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受朝鲜战争期间“绞丝旁景气”的影响，当时的日本纺织企业一方面售出大量积压商品，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产量，导致在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随后，日本纺织企业将目光投向美国，开始低价大量对美出口纺织品，甚至出现了“1美元女士衬衫”事件，引发了美国企业的不满，后者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纺织品出口进行限制。

此后，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逐渐从轻化工领域转向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等行业，期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了大量贸易协议，不断限制日本各类产品的出口。

简单捋一下，可以梳理出一条极为清晰的美日贸易摩擦发展脉络：

轻工业品（初期）→钢铁、彩电、汽车（升级）→半导体、金融、服务业、投资等（全面爆发）

这一演变路径与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中国的层层加码极为相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贸易摩擦逐渐扩大至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或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伴随对手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冲突焦点也上升至经济制度、商业习俗等层面。

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指责就可以看作是上述路径的典型诠释。

早在2015年5月，我国就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但直到三年后，美国才对其高度警惕。背后原因尽管复杂，但我国这几年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迅速发展突破，无疑是令美国感到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出现了“苏联发射的‘伴侣号冲击(Sputnik shock)’的重演”这种说法。

“…global industrial leaders—including U.S. companies—so that China may achieve global market dominance.”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推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并如是描述产业政策的目标，同时却没有给出关于这一指责的任何证据。

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美国发动贸易战“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借口”，因为贸易战的本质就是一场政治角力。而驳斥美国的借口也并不难，“中国近年来新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BAT这种民营企业的自发创新，和政府主导关系不大。”有日本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对外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产业政策的审视没有意义。即使是在日本，一个被广泛认为产业政策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家，其曾令欧美望尘莫及的半导体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在了产业政策手上而非贸易战。

尽管日本半导体衰落从1986年美日半导体谈判就已开始，但在1991年美日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议时，日本仍旧是DRAM市场的霸主，占有全球DRAM市场60%的份额。此后，当时的通产省由于之前在存储器领域实施产业政策尝到了甜头，遂又发起了无数个官产学项目。经通产省撮合，日立制作所和NEC的DRAM业务于1999年合并，尔必达（ELPIDA）内存公司诞生。2003年，尔必达又将三菱电机的DRAM部门纳入麾下，成为日本唯一的DRAM厂商。但其后公司业绩始终无法走出低谷，于2012年宣告破产。

尔必达的失败完全可以用哈佛大学教授阿吉翁等人的研究进行解释。该研究表明，当政府扶持竞争激烈的行业时，产业政策就对效率起正面作用，但当政府支持的是垄断行业时，产业政策对效率就不起正面作用。在CF40专家团访日期间，多位日本学者建议，中国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一定要慎重。

中兴事件或引发IT自由贸易趋势逆转

美国曾声称制裁中兴是一起孤立事件，与贸易战无关，而后又否决了这一说法。但无论打击中兴的真实目的为何，部分日本学者担心，由此或引发IT自由贸易趋势逆转。

IT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贸易，《信息技术协议》（ITA）功不可没。ITA是WTO成立后的重要谈判成果之一，其源于1994年在日本神户会议上正式启动的IT产业全球谈判。当时参会的美、日、欧、加四方达成默契，要求四方在2000年前完全取消半导体、电子计算机、软件以及通信器材等方面主要IT产品的关税。1995年，上述四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超过国际该类产品贸易的50%，于是四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1996年向WTO提出了该议题。1996年12月，在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29个参加方在新加坡签署的《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中指出，“从1997年7月1日开始到2000年1月1日，分期削减IT产品的关税”，并在“当所有参加方的贸易额占世界IT产品贸易额比例超过90%时，协议正式生效”。

鉴于当时29个原始签字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总额仅占全球IT产品贸易额的83%，未达到90%的贸易份额，随着签字国的增加，到1997年3月26日，占世界IT产品贸易总额92.5%的40个参加方才在《信息技术协议》上签字承诺：发达国家在2000年1月1日，发展中国家在2005年前取消IT产品的关税。至此，ITA正式生效。

2015年，WTO成员国再次达成协议削减信息技术商品的关税。这一协议是对此前ITA的更新，将在零关税商品清单中加入超过200种商品，这些新增商品的年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很难想象，如果IT业没有实现自由贸易，如果苹果公司无法低成本的在世界各地寻找最有效率的零配件供应商，如果中兴从此缺席通信产业，今天我们是否还能用一部手机就随时随地“遇见全世界”，未来是否还能等来5G技术的应用。

“虽然中兴这次也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但如果规范IT产业及其贸易的政策理念从‘自由贸易’变成‘安全保障’和‘地缘政治’，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可能再也看不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了？”有日本学者在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现场发问，回答他的是一片静默。

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

对于中国来说，今天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一个最有利的局面就是基于WTO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已经建立，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

中国必须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这是多位日本学者反复强调的一点，也是此前中美经济学家在《2018·CF40-PIIE联合报告》中所达成的一项共识，实际上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实践的解决策略。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遵从了WTO的绝大部分决议，包括在某些贸易冲突上作出的有悖中国利益的决议。美国则在绝大部分与其相关的WTO诉讼中获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果与基本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可以防止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升级。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和美国的双边磋商很难取得好结果。”有日本学者回忆，在双边谈判中，美国最后总是会拿出安全问题恫吓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单方面条款。直到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后，日本才改而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1998年，日本在日美胶片争端案中取得了多边框架下解决日美贸易争端的首次胜利。此后，日本政府运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贸易磨擦和争端的信心大增，运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提起多起申诉，并且多数获得了胜利。

而中国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和很多国家都有连带利益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在全球价值链上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此，中国可以争取更多盟友共同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则是，争取盟友是否等同于强化区域贸易安排？有日本学者建议，自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区域贸易安排的兴起甚至架空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这对于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是一种伤害，中国在解决贸易争端过程中应避免这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