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我们想到俄罗斯，我们想到的会是什么？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横贯11个时区，跨越欧亚大陆。它是一个欧洲国家，可是在亚洲拥有广袤的领土，其丰富性远远超越了一个任何一个大洲所能够涵盖的内涵。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涌现了大量伟大的名字，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列宾、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阿赫马托娃、纳博科夫、爱森斯坦……

过去的200年间，在议会政治和出版自由阙如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艺术一直是政治、哲学和宗教争论的竞技场。正如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1868）中写到的那样，俄罗斯传统下的文学巨作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小说。它们是富含象征性的沉思，具有繁复的诗性结构，犹如抽象意义的具体再现，是检验观念的实验室；同时，与科学或宗教一样，其生命力的来源在于对真理的追求。所有这些作品的首要主题都是俄罗斯——它的人物、它的历史、它的习俗惯例、它的精神实质，以及它的命运。以一种超凡——如果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形式，这个国家的艺术活力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对把握自身民族身份的探求。

做一个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使命是什么？真正的俄罗斯又在哪里？欧洲还是亚洲？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是沙皇的帝国，还是娜塔莎的“大叔”所住的、只有一条街道的泥泞村庄？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在《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一书中试图通过对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讨论，探索俄罗斯文化中欧洲文明与民间元素之间的分歧，“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以及贵族上流社会和底层农村民众间的分裂。书中更进一步讨论“俄罗斯灵魂”和“俄罗斯性”的建构与表现，揭示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習惯、民间艺术、宗教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一幅充满戏剧性的细节、辉煌炫丽的文化长卷。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第一章《欧化的俄罗斯》节选了部分段落。事实上，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航船拖上“欧化”（“西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和彼得大帝欧化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20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俄罗斯文化性格中这种矛盾性和分裂性，可以在彼得大帝建起圣彼得堡的过程中初见端倪。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节选）

文 | 奥兰多·费吉斯  译 | 曾小楚 郭丹杰

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俄罗斯人骑着马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这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涅瓦河在这里汇入波罗的海。这些人在寻找一处地方建造要塞抵抗瑞典人——当时瑞典和俄罗斯正在打仗—和这片长期遭到遗弃的沼泽地的主人。但是，在位于侦察队伍前面的沙皇看来，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对于内陆国家俄罗斯而言充满了希望和前途。当他们来到岸边的时候，他下了马，用随身佩戴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并将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了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

很少有地方比这里更不适合做欧洲第一大国的首都了。涅瓦河三角洲的沼泽地上小岛星罗棋布，上面长满了蓊郁的树木。春天冰雪融化，这里被一片浓雾笼罩，而大风又常常使河水漫过堤岸，总之，这不是一处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甚至那些夏天冒险去那里的渔民也不愿逗留过久。狼和熊是这里唯一的居民。1000年以前这片地区还在海平面以下。一条水道将波罗的海和拉多加湖连接起来，海峡中的岛屿就是今天的普尔科沃和帕尔戈洛沃高地。即使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18世纪晚期，她在普尔科沃的山丘上建造的夏宫皇村（Tsarskoe Selo），仍然被当地人称为Sarskoe Selo。这个名字来源于芬兰语中的“岛屿”（saari）一词。

彼得的士兵们往下挖掘，发现一米左右深的地方就是水。北面的地势稍微高一点，是唯一可以建立坚实地基的地方。在4个月的时间里，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至少有一半的劳工死亡。为了建造彼得保罗要塞，征召了2万人，他们徒手挖泥、拖曳木头和石头，或者就用肩背，用衣服兜着搬运泥土。建造的规模和速度都很惊人。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河口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建筑工地，而且，随着1709-1710年瑞俄之战俄罗斯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牢牢控制了海岸线之后，这个城市的变化简直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来自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的25万农奴和士兵，夜以继日地砍伐森林、挖掘运河、铺设道路和建造宫殿。木匠和石匠（法令规定他们不得到别处工作）涌进这座新城市。货运马车夫、凿冰者、雪橇主、船夫和工人都来这里找工作，每一处空地上密密麻麻搭建着简易的木制窝棚，他们就睡在里面。刚开始，一切工作都是用原始的手工工具，以一种简单粗陋的方式完成的：斧头比锯子在数量上更占优势，他们并且用未经剥皮的树干，配上用细小的桦树枝做成的车轮，制作出简易的手推车。对石料的需求巨大，因此每一艘抵达城里的船只或者车辆，都必须携带一定吨位的岩石。然而，各种新兴工业很快涌现，它们加工砖头、玻璃、云母和油布，与此同时，一间间造船厂很快就使这座城市的水上交通更加繁忙，大大小小的船只卸下石料，而每年则有成千上万的原木沿着河水顺流而下。

仿佛一则俄国童话故事中的魔幻城市，圣彼得堡以神奇的速度建立起来，而关于它的一切都是如此辉煌和新鲜，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当彼得宣布“这里应该建一座城”时，他的话正像上帝说的那句“要有光”。而且根据传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有一只鹰掠过他的头顶，停在两棵桦树的树顶，这两棵桦树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拱形。18世纪的颂歌作者将彼得提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三位一体的泰坦、尼普顿和马尔斯。他们将“彼得的城”（Petropolis）比做古代的罗马。这和彼得采用了和古罗马最高统治者一样的“大帝”（Imperator）称号有联系，他在新的卢布硬币上铸上自己的头像，并且仿效凯撒大帝加上花冠和铠甲。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1833）的开头几句非常著名（每一位俄罗斯的学龄儿童都能背诵），诗歌通过一位受上帝眷顾者之口，将彼得堡神话般的建造过程具象化：“那里，在寥廓的海波之旁；他站着，充满了伟大的思想，向远方凝视……”

多亏了普希金的诗句，这个传说才变成了民间故事。这座以彼得的守护神命名的城市，随着政治的变化，一共被改过三次名字，现在仍然被它的居民叫做“彼得”。从一开始，这座神奇地从海平面升起来的城市就在大众的心目中拥有传奇的地位。俄国人说彼得在空中建造了这座城市，然后再将它像一个巨大的模型一样放到地上。这是唯一能解释在沙上建城的理由。首都彼得堡没有打地基这件事，成为彼得堡神话的基础，也是俄罗斯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灵感的来源。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彼得堡是一座虚幻的城市，一个充满了奇幻和幽灵的超现实王国，一个《启示录》中描绘的陌生国度。它是果戈理的《彼得堡的故事》（1835）中孤独的鬼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1866）中像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的幻想主义者和杀人犯的故乡。从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到别雷的《彼得堡》（1913—1914），摧毁一切的大洪水经常成为这座城市关于世界末日传说的主题。但是这个预言却有着现实基础：因为这座城市正是建造在地面之上的。为了抬升地基，街道上铺了大量的碎石子，以免其被水淹没。城市早期洪水泛滥频繁，使各种修复和加固的工作成为必要，也导致它的地势越来越高。1754年，当现在的冬宫（彼得堡的第四座建筑）开始建造时，它用来打地基的地面比50年前足足升高了3米。

在水面上建造，而且石料全部依赖进口，这一点彼得堡违反了自然法则。建造河堤所用的著名花岗岩来自芬兰和卡累利阿；宫殿所用的大理石来自意大利、乌拉尔和中东；辉长岩和斑岩来自瑞典；粗粒玄武岩和板岩来自奥涅加湖；砂岩来自波兰和德国；石灰华来自意大利；瓷砖来自低地国家和吕贝克。只有石灰石从当地开采。

如此大规模地运输石块只有金字塔才能超过它。法尔孔奈所创作的彼得大帝骑马雕像，巨大的花岗岩底座高达12米，周长将近30米。这块大石头的重量大约660万吨，从发现它的森林空地到首都13公里的距离，1000个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搬运。一开始他们使用滑轮组，后来出动一艘特别建造的驳船。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将这座屹立不拔的纪念碑变成了俄罗斯命运的象征。圣伊萨克大教堂的36根粗大的花岗岩石柱，先用大锤和凿子整体雕琢，凭借人力搬到30多公里外芬兰湾的驳船上，再从那里运到圣彼得堡，用木头制成的巨型起重机完成安装。沉甸甸的大石块在冬天的时候搬运，因为在雪地上拖拽比较容易，尽管这意味着，必须等到春天冰雪融化时才能把它们用船运走。即便如此，完成这项工作也需要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和200匹马拉雪橇。

彼得堡的发展与其他城市都不同，无法用商业和地缘政治来解释，应该说它是一件艺术品。正如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1812年来访时所说的：“这里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视觉上的效果。”有时候整座城市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布景——它的建筑和人民只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而已。习惯于城市多种建筑风格混杂的欧洲观光客来到彼得堡后，每每惊讶于它那种不同寻常的做作之美，常将它跟舞台作比较。“每跨出一步，我都为建筑与舞台装饰的结合惊奇不已。”游记作者德·古斯丁侯爵在19世纪30年代如此写道，“彼得大帝和他的继任者将他们的首都看成一个大剧院。”在某种意义上，圣彼得堡只不过是后来另一座舞台之城“波将金村”更宏大的版本罢了：后者是为了取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她的船只驶过的第聂伯河沿岸，用纸板一夜之间拼搭起来的经典之作。

彼得对建筑风格的爱好非常广泛，他借鉴了自己喜爱的各个欧洲首都。彼得堡的教堂采用朴素的古典巴洛克风格，和莫斯科色彩鲜艳的洋葱式圆顶迥然而异，它们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堡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顶教堂（现在位于拉脱维亚）的混合体。17世纪90年代的欧洲之旅使彼得带回来一些建筑师和工程师、工匠和艺术家、家具设计师和景观园艺师。18世纪的圣彼得堡聚居着一大群苏格兰人、德意志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彼得在建造“天堂”时丝毫不吝惜花费。即使在和瑞典人激战正酣的那几年，他也经常过问修筑的细节。为了使夏园“胜过凡尔赛宫”，他下令从波斯运来牡丹和柑橘树，从中东运来观赏鱼，甚至从印度运来各类鸣禽，尽管它们极少能挨过俄罗斯的严寒。对于宫殿应有的整体外观、屋顶高度、阳台铁栏杆样式，以及“临堤岸一侧”墙壁的统一，彼得都颁布了法令，必须严格按照他批准的设计施工。为了使城市更加美观，彼得甚至命令将屠宰场按照洛可可的风格重建。

“这个首都充斥着各式各样假冒伪劣的建筑，剽窃自意大利、法国和荷兰。”阿尔加罗蒂伯爵在18世纪中叶写道。到了19世纪，这种关于彼得堡是西方风格的复制品的观点变成了老生常谈。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位19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曾经说过，圣彼得堡“区别于所有其他欧洲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跟它们每一个都非常相似”。但是，尽管借鉴的痕迹很明显，圣彼得堡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位于天地之间的开阔场景、宏伟的规模，以及整齐划一的建筑群，这些都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上的和谐感。这种建筑上整齐划一的关键，便是对城市一系列的街道和广场、运河和公园做整体规划，使它们在河流和天空的背景下形成一个和谐的网络。

圣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它为“世界上最抽象和最有意为之的城市”。 “圣彼得文化”的每一方面都是为了否定“中世纪”（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Muscovy）。彼得认为，为了成为彼得堡的公民，必须将莫斯科那些昔日俄国“黑暗”和“落后”的风俗抛弃，作为一个欧洲化的俄罗斯人，跨进西方进步和启蒙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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