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高考在即，“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在毛坦厂等中学拼杀在即的新闻中屡见不鲜。这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对教育之意义的基本认识，在社会区隔严重、阶层流动艰难的大背景下，教育更像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关乎一个个体、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地区的命运。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惊讶地发现，纵然数十年寒窗苦读，想要过上理想体面的中产生活也并不容易——在这个时代，一纸文凭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教育究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障碍？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做过探讨，并写成了一本《文凭社会》。

兰德尔考察了1850-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程，从纯功能主义角度剖析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教育机构对劳动者的培养需要花费漫长的周期，但在工作中大部分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大量的劳动者提早进入市场对宏观经济而言意味着崩溃，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兰德尔由此提出了一项十分激进的解决方案：废除文凭。这个方案所指并非废除学校，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

社会学家李银河为《文凭社会》一书的中文版作了序言，她评价兰德尔的观点“惊世骇俗”，在兰德尔的研究结论中，“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其障碍！教育是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卡，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关卡，要想过关必须付出代价。”李银河肯定了兰德尔提出的部分卓见，她说，“对于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来说，用教育投资换取社会地位的意味确实很重。人们所受教育的很大部分在工作中实际上是用不到的……我们因此大可不必迷信教育，迷信文凭（证书），而是应该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即文化通货的位置上去。”但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兰德尔的一些主张在当下值得商榷，比如理工科并非研究机构或工厂实践可以完全取代，比如取消文凭是一项带有空想色彩的主张，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确定那些应当得到闲职的人选”，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中，“在中国这种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必由个人投资）的体制下，根据教育（证书）来选拔却可以说是一种比根据其他标准选拔更合理的方法。”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文凭社会》中节选了李银河的这篇序言内容，以飨读者。

《文凭：文化的通货》

文 | 李银河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是一部十分怪异的社会学著作。这部著作思想犀利，出人意表，其中既有常人见不到的洞见，又有不少偏激之处。作者是一位冲突论学派社会学家，冲突论的思想是全书的基调。由于其论点惊世骇俗，不论同意还是反对其论点的人都常常加以引用，作为一派思想的代表作。

关于教育的种种神话

柯林斯的著作一上来就猛烈地揭发关于教育的种种神话。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现代化理论中关于西方社会正在从一个看重继承（ascription）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看重成绩（achievement）的社会的说法。此种理论认为，教育和后天的努力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社会流动的阶梯，甚至认为教育是迄今为止人类借以达到社会平等的最重要手段。柯林斯却认为，这种所谓现代古代之区别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教育在19 世纪中期的急剧膨胀并未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社会中人并没有变得更加机会均等；相反，来自不同社会阶级或种族群体的人们的生存机会与他们的父辈大体相同。不论在拥有大型教育体系、中型教育体系还是根本没有教育体系的社会中，父辈与子辈在职业上的相关程度都是相似的。

作者是以美国的现实为研究资料来源的。他指出，在美国，人们平均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人口中25岁以上者在校学习年限的中位值在1940年为8.6年，1950年为9.3年，1960年为10.5年，1970年为12.2年。然而，教育的发展与技术、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人在学校的成绩与他事业的成功与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从技术方面看，劳动者教育水平的增长并未带来高技术工作比重增加、低技术工作比重下降这样的转变；第二，从经济增长看，扫盲程度以上的教育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的贡献；第三，从生产效率角度看，教育水平与工作效率并不如想象中是线性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在实际工作中不但往往起不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有时反而会起到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因为据统计，在教育程度高到某一程度的人们中，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同其教育水平呈反比关系，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职业越不满意，由对工作的不满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第四，各种专门技能的职业训练往往是从工作实践中得到的，而不是从学校中得到的；第五，学生在校成绩与事业成功程度的微弱关系表明，学校对实际工作技能的训练是极其无效的。“学校对于学习来说是个极其无效的所在。”这句话听上去实在可笑，柯林斯式的幽默令人不寒而栗。

教育的作用实际上是什么？

那么教育为什么还会不断发展，它实际上在起什么作用呢？根据柯林斯的研究，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cultural credentials）和社会流动的障碍（mobilitybarriers）——他又来了，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其障碍！教育是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卡，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关卡，要想过关必须付出代价。

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发现，教育水平与事业的成功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那些实业界精英与社会的中下层人士比较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是，柯斯林指出，教育是家庭背景的依变量，而不是事业成功的自变量。这种关系很像教统计学的人常举的一个例子：将火灾的损失大小与出动的救火车数量相比，表面上看二者有互相关关系，即，某次火灾出动的救火车数量越多，火灾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其实这两个变量并无因果关系，而二者同是另一因素—火灾规模的依变量。在柯林斯看来，教育与事业成功之间表面的正相关关系是虚假的，在二者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自变量—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与能够提供的学费成正比，能够决定人是否得到文凭，得到什么质量的文凭，从而决定了其事业的成功与否。

柯林斯在其著作中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这一区分与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生产性工作和非生产性工作所做的区分十分相似）。生产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政治性劳动规定财富分配的标准。社会上的两大主要阶级由此区别开来：工人阶级进行生产性劳动，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性劳动。虽然两大阶级都在耗费着精力，但生产物质财富的是被统治阶级，决定财富分配的则是统治阶级。

作者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职业地位财产（property in occupational position）。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在物质的或财物上的有形财产之外，又产生了一种职业地位上的无形财产，即闲职（sinecure sector）。拥有职业地位财产的人不一定有钱，但却脱离了生产性劳动。生产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可以进入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对人数和绝对人数都增加了，在职业结构内部闲职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也增加了。问题是谁有资格得到这些闲职，即社会凭什么标准选拔这批人？按照柯林斯的说法，在过去是凭公开的等级身份，而在现今社会则是凭文凭（证书）。说得露骨一些，人们花钱上学校并不真是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闲散职业。

总而言之，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能改变父子两辈职业的相关程度，甚至也无法提供职业所需技能，但教育水平的证书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通货。它对一些人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绝了往上爬的念头。

怎么办？

鉴于教育证书的通货性质，人们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呢？柯林斯将可能性概括为七种：

（1）文凭资本主义——不加管束，让人们自由竞争。

（2）文凭社会主义——倡导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3）文凭族裔世袭主义——使某些优秀种族独享教育机会。

（4）文凭法西斯主义——将某些种族排斥于教育机会之外。

（5）文凭激进主义——免费教育或取消教育。

（6）文凭凯恩斯主义——承认教育的人为的经济的性质。

（7）文凭废除主义——通过立法将证书全部废除。

柯林斯本人赞成（6）和（7），以为文凭凯恩斯主义至少是诚实的，而文凭废除主义也是可行的。他设想通过立法禁止在雇人时以文凭为依据，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最终防止收入的不平等，从而在不必涉及现行物质和金融资本制度的情况下，打破“文凭社会”的旧秩序。这就是作者为社会变革开的药方。

《文凭社会》一书不乏卓见。对于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来说，用教育投资换取社会地位的意味确实很重。人们所受教育的很大部分在工作中实际上是用不到的，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人们还要辛辛苦苦地学习，不厌其烦地考试呢？这种社会行为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按照作者的分析就是为了获得一份闲职、一份职业地位的财产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成分是很明显的。我们因此大可不必迷信教育，迷信文凭（证书），而是应该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即文化通货的位置上去。

但是，这项研究在我看来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它对教育的概括在理工科方面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是理工科教育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不是在工厂、研究所的实践研究完全可以取代的。现代一些高精尖的科技发展往往是由教育系统纯理论方面的发现为其先导的，以为由于大部分技能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学到因而可以取消大学的基础研究，那是站不住脚的。此外，许多理工科教育正在同实践生产发生越来越多的直接联系，因而很难下结论说，学生在那里的学习不是为了获得生产技能，而只是为了一纸证书。

其次，取消证书的设想具有空想性质。我们即使退一步，承认作者对教育性质的分析完全正确，即教育只是为了提供文化证书和设置社会流动的障碍，它仍然是难以废除也不应当废除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确定那些应当得到闲职的人选。如果说在西方社会由于上学需要大量投资，由教育进行的选拔实际上是由金钱和社会背景进行的选拔因而不大合理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种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必由个人投资）的体制下，根据教育（证书）来选拔却可以说是一种比根据其他标准选拔更合理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实验的惨败对柯林斯来说应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文革”废除大学教育几年之后，比柯林斯浪漫气质更加浓厚的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大学还是要办的”。即使完全不考虑整个民族知识水平的问题，仅就柯林斯提出的“提供据以选择闲职人选的标准”这一理由，也使得教育的必要性顽固地显示出来。教育革命于是实验了另一个标准—由工农兵推荐，使获得闲职的人换成了一批初中水平的大队支部书记和团委书记。错误并不在于由一般工人、农民和士兵占据社会的非生产性职务，而在于它是根据什么标准选择的：它是根据权力选择的。“文革”后恢复的统考虽然并非无可指摘，但用学习成绩为标准作选择，当比仅仅用权力为标准作选择更公平了一些。诚然，统考在条文上的机会均等并不是在实际上的机会均等—农家子弟由于劳动负担重和乡村教育水平低，在实际上并未得到同等的机会，但这条文上的机会均等比起“文革”中连条文上的机会均等也没有总是强了许多。因此，在社会只能选择一部分人进入闲职的情况下，证书作为通货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人都可以只用极少劳动获得舒适生活时，或许证书的通货价值将自行消亡。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除了继续生活在一个文凭社会中，似乎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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