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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具为人类发明语言铺平了道路?

人类学家迪特里希·斯托特认为,制造复杂工具,刺激了大脑尺寸的增大,并导致古人类其他许多方面的进化,包括语言的出现。

能人,人类的早期祖先,能制造复杂的工具

在春日最初的一个温暖日子里,我坐在阳光下,和一个现代打石者谈论着人类语言的起源。他叫内尔·伯瓦尔德(Neill Bovaird),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只是一个38岁的大胡子男人。他在兜里揣着部智能手机,使用石器时代的技术制造石器时代的工具。伯瓦尔德打制石器已经几十年了,他用小石头敲击大石头发出的“阔、阔、阔”的声音,不时打断我们的交谈。随着每一次敲击的停顿,都有一小片比剃须刀片还薄的小石块,从他的掌间滑落。

伯瓦尔德在西马萨诸塞州教授野外生存技巧,我见他的目的是想要更好地理解关于语言诞生的最新理论——特别是一项新研究,它认为如果不是我们的人类祖先辛苦获得了制造复杂工具的能力,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语言可能根本没有进化的可能。这项研究是在进化生物学、实验考古学、神经科学和语言学等前沿领域进行的,但大部分研究都由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推动:语言从何而来?

奥伦·科洛德尼(Oren Kolodny)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生物学家,用更为科学的术语表述了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进化压力,才能催生出这项对人类本质而言如此重要的奇异现象?”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挑衅意味很浓的答案。在最近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B版(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的一篇论文中,科洛德尼认为早期人类——在教授他们的亲人如何制造复杂工具的时候——自己获得了控制语言的能力。

为了理解科洛德尼的论点,我让伯瓦尔德帮我梳理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史。他先将一块葡萄柚大小的不规则石头往两块大石头中间砸,再在产生的碎片中挑选有良好切割边缘的那些。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简单的奥德万(Oldowan)技术,也是250万年前人类远祖最早使用的石质工具。

然后,他往前快进了100万年,来到了能人时期的技术革命。工具制造者不再简单地撞击石块,然后等着合适的碎片出现;他们的目标是对称。伯瓦尔德拿起他的改良版工具,一个阿舍利(Acheulean)晚期的手斧——这是一种旧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多功能工具,用来切肉、挖土、碎骨都很不错。这把斧头的锋刃有锯齿状的边缘,切面的每一面都有细小交错的薄片。伯瓦尔德解释道,要达到这种水平的锯齿制造工艺,制造者需要精确地知晓石头的用途,并且也需要有事先计划好制作步骤的能力。

在奥德万技术与阿舍利技术之间漫长时间线上的某处,语言(或更常被称作原始语)很可能已经首次出现。奥伦·科洛德尼和他的合作作者、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西蒙·伊德尔曼(Shimon Edelman)认为,这种重合绝非巧合。反之,他们的理论表明,语言的出现基于人类祖先执行有序步骤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复杂工具制造。

科洛德尼的论点,建立在埃莫里大学人类学家迪特里希·斯托特(Dietrich Stout)的开创性实验的基础上。斯托特自己就是一个打石者,他已经教授了几百名学生制造阿舍利时期工具的方法,并且还追踪了学习过程中他们的大脑活动。他发现,他的学生的白色脑质——他们大脑中的神经连接——随着石器打制能力的获得而增强。他的研究认为,制造复杂工具,刺激了大脑尺寸的增大,并导致古人类其他许多方面的进化,包括——有可能——语言的出现。

但是语言不可能一诞生就具备完整形态,就好像从宙斯脑袋里面蹦出来的雅典娜那样。“每一个进化的进程,包括语言的进化,都必须是递增的,由小步骤组成,每一步都得是有益的。”科洛德尼解释道。他认为,传授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当能人和直立人这样的古人类在教自己的亲属如何制造复杂石器的过程中,他们进入了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文化领域。这些人所获得的进化优势,使他们不仅擅长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他们同时也可以——用越来越精确的方式与人交流。

科洛德尼指出,这一观点有一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地方:许多猿类也以有序步骤制作和使用工具,并且同样也有高水平的交流传播。然而,他解释道,这些猿类发出声音的顺序,对于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并没有多大影响。“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语言只发生在人类身上?’,而是‘为什么其他猿类身上没有出现语言?’答案是:我们与猿类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不具备将传播系统与时间序列相结合的结构化能力。”

这种“结合”就是控制发生的地方。术语叫做“扩适”(exaptation,意为扩展适应),这是已故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创造的词语,用来描述生物功能因其他目的而重新更改用途的进化现象。科洛德尼和伊德尔曼认为,复杂的、层级化的、顺序依赖的工具生产所需要的神经网络,被我们大脑的传播交流机制所扩适,这就是词序和句子结构会对语意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基本语言是在工具制作与教学的语境下进化而来,并最终脱离它原初的直接语境——这就是控制的部分——最终将那些原始认知路径用于独特的目的。结果,就好像巨蟒剧团观众们数十年来一直所感怀的,造就了我们现代的、好像涡轮驱动开了挂的语言能力。

为了支持科洛德尼和伊德尔曼的语言劫持理论,你得承认语言相关结构(如句法)和动作相关结构(如制作工具的顺序步骤)是高度相似的,可以由相同的神经机制驱动。但是很多科学家——包括现代语言学最有影响力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都不愿意做出这种妥协。

乔姆斯基在语言进化的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在很多情况下,他会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无关的、不可解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转机出现在2014年,那时候乔姆斯基、罗伯特·伯威克(Robert Berwick)以及其他学界巨头第一次就语言进化这个话题进行了实质性讨论,他们在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论文中认为,语言确实是以雅典娜那样的完整形态出现的,它手中已经拿着句法这样的“盾牌”了(因为希腊神话中雅典娜诞生时已经披坚执锐、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谱系中,语言能力是一个十分晚近的收获,”作者们写道,“它不是在自然选择之下,在一个先验系统缓慢、逐渐修正的语境中获得的,而是在一个单一、疾速、紧急事件中产生。”

伯威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语言学教授,与乔姆斯基合作撰写《为什么只有我们:语言与进化》(Why Only Us: Language and Evolution)一书,认为像斯托特和科洛德尼提出的那种基于石质工具的理论没有什么价值。“斯托特他们的论点是行不通的,”伯威克在邮件中对我说,“实验结果已经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口头语言并不能促进工具的制作。”伯威克认为,最好把工具制作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隐喻。

《为什么只有我们:语言与进化》

乔姆斯基的立场驳斥了众所周知的进化过程。这种过程,科洛德尼和斯托特,以及他们的其他很多同事,都不太确定该如何介入。斯托特称,伯威克对自己研究的反驳完全没有击中要害。最终,斯托特告诉我,他希望伯威克、乔姆斯基和其他形式主义语言学家,能找到一个他们的立场和斯托特自己语言观的结合点,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和解会很快达成。

幸运的是,我和打石者伯瓦尔德,并不需要在语言进化理论方面达成共识,才能坐在阳光下交谈。鸟儿在鸣唱,啄木鸟的头不停敲击枯萎的树干,而伯瓦尔德正在黑曜石对称的锋刃上,“加压剥落”出细小的锯齿。他的石器之旅已经走过了阿舍利期,现在展示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所使用的现代技艺。他拿起一个鹿角做成的圆形工具用作锤子——他把敲击比做复杂的棋类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每一步棋的顺序都至关重要。这是一种观察,要么所有这些事情都与语言的出现有关,要么——如果你认同乔姆斯基的思维模式,就和语言进化毫无关系。

“石头是有规则的,你不能违反规则,” 伯瓦尔德说。然后他斜靠在石刃上,弯曲手腕,继续着击打。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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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A Sneaky Theory of Where Language Came From

最新更新时间:06/15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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