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奥尼尔：四幕人生》

“我们生而破碎，用活着来修修补补”，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戏剧作品《大神布朗》中，曾用这样的台词形容人生的宿命性和悲剧性。尤金·奥尼尔是美国著名剧作家，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四次获普利策奖。奥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最混乱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物质生活糜烂、经济萧条等等事件或背景，都成为了其文学创作的现实来源。在他看来，物质繁荣与精神荒原之间的矛盾，注定了现代人无法救赎自己的命运，因此，尽管他的作品讲述的是现代故事，精神内核却是古希腊悲剧式的绝望和窒息。

奥尼尔的意义在哪里？美国演员兼表演老师斯黛拉·阿德勒曾说，“除非我们回头看看由奥尼尔所引领的美国戏剧的开端，否则就不可能在美国舞台上进行表演……在奥尼尔之前，美国戏剧是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为了捧红明星获取利润、为了让观众可以附庸风雅。剧院不过是娱乐场所，没人拿它当回事。”奥尼尔传记作品《尤金·奥尼尔：四幕人生》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奥尼尔研究专家罗伯特·道林，全书分成四个部分，以时间为轴线，围绕家庭、感情生活、航海经历以及创作生涯等多个角度，全面展示了奥尼尔“比戏剧更为跌宕”的人生。本书对奥尼尔人生经历的解读，是理解其精神哲学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窗口。与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特性相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也处于一个物质大发展大繁荣、精神极度空虚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奥尼尔传记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有着另一个维度的重要价值。

另一方面，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也可以了解到《天边外》《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奥尼尔著名剧作的创作过程与身后纷争。奥尼尔曾因观众对《天边外》的冷漠反应失望不已，他的父亲在演出结束后质问他：“人们到剧院是想要忘记烦恼，而不是增加烦恼。你想怎么样——让他们回去自杀吗？”奥尼尔生前最后的愿望，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能在他去世25年之后再被出版或演出，然而在他离世仅半年后，他的遗孀蒙特雷就要求兰登书屋出版此书，随后又将这部自传性悲剧作品的演出权交给了瑞典皇家剧院。如今当我们读到《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这部对奥尼尔本人来说最神圣、最私人的作品时，可能对当年这场纷争一无所知，然而合上这本传记，我们不禁疑惑：蒙特雷为什么要违背丈夫的遗愿？奥尼尔当初是为了保护谁才设定了25年期限？那个令人心碎的家庭悲剧，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物色：金瓶梅读“物”记》

《金瓶梅》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实际上不只有风花雪月床笫之欢，还通过鲜活的人物和情节，反映出了明代社会的众生百相和人情世故。因此，《金瓶梅》不仅是一部文学性极高的章回小说，也可以作为了解明朝历史的一个重要切片。尽管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最大限度地以科学的方式还原历史现场，《物色》一书的价值就在于此。

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物色》并没有将视角聚焦于意义丰富的文本，而是借由对《金瓶梅》中的“物”这一客观实在的考察来展现当时社会风貌。书中的“物”包括金银首饰、床、盒具、酒器等，同时搭配大量考古实物图，与小说中描述的器物一一对应，便于读者仔细对照欣赏。从这些“物”的形态和特征上，人们得以一窥明代风貌，用作者的话说，“《金瓶梅》里的‘物’是物的日常化，是化在日常生活琐碎中，化在人物的心性中，可以使我们了解时代中的生活细节，了解时代中生活的人。”例如作者提到，《金瓶梅》第七十二回中写到：“因见文嫂儿在旁，便道：‘老文，你取副台儿来，等我与太太递一杯寿酒。’” 这里的“台儿” 是劝饮或敬酒的专门器具，不是普通人日常所用，可见书中这一角色的社会地位。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文物考古学者，扬之水对史料和实物有着深厚的考究功底，并一直不断地耕耘出版新作。《物色》一书是扬之水今年接连推出的三本新书之一，这三本书都与“物”相关，另外两本分别是《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和《<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

《科恰里特山下》

“《科恰里特山下》仿佛当代的‘边塞诗’，闪着金属的光泽，泛着边地的寒气，”“人民文学·紫金之星”文学奖在授奖词中如此评价这部作品。我们或我们的父辈也许曾经从《冰山上的来客》《生命的火花》等早期文艺作品中一窥边疆军人群体的生活与境遇，但时至今日，戍边军人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群体。

《科恰里特山下》通过十一个短篇小说，将视角聚焦于边地军人——他们是勇敢、刚毅的戍边军人，也是内心脆弱、敏感的普通人，既要面对广袤苍茫的自然环境，也要面对孤独、死亡等精神挑战，在家庭、选择、命运等多重的选择与困惑中，渐渐找到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自己真正想要守护的东西。其中的力量，既有着革命前辈的英雄主义传承，也来源于他们在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和不可预期的生活变动时的精神坚持。

董夏青青生于1987年，现为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一位年轻女性，看似与边地荒漠与部队生活格格不入，却为读者讲述着这一遥远人群的故事。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高考在即，“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在毛坦厂等中学拼杀在即的新闻中屡见不鲜。这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对教育作用的认识，在社会区隔严重、阶层流动艰难的大背景下，教育更像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关乎一个个体、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地区的命运。而如今硕博遍地，我们发现，纵然数十年寒窗苦读，想要过上理想体面的中产生活也并不容易——在这个时代，一纸文凭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教育究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障碍？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做过探讨，并写成了一本书《文凭社会》。

兰德尔考察了1850-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程，从纯功能主义角度剖析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教育机构对劳动者的培养需要花费漫长的周期，但在工作中大部分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大量的劳动者提早进入市场对宏观经济而言意味着崩溃，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许多人会站在“自由而无用”的角度批驳这样的观点，类似话题在人工智能火热的今天也并不新鲜，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兰德尔提出了一项十分激进的解决方案：废除文凭。这个方案所指并非废除学校，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

除此之外，他也提到了在专业地位的成功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仪式性的程序、自我理想化的论述、难以标准化的评价系统、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和神秘感等，这些都使得教育失去了其最本质的教化育人的目的，而成为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本书对教育系统的剖析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颇具解释力，兰德尔的解决方案也许并不会获得多数人的赞同，但其出发点和分析过程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当你在工作疲惫之时放下手头的事情，环顾四周的文件、水杯和匆匆忙忙的同事，再望向窗外，会不会对自己存在的意义顿生虚无？“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隔间》一书从空间、设计、人员流动等角度，梳理出了一部办公室和办公方式的变化历史。在纷繁有趣的内容背后，深藏着一记直击当代人灵魂的叩问：“我们为什么工作？我们如何更好地工作？”

工作是现代人基本生活的一个重要面向，办公室也涵盖了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前苏联导演梁赞诺夫曾在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中，讲述了冷血女上司和和男下属的爱情故事——两种迥异的性格在办公室里产生了奇妙的碰撞。在办公室这一特殊场所里，有爱情有友情，但更多的是以生产为目的、基于现代契约的合作关系。《隔间》正是站在现代性的宏观视角上，分析了白领阶层的变迁过程，从19世纪阴暗的账房到Google的开放式办公空间，雇员的工作地点不断变化、效率不断提高、环境不断改善，但关于人生和自我的意义却似乎正在不断迷失。

蓝领阶层对自我有着清晰的界定，他们受雇于资本，靠出卖较低的技术和体力劳动吃饭，有自己的社区文化和政治力量，而白领既渴望上升成为资本的一部分，又与下层社会有亲近感，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他们期望成为知识分子，但发现他们只是职员。”这一困境在《隔间》对办公室的记录中有着明确的体现，作者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预见。此外，《隔间》还触碰了诸多当今社会热点议题，如职场女性的崛起和困境、新时代的雇佣关系等等。因此，本书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为“办公室阶层”提供一个关于自身定位、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思考与展望。

《在上帝之城与魔鬼共舞：危机中的里约热内卢》

“看过巴西，才知道我国多么安定，”这是著名黑帮电影《上帝之城》的豆瓣条目下被点赞最多的一条短评。贫民窟、足球、毒品、黑帮，大多数中国人从来自网络的碎片式信息中获得了关于巴西的许多标签。虽然2014年巴西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为我们接近和了解这一国度提供了机会，然而中文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讨论多集中于负面评价：场馆建设一拖再拖、游泳馆的水飘着白沫、奥运公园湖边垃圾遍地、恶劣的治安环境、寨卡病毒……两次体育盛会非但没有改善巴西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反而使之变得更糟了。同为举办过奥运会的金砖国家，我们不禁要问：世界杯和奥运会究竟为巴西带来了什么？巴西未来的路在何方？历史经验中有哪些值得中国警醒之处？

《在上帝之城与魔鬼共舞》一书的讲述，从巴西成功申办奥运会主办权开始，直到巴西队在世界杯比赛中1:7输给德国结束——这一次胜利和一次惨败，仿佛象征着巴西整个国家的起伏不定。尽管巴西经济此前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各种隐患深埋于社会内部时刻等待爆发，而巴西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正面临经济衰退，各种社会丑态也再次暴露在国际媒体面前。本书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某种程度上，由于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里约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进一步恶化，从两次体育盛会中获得收益的，是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富人和公司。”

作者朱莉安娜·芭芭莎生于巴西，供职于美联社。通过深入的现场采访、与巴西各个职业和阶层的人物交谈，并结合自己的记忆和经历，她完成了《在上帝之城与魔鬼共舞》的写作。在提到自己的身份时，她说，“我的立场非常特别——我既是内部人，又是外部人，既是巴西人，又是国际新闻组织的记者。我努力将这两种视野的好处带到书中。”

《土的声音》

土会有什么样的声音？你可以去听听苏阳的音乐。1977年，七岁的苏阳随父母从浙江辗转来到银川，第二天早上推开门，看到的是和以前所有的记忆完全不一样的场面，“一片黄土地，一望无际，全部是黄色的，基本上没有见到绿色。”从此之后，他就和这片土地结下了缘。

西北地区一直不乏优秀的摇滚大咖，张楚、郑钧、许巍、布衣、低苦艾等等，他们既受到了西方摇滚等现代音乐形式的影响，作品中也有秦腔等西北传统曲艺的影子。苏阳也是将二者完美融合的音乐人之一，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传统曲艺中真正的精华，尤其是西北民间音乐“花儿”。苏阳的音乐就像在讲述粗犷豪放的西北故事，歌词和唱腔中充溢着西北调调，其质朴的音乐风格与当今流行的城市民谣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说，“城市民谣为什么受欢迎？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城市了。”

《土的声音》这一书名来自苏阳在银川富宁街戏社的一场“廉价”演出，当时他并不知道该为演出取什么名字，于是即兴在小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土的声音。本书以散文的方式记叙了苏阳十几年的音乐历程，他的文字同音乐一样，有着一种如土地一般的朴实质感。在讲述过往经历的同时，他也不断地就现代性进行发问：“那一天黄昏，我经过北京四惠交通枢纽，用我的‘爱疯四’拍下了一张图片，一望无际的车龙，看起来很光鲜辉煌，好像能看见每一个铁壳子里藏着一张焦躁的脸庞，被挤在高速路上，我管这个场景叫‘倦鸟’。但是我们真的能回到家里吗？这时候，我们的民歌该怎么唱？”

《同步：秩序如何从混沌中涌现》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在冥冥之中经历一些远胜巧合的意外之事：班级热闹喧哗时，所有同学突然一起安静下来，仿佛大家共同预见到后门出现了班主任的脸；与某个陌生人聊天，发现竟都与另外一个人熟识；在随意的交谈中，两个人异口同声说出同一个词……与此类似，物理世界也到处都有类似的“同步”现象：萤火虫同步闪烁、心脏起搏细胞同步收缩、电子在超导体中同步前进……

很多人采用“玄学”路径理解这些意外，而《同步》一书则力图为人们解开这些现象的神秘面纱，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同步不依赖于智能、生命和自然选择，它源于最深刻的万物之源：数学和物理定律。”尽管事关最深奥的前沿科学，但请不要慌！本书并非公式和术语霸屏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用平实简单的语言将科普进行到底的读物。同时，书中还记录了相关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辛酸和趣味，对普通读者来说颇具吸引力。

《同步》的作者史蒂夫·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是康奈尔大学的应用数学教授，其作品往往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来引起读者兴趣，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枯燥的数学。他的话题有趣，讲解幽默，不少读者甚至评价说，“史蒂夫·斯托加茨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数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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