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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

作者：（美）康灿雄

译者：陈昌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5月

从中世纪，再到近代，转向20世纪，近千年的欧洲历史沾满鲜血。而这极大的影响了历史学家甚至公众看待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的方式。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就曾感慨指出，对于欧洲来说，和平是极罕见的特例，很难发现在某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会出现免于战事的和平。正因为频频动荡甚至陷入军事冲突，欧洲国家先是谋求通过大规模战争来实现和平，然后不情愿的承认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引入均势理念来维持和平。

但东亚地区似乎与欧洲人、美国人强调的均势维持和平完全不同。古代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区域内，长期居于超强地位，可以认为是单极霸主国家。但这个国家几乎没有欺凌邻国并扩张领土的历史记录，恰恰相反，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多在陆路边疆打响，针对游牧民族而不是力量更为弱小的陆路、海路邻国。

在13世纪的蒙古入侵后的几百年内，中国与周边相对较小的汉文化国家保持了持久和稳定的关系，只卷入了两次战争，其中一次还是应朝鲜王室邀请，抗击入侵的丰臣秀吉军队。在东亚汉文化国家之间，整个古代，没有宗教战争、种族屠杀的记录。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的边界自此也保持了基本固定。

东亚主要国家的和平稳定关系从何而来？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贸易教授康灿雄分析认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导致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陷入崩塌之前的五百年时间内，以朝贡贸易为重要特征的东亚秩序稳定存在，试图挑战这一秩序的丰臣秀吉失败后，随之建立的德川幕府很快重新融入了原有秩序。

康灿雄在其所著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一书中批驳了部分汉学家、历史学家有关朝贡体系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说法，指出中国明清两代，具备征服陆路、海路邻国的军事动员能力、物质资源、后勤保障能力（依据在于明清时期，中国经常为抵御北部、西北叛乱及平息纷争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没有选择用这样的能力来发起征服。

《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书中解释认为，维系朝贡贸易体系的两大基石，首先是东亚体系内部的密切贸易关系。明清时期，中国的棉、丝、糖等商品行销东亚，并部分经由东南亚（已成为欧洲国家殖民地）销往全球；明朝重修大运河、清代修剪贯穿东西南北的国内道路网，这都促使了中国国内大市场的初步形成，形成了对东亚其他国家出产商品的稳定需求。明清时期，尽管一些时期施行了海禁政策，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古代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及海路贸易依旧十分发达，也使得融入中国对外贸易的朝日越三国得以分享繁荣成果。

具体就中国与东亚其他主要国家的贸易来看，构成政治互信、社会联系的基础是朝贡贸易，并因此开展官方贸易，更大规模的私人贸易以合法贸易或走私的方式出现。对于中国来说，维系朝贡体系本身是一项净亏损，特别是一些君王和士大夫试图仅仅保留朝贡贸易、彻底取缔私人贸易的时期，亏损额几乎会拖垮政府财政。反之，如果在朝贡贸易之外允许私人贸易踊跃发展，政府和民间都将有利可图。16-18世纪，中国商人牢牢的把控了东亚、东南亚地区与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主导权，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和平。

另一大基石则是接近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念。康灿雄在书中指出，古代中国对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遍及语言、宗教、政治体制、经济生产等多个领域。东亚国家选择接受儒家思想和古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均为自身需要，并非中国压力所致。“确立独立而持久的政治身份是朝贡体系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东亚国家因而成为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官僚结构，沿用了科举考试及主要的考察内容。

这些国家“认同中国的发展目标，在一系列主要源自中国的规范和实践中前行，而不是试图挑战它”，反过来，古代中国也会对本国模式构建起的邻国释放善意，在朝贡外交关系中展现文化优势而不是政治权威、军事优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中，朝鲜和越南的汉文化程度较高，因而理所当然的排在了日本、琉球、缅甸等邻国之前，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红利。

康灿雄提醒指出，朝贡体系固然是等级制度，但核心体系是主导国家不剥削、不侵犯次级国家，为之设计了一系列灵活、多元的制度和工具。长达五个世纪的和平，正是朝贡体系良好稳定性的体现。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曾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朝贡体系不复存在，也不具有重建的可能性。包括东亚国家在内，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接受了源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尽管如此，“早在西方到来的几个世纪以前，近代早期的东亚就已经孕育出了高度成熟的国际秩序，国家间贸易往来和对外交往异常广泛而频繁”，这对于维系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要借鉴、部分复原朝贡体系，以此来保障和平和繁荣，关键在于，“东亚国家在理解其他国家意图和判断自身在地区和国际秩序中的相对地位等方面，能否形成并共享清晰的信仰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