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历史学家的经线》

作者：孙隆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出版于1935年，这本最早是由英语写成的作品迄今受到读者的欢迎。林语堂行文幽默，对文化、社会、历史混杂而成的思想话题驾轻就熟，其所著的多部以英语写成而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的作品，为美国等外国读者了解、理解中国提供了便利。而他的作品重新转为汉语，走入中文世界后，又被认为代表了民国时期（汉语文言朝着白话文转型时期）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

尽管如此，仍需看到，林语堂通过《吾国与吾民》等作品所描绘、评析的那个中国，与中国的真实形态有着较大距离，且许多观点仅仅是拼凑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相关问题发表的并不成熟的论见。

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在其所著的《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中就批评指出，《吾国与吾民》对中国民族性的批评，流于俗套，简单列举了之前梁启超、丁文江、潘光旦等人以及“京派”、“海派”的观点，渲染了相当浅薄的南北两极论，以支撑其宣称的中国民族退化论。林语堂在当时提出，衰老的中国民族曾承受两次“蒙古”输血，否则很难维系如此之长的民族周期，这番结论援引自顾颉刚。

孙隆基评析指出，林语堂的看法，取自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界以至社会公众所渲染的文明与自然对立、文明脱离自然而趋于没落的话语。民族退化论的观点也包括20世纪初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在激发中国人特别是被认为退化程度较高的南方人重建“种族健康”。孙隆基注意到，林语堂还试图解释中国国内各省的区域性差异，比如，对湖北人“永不气馁”、湖南人“锲而不舍”表示称道。

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盛行。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君主专制的批判角度，从引自西方的达尔文主义带来的民族自强路径的角度，从文化与国民心理的角度，以及从中国不同区域、民族的文化特质的角度，甚至还有将种族理论将南北地理观相结合的讨论，形形色色。经由这些讨论得出的结论，而今看来，皆不难找出漏洞，孙隆基认为，作为历史，仍有研究的价值。《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就此进行了系统性回顾阐述。

梁启超将清末的朝野纷争，追溯至南北两派重臣之争。此后，孙中山、陶成章等人更将类似的观点体系化，民初在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南方军阀之间频频拉响的南北战争，更为南北地理观基础上的南北两极论提供了依据。

地理决定历史，在历史学界颇有市场。很多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南欧和西欧国家之所以会在近代崛起，最主要的就是地理原因，特定的地理条件使之更可能推动带来大航海时代，借助殖民扩张崛起，而地理条件也赋予了这些国家有别于欧洲其他地区、其他大洲人民的国民性格。民国初年，源自欧洲的这种观点被演绎为简单化的北方保守、南方革命——但另一方面，北方长期占据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使得北方背景的知识分子（哪怕来自南方）歧视南方文化。鲁迅说，上海文人是“才子加流氓”，他的弟弟周作人对海派文化的评价，更具体化为“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到了1920年代晚期，上海明显取代背景成为了文化中心，反过来，“海派”也掀起了对“京派”的发难。这在当时，就有人评价指出，南北离心，很容易被日、俄两强邻所乘。

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受到日本、美国等相关学派的影响，热衷开展将中国化整为零为多元文明进行研究。梁启超就是这类观点的重要提出者。力主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唐君毅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对中国文明依照区域、民族等不同文化特质进行研究，或强调古代中国的“国际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京都学派等学派的历史学家，这种观点与当时日本官方、军界鼓吹的东亚共荣、亚洲联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很难想象仅仅是学者独立思考的成果。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学界不加甄别的引入这样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出对南北文化、不同区域、省域文化的专门研究，比附欧洲地中海文化与北欧文化的差异，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发展为对不同省域人民的丑化和具体个人的人身攻击，造成无谓纷争，实属憾事。时至今日，毫无科学依据、并无统计学数据作为事实支撑的地域纷争在国内仍有市场，不能不说跟民国学人缺乏独立思考而盲目引进域外学说、轻率演绎南北两极论有着密切联系。

《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收入的其他主题文章，包括《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探讨中国如何在清末，由一个君主国家转型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并重建对于黄帝等中华民族始祖的记忆）、《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对照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分析“群众心理”、“暴民政治”等词汇如何进入民国时期的政治）、《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挖掘五四运动在近百年来不同时期历史地位的沿革）、《“世纪末”的鲁迅》（分析鲁迅作为民族文化偶像的由来，评述鲁迅的思想体系）等。

总的来说，这本书非常深入的探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若干核心问题，不仅深入挖掘了相关的史料，而且引入了全球史视角和政治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工具，对于读者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