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日前撰文指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应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目前我国TFP与处于前沿的美国有较大差距，到2035年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必须要下大气力。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张文魁表示，从TFP的角度来审视，高速度往往与高质量联系在一起。一项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时段也是TFP高速增长时段，并且是TFP对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段。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将TFP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我国未来的发展质量并不乐观。更高的GDP增速往往与更高的TFP增速相对应，未来我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那么提高TFP增速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果将基尼系数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提高发展质量更不容乐观，因为我国基尼系数不但很高，而且在过去几年轻微下滑之后，最近又有所抬升。总的来看，我国高质量发展之路很不平坦。

张文魁指出，2008年前，中国TFP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但2008年后，两国TFP增速都显著下滑，且中国的下滑比美国更加严重，这导致两国的TFP增速差距显著缩小。此外，2009年以来，美国TFP增速呈现从谷底回升的明显趋势，而中国的回升趋势不太明显。

“从这一点大致可以感悟，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并不一定体现为TFP增速的明显提升，所以TFP增速与单纯的科技进步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未来提升我国TFP增速，从而提高发展质量，远不是增加科技投入、增加研发经费那么简单。”张文魁说。

潘恩世界表显示，2014年，我国TFP只相当于美国43%的水平。张文魁估计，2015至2017年，美国TFP增速呈温和上升势头，但中国TFP增速继续下滑，可能已经低于1%，而2016年和2017年应该有所上升，所以2017年中美TFP差距与2014年相若。

他说，美国作为生产率前沿国家，是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赶超标杆。许多后发工业化国家，都曾通过工业化实现了与美国TFP差距的显著缩小。日本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TFP达到美国的81%，这时是1980年；韩国在这个发展阶段，TFP达到美国的60%，这时是1991年。81%和60%分别为日本和韩国追赶美国TFP的峰值或阶段性峰值，此后日本的追赶停止了且后退了，韩国的追赶也基本停滞了。

“我国目前尽管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许多研究都认为已经接近或转入工业化后期，如果参照日韩的情形，我国TFP对美国的追赶步伐有可能显著放慢，而近年来中美TFP增速的变化趋势已显现这样的端倪。”张文魁表示了担忧。

他说，如果延续目前中美TFP增速的情形，到2035年，也就是十九大确定的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将远远低于日本在1980年的水平，也明显低于韩国在1991年的水平。

张文魁分析，剔除受4万亿刺激计划巨大影响的2009年数据，也剔除受欧美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2008年数据，将2010-2014年我国TFP年均增速1.31%，作为2015-2035年我国TFP年均增速的预测值，这个数值略高于2014年实际值1.25%。同时，将2000-2014年美国TFP年均增速0.76%，作为美国2015-2035年TFP年均预测值。在这种情景下，到2035年，中国TFP只达美国48%。 

如果将2015-2035年中国TFP年均增速预测值设定为1.5%，假定美国TFP在此期间仍然以0.76%的速度提高。在这种情景下，到2035年，中国TFP将是美国的50%。如果再大胆一点，假定中国TFP增速在未来几年会明显提高到2.0%，并且在GDP增速趋缓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这个TFP增速直到2035年，而美国仍然以0.76%的速度提高，那么到2035年，中国TFP将是美国的56%。 

张文魁表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TFP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四十几或者五十几，似乎与高质量发展不甚匹配。如果将超过美国TFP水平的60%作为我国2035年的目标，那么只有当中国和美国分别以2.5%和0.76%的年均增速提高TFP，这个目标才可以实现，那时中国TFP为美国的62%。 

他指出，上面四种情形，一直将美国TFP未来年均增速设定为0.76%。但是，如果剔除2008年和2009年美国遭受金融风暴冲击时TFP增速为负和为零的数据，那么2000-2014年期间，美国TFP年均增速为0.93%。尽管美国早已越过了工业化阶段，其TFP增速不可能长期走高，但从各种因素来看，将美国未来十几年TFP年均增速设定为1%，可能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TFP年均增速必须达到2.7%，才能在2035年超过美国TFP60%的水平。 

张文魁说，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很难出现新的主导性制造行业，这将是TFP快速提高的最大制约因素，很难指望再次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那样的TFP高增速盛况，因为那时有家电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主导性制造行业相继出现、轮番登场。

“更麻烦的情形是，当缺乏主导性制造行业时，如果原有的制造行业不能持续提高竞争力，或者出现某些政策失误，譬如误以为服务业将成为支柱而将经济资源过于集中于此，就有可能走向‘去制造业化’。这是许多国家的教训。”张文魁说，完全可以认为，重振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繁荣，制造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他还表示，政府在识别主导性制造行业、扶持主导性制造行业方面，尚可参照先发国家的经验，但是在识别和扶持高生产率制造企业方面，则没有什么优势。充分让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在加速劣汰方面的助力作用，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政策选择。

“我国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也有不少僵尸企业，它们占有和消耗了大量要素，政府不但不应该维持和救助，反而应该减少其关闭、破产障碍，促使它们尽快退出经济活动，这样的做法对于生产率的重振大有裨益。”张文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