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会议指出，进一步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有利于扩大开放、满足群众需求，倒逼产品提质、产业升级。

2017年GDP增速为6.9%，内需对GDP的贡献较2016年下滑了1个百分点。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净出口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2018年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因此，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抓手。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强调，当前扩大内需不能“大水漫灌”，而要围绕结构调整选择“精准滴灌”。重点在于提振消费，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先进制造业投资等。

李迅雷建议，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适度扩大进口，加快力度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如可以适度扩大牛肉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此外，为加快优化能源结构，也可扩大对天然气的进口。

拉动内需的重点是扩大消费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2017年GDP增速为6.9%。其中，内需贡献了6.3%，净出口献了0.6%，内需对GDP的贡献较2016年大幅下滑了1个百分点。2018年一季度净出口大幅度波动，对GDP的贡献率较2017年底大幅度滑落。当前中美经贸摩擦扩大到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较低，但短期对关键领域的打击，仍有可能对中国净出口产生影响，外需存在波动加大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也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抓手。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债务率过高，制造业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不是长久之计，且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

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2：8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但新动能的“能量”还嫌不足。

因此，我理解的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重点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

扩大内需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准滴灌”。结构调整是长期任务，扩大内需是短期应对。因此，当前扩大内需应该围绕结构调整展开，特别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等表述，扩大内需不能简单重复以往的“大水漫灌”，而要选择“精准滴灌”。重点在于提振消费，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先进制造业投资等。

四项具体措施

第一，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消费增速的下行背后，实际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下行。

如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从2016年的8.3%降至7.3%，低于平均数增速的9%，更远低于名义GDP增速11%。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而这两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这就意味着总消费增速的回落与消费升级升温同时出现。

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呢？我觉得这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房价上涨有关，前者使得IT、金融服务等高大上行业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更快上升，后者则增加拥有多套房产者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必须多渠道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是扩大内需的根本基础。建议将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根据劳动者的技能和需求，不断完善差别化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对有就业能力的就业困难群体实施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及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制度，发挥再分配制度在促进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

例如，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超过17%，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尽管一季度税收超高增长有去年年末的缓征因素，但今年税收增速维持在10%以上的概率仍很大。这说明，中国减税仍有较大空间，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

此外，减税应该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2017年我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2万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即实际平均税率不到3%，尽管个税的最高级差税率达到45%，说明征税质量不高，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美国个税要占税收总额近50%，我国则不到10%。

无法有效地向富裕阶层征税，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初提出个税改革要从分类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推进，这一口号已经喊了15年，但迄今未见动静。如果能够把严厉打击偷漏税、加速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国民收入再分配就会更加合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扩大内需。

第二，加快释放生育潜力。可以从取消生育限制、转变婚育转念、提供经济支持和完善生育保障几方面着手。一是尽快取消生育限制。放开生育限制让愿意多生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可以释放一部分生育潜力。二是转变婚育观念。提倡新型的婚育文化。新型婚育文化应宣传倡导适龄婚育而非晚婚晚育。三是帮助家庭履行生育和养育的功能，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增强社区幼儿照料等服务功能；为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和生育补贴，探索将房地产税与生育补贴挂钩。四是逐步开放外籍劳工市场，降低家政服务价格，提供性价比高的服务。

第三，充分挖掘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一是建议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出台不同的措施引导消费。例如，对高收入群体推广精细化消费品和体验性消费品，在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领域增加这一阶层在服务消费领域的比重；又如，让他们在境外的巨额消费的部分转到境内。从2017年的数据看，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中，约35%的消费来自中国，但这35%中，由于国内高关税，使得大部分奢侈品采购是在境外完成的。高关税是导致国内消费者在国外大量购物的主要原因，“便宜”是硬道理。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全球排名第一，要占到全球的20%，排名第二的美国仅占10%。据尼尔森（Nielsen）和支付宝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平均支出5565美元，且其中购物消费占支出总额的25%左右，而其他国家游客境外购物仅占总消费的15%。因此，应该大幅降低中高端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使得“肥水不往外流”。

据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分析师杨畅测算，在极端情形下，中国若按照美国关税率调减关税，则入选的61种样本产品将导致进口总额增加近0.6%、GDP下降近0.09%；若按21.7%的占比进行折算，则关税全面调减将导致进口总额增加约2.8%，GDP下降约0.4%。可见，减税对经济的名义影响并不算大。

对中等收入群体要重点做好市场引导，扩大信贷消费类别，促使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模式从累积型消费向超前型消费转变。对低收入群体，要保障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提供更多的保障房资源、免费教育、医疗等资源，间接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

二是出台辅助性消费政策。如过去曾经使用过的鼓励家电下乡活动，如今也有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等。建议可以再增加消费补贴的范围，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于节能环保型的消费品给予一定的补贴。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文化体育赛事，发挥文化赛事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发展国内博彩业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最近拟在海南建“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提出将在海南试办一些国际通行的旅游体育娱乐项目，如赛马等，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等。

第四，在面对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适度扩大进口，加快力度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例如，在目前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猪肉消费比重过大，占全球人口19%的中国，约消费占全球消费量50%左右的猪肉，但鸡肉和牛肉的消费量相对不足，因此，扩大对牛肉的进口也是符合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

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耕地中化肥的使用量大约是美国甚至印度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高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结果。长此以往，中国水土污染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因此，适度扩大农产品的进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无论从环保的角度看，还是对农业的影响看，都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我国资源的特点是“多煤、少油、贫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以高碳能源煤炭为主，由此也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污染问题。而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都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主要一次能源。因此，建议在推进节能减排的同时，加快优化能源结构，通过扩大对天然气的进口，以大幅提高天然气在能源利用中的比重。

在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建议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等负荷中心，有序建设一批燃气调峰机组。加快完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地区天然气管网建设，完善天然气高压主干管网和城乡输配管网系统。

过去我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成为全球农业高产国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代价就是高污染，如今，我们应该以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以较低的环境成本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加值。也就是说，要借鉴过去发达国家采取的投资和经营模式。

扩大进口的主要方式还是以降低关税为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没有必要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除了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及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既可以降低政府采购成本，同时也是扩大进口的一个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