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于2008年就任，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美国内部正是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外部，除了传统的一般地缘政治问题外，主要是从9.11以来，因小布什政府应对不当，特别是攻打伊拉克，打开了中东潘多拉盒子，让美国骑虎难下；还有长期以来日益加深的贫富悬殊和老的种族问题加新的移民问题。这些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他接手了这样一个摊子。

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任黑人总统，那些弱势群体对他抱有特殊的期待。他与布什父子、克林顿夫妇不同，完全起于平民，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竞选经费也主要靠“众筹”，而较少大资产的捐助。应该说是反映比较真实的民意的。当时美国人心思变，奥巴马以“变革”（change）的口号赢得人心。

但是他这个总统似乎做得特别辛苦，尽管得到了连任两届，所有的主张都举步维艰。现在他的任期结束了，而且是交到了一个政见处处与他相对立的人手中。最讽刺的是，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黑人当选总统，举世瞩目，普遍认为是美国反种族歧视一大成绩，有里程碑意义；而他的继任，却肆无忌惮地宣扬种族歧视，而且以此竞选而当选。如何看待奥巴马这8年的成败，是耐人寻味的课题。尽管研究美国是我本业，但是隔着太平洋观火，自己感到很难看清，“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或苦）”，说什么都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不过别人家事，还可以姑“妄议”之。

首先需要从他上台伊始说起。为此翻检了一下电脑文件夹，忽然发现一篇英文稿，是我2009年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题为：“对奥巴马治下的美国的几点想法”。讲过后就束之高阁，没有想过要正式发表，自己已经忘了，如今重读似乎还算切题，先译出如下，作为本文的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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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是顺着“变革”的大潮上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政治钟摆的常规。据我观察，二战后，美国大约每隔十年左右，钟摆来回摆一次，一方面反映民意，一方面也是政策向一个方向走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调整。现在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于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所以是该向另一方向摆动的时候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向称作“左”。除此之外，还赶上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人心思变是很自然的。

那么这一变革能走多远？毫无疑问，奥巴马在政治哲学上与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在国内，他更关注弱势群体、强调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等；对外，绝不是“单边主义”。（事实上，小布什后期迫于形势，也在悄悄淡化他的单边主义）奥巴马总的政治倾向，包括他的医改方案，自然会与某些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相冲突。加之，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肯定会遇到大公司的抗拒。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主张的变革能推行多远？

作为旁观者，隔太平洋遥望，我感到他处境比较困难：为了企盼变革而选他的人可能会失望，认为他不够强硬，与既得利益妥协太多；特别是，正因为他是黑人，要强调代表全民，反倒不可能太强调维护黑人权益，也可能会令黑人不满。来自右边的反对派当然会责备他过于左倾，已经在给他扣“社会主义”的帽子。

事实上现在已经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经济。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大幅度改革，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所有政府适当干预的改革都是为了促进更加公平的竞争，从而建立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同时推动社会保障，以缩小贫富差距。这种改革的本意恰好是改善和加强资本主义制度以抗拒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奥巴马现在主张的变革就是继承这一传统，属于同一方向。

有些论者喜欢把奥巴马与小罗斯福相比较。不是绝对没有可比处，但是奥巴马的不利条件要多得多。首先，美国公众的心态不同。小罗斯福上台时承“进步主义”运动的余泽，凯恩斯主义刚刚兴起，被接受为治疗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的一剂良药；美国的有组织的工人还是一支推动改革的力量而不像今天已成为保守的力量；美国人民当时社会保障很少，还没有尝到福利政策的甜头，所以小罗斯福提出“无匮乏之虞”的口号受到万众欢呼，有限的福利措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加之当时的危机使公众一片惊慌，心甘情愿地多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政府以便拯救局势。这些都是小罗斯福的有利条件（至于“新政”的成败一直有争议，此处不论）。

而这些条件奥巴马都没有。即便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没有那样完全一致的共识，而他的对手却强大得多；当前金融危机尽管严重，也还没有到引起恐慌的地步；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现在不是“匮乏之虞”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的问题，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诉求，眼光要挑剔得多。换句话说，奥巴马的服务对象比小罗斯福的对象要难伺候。再者，他接手的财政是高额赤字加高额债务，操作的余地有限。

再看国际领域，二战以后，历届美国总统都强调“美国领导世界”，这点，奥巴马不可能例外。所谓“领导”，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对很多美国以外的人来说，一般解释为“霸权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多年前，我曾经发明过“良性领导”与“恶性领导”之别。“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描述一个客观事实：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比其他国家都强大，处于发展前沿，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事务，乃至全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可称“引导世界新潮流”。如果一个“领导”国家，或超级大国，以它的先进科技、巨大的财富和优越的综合国力对世界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以某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在成功解决政治、社会问题以及人际关系方面展示其制度的先进，做出榜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良性领导”。例如美国对反法西斯战争、创建联合国、战后援助许多国家的重建等等，更不用说，二十世纪大多数科技创新都在美国产生，这些都可算“良性领导”。

我认为美国最严重的“恶性领导”在于军备竞赛领域，以及战后发动的某些不必要、无正当理由的战争，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冷战结束后，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美国不少人谈论“和平红利”，当时美国有机会把它的资源从军火库转向在国内提高人民福利，在国外促进建设性的国际合作，造福其他国家。不幸的是，另一种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占了上风。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宣称，现在对美国说来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永久保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这一地位——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根据这一执政理念造成的一连串后果，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要看总统奥巴马准备在这种“领导”方面做出什么改变？即便他想要改，能做到多少，还有待观察。有一点，他关于清洁能源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举世瞩目，如果当前的政府真的能把它的人力物力用于这一新的大战略，就能创建一种新经济，领导美国走出金融泡沫，实现在新的水平上的繁荣。美国凭借它的技术准备、综合实力以及善于将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优越机制，应该有机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从而再次在国际上起到“良性领导”作用。当然国内外都还会有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总的方向是造福人类的。问题在于他能做到多少？

最后，必须谈到中美关系。我不必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的事实。大致说来，我认为在这方面与历届美国政府不会有太多变化，两国利益的汇合与冲突仍旧。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1972年紧接着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访问之后，两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团——参众两院的党团领袖——来华访问。参议院是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众议院是博格斯和福特。这一举动就是为了显示，不论两党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是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我有幸全程陪同这两个团的访华之行。原则上，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超越党派的，但是事实上中国问题常常是美国国内党派斗争的受害者，特别是在竞选的年代，双方都争相表示对中国“强硬”。过去主要是台湾问题，现在由于两岸关系缓和，这个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淡化，而经济问题突出。

一个负面的现象是保护主义在美国有上升趋势，而且是有选择性的，中国首当其冲。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公开说：我就是提倡保护主义，但是在奥巴马政府中似乎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迹象。其一般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当前的经济困难，而特殊原因还与他的权力基础有关。当前美国决定提高中国轮胎的关税就是一个例子。（2009年9月，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编者注）谁都看得出来，这一决定主要是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而不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奥巴马急需某一利益集团支持他的医改方案，所以作此决定。

长远来看，显然这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保护主义违反美国对自由贸易的基本信仰，同时也是逆全球化的潮流而行。这一举措既短视，又表现了美国的不自信。过去，美国改良派的政府曾经致力于减少保护主义的进口关税以推动国内贸易的自由竞争，以便遏制垄断经济控制市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威尔逊政府就曾通过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法案，结果是美国产业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广大美国人民得利于降低成本和物价。随后，胡佛政府又提高了关税以保护某些美国产业，结果加剧了经济萧条，使美国和全世界都受害。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了解这一教训。当前的保护主义倾向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触发贸易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涉及中美两国，还会牵涉到许多国家，其后果绝对是负面的。这也属于我所谓的美国的“恶性领导”。不过我相信，并且愿意希望世界各国有关领导有足够的明智，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景。

说了这么多，我意识到现在对未来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欢迎批评。

有人问对美国软实力如何看，回答如下：

我认为美国的软实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作为民主国家的榜样；2、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自从上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出版后，“美国衰落论”就是热门话题，我当时提出的观点：在人才自由流动的今天，只要全世界优秀人才的首选流动方向是美国，美国就不会衰落）；3、培植创造力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同时提供从实验室到大规模生产的最短途径；4、自我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言论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强有力的公众监督和批判。

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所有上述美国软实力的因素都会受到或已经受到腐蚀。今天，华尔街的贪婪形象和无原则的两党斗争可能取代了民主榜样；对国际规则和民主制度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包括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虐囚事件，使美国对人权的倡导显得伪善；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往往把市场利润的考虑置于真相和正义之上，从而削弱监督的力量。总之，我所理解的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无声的影响。至于说硬实力，美国在全世界还是遥遥领先。但是如果它不适当地挥舞它的硬实力，就可能妨害它的软实力。

也许美国需要再一次类似百年前“进步主义运动”那样的改革。但是美国是否还具备那样的强有力的驱动力，我不知道。

以上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初的看法。由于是国际场合，有些部分主要是对美国人说的。对奥巴马面临的问题不敢自诩为先见之明，今天至少还有印证的价值。下一篇再谈8年后的回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本文由作者微信公号“资中筠”授权界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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