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作者：（美）入江昭

译者：李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

19世纪后期，继中国之后，日本也被欧美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明治维新、甲午战争、俄日战争让日本跟上了欧美国家近代化、工业化转型的步伐，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命运，被承认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捉对厮杀，日本获取了德国在华利益，还进一步扩展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影响。

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签署了九国公约，确立了八个强国在华的合作原则。华盛顿会议体系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延伸，以避免大国、强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为目标，强调均衡、均势和合作。这一体系很大程度上追认了日本多年来扩张获得的利益和相对强势的支配地位，实际上也完成了对日本仅次于英美法之外拥有第四大强国国家地位的承认。

今天看来，华盛顿会议体系当然是大国分肥的产物，甚至也可以认为是不甚道德的。但在当时，这一体系的确形成了对日本在远东独霸的限制，1930年代，日本在华挑起的一连串事件，发起的步步紧逼式的入侵，就构成了对这一体系的挑战，从而让日本逐渐丧失了与美英等其他大国的合作空间，一步步滑入到与纳粹德国结盟、挑衅苏联并最终与美英全面开战的境地，走向加速覆亡的命运。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当时的日本，因军国主义好战势力的兴起，仅仅意识到入侵中国及南侵东南亚的收益所在，却没有省察日本本国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已严重依赖于美英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不断挑战华盛顿会议体系的结果就注定会失去后一体系的支撑。这也是日本入侵推进越快，走向覆亡的速度反而会加快的原因所在。

当代美国杰出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前Charles Warren讲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曾出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的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一书，从日本挑战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有意识、无意识相混合的一系列行动入手，剖析了这些行动带来的影响，指出日本在缔结华盛顿条约体系之后，直至二战结束，在对华、对美、对欧等基本外交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失误。入江昭教授认为，日本的行动及失误，使得日本在发起全面侵华后遭遇战略困境，不得已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及欧洲国家的威压力度，因此最终超出了美国的忍耐极限，与美全面开战。

日本关东军中的好战分子发起九一八事变后，美英等国决定容忍日本的这种扩张行为，但此事已经表露出，日本军方、政界乃至民间浓烈的军国主义好战情绪，超出了有效控制范围。在日本军部，中低层军官和参谋甚至有意识的频频发起计划之外、没有经过风险评估的挑衅，在国内暗杀主导和平的政客，在中国东北、上海等地高频度制造擦枪走火的事件。日本外交官员还要被逼发表相对强硬的言论，以解释一系列的扩张和挑衅，这坐实了欧美国家对日本蓄意挑战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判断。入江昭认为，这是日本一系列误算的头一次，这些误算将最终导致日本陷入举世孤立。

美英等国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给予了纵容，但也明确提出了警告，希望日本的文官政府能够管住军方，避免继续出现破坏体系的行动。但这一期望注定是不现实的，因为超出了日方的行动能力。

有意思的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同样成为了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挑战者。德国选择扶助和支持中国（不直接扶华抗日，而是帮助中国完备工业体系和训练军队）。德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冒险，也均受到了英美法的软弱抵制。连同对日妥协，这些举动可以看出英美法等国为了避免一战战后的国际体系崩溃，不惜牺牲包括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1930年代，日本国内面临持续的经济困难，政界和军方出现了两派观点，除了借助扩张走出困境的思路外，还有人主张暂停扩张，更快更充分的融入英美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以重商主义的方式提振经济（这实际上是二战后日本的复兴路线）。入江昭感慨指出，后一类观点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军方和政界支持者拥护，而在当时的日本被很快废弃。当帝国主义分子近卫文麿接任日本首相，扩张思路重新占据了优势。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战果。中国国民政府依然没有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连之前慷慨提供援助的德国也开始收缩支持，相比之下，为了打击日本的反共气焰，苏联对华给予了可观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中国的大片国土在极短时间内沦陷，1937年12月的南京，更是上演了日寇对中国军民的惨绝人寰大屠杀。入江昭指出，至此，日本已基本上失去了被接受为国际社会体面成员的机会。可以认为，此后的几年里，尽管美国等国依然与日接触，劝说其不要进一步肆意扩张，但基调相比之前已经有很大变化，更接近于21世纪初美国、欧盟与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谈判接触。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书中讲述了德国在日本发起全面侵华之后，逐步放弃对中国的援助，而与日本结为法西斯联盟的经过。德国的战略目的在于，制造一个可以在背后夹击苏联的盟友，为之后的侵苏战争埋下伏笔。当然，这一目的最终未能实现，德国深陷苏联战场泥淖，而日本军方和政界在发起珍珠港袭击之前，也长时间徘徊于进攻苏联和进攻美国的战略选择之间。

当然，日本方面在全面侵华之后的最大失误还在于，误判了美英等国对日本南侵东南亚将会作出的反应。日本屡次发起侵华挑衅和行动，都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国际责任的豁免，被英美纵容，这使之想当然的认为，入侵东南亚同样可以获得事后追认。另一方面，日本军方和政界还愚蠢的判断认为，经过了南京大屠杀以及持续多年的侵略占领之后，中国军民会信任其提出的东亚共荣，可以说服中国国民政府放弃抗日，“与日合作实现亚洲新秩序之梦”。

最具荒诞意味的是，在决定偷袭美国之前，日本军方和政界并没有在战略方面达成一致，也缺乏远见——对美战争究竟是为了促成美国与日求和，还是彻底击垮美国的海外势力，使其容忍日本扩张，还是争夺当时美国和英国占据的海上霸主地位，日本高层争议争吵不断，却就这样鲁莽的批准和发起了珍珠港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