调则将是一个政策必然。简单的测算显示，明年央行至少需要降准150个基点来达到12%-13%的M2增速目标。此外，为了尽快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央行也很可能再次降息一次，幅度为25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