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该如何和世界各国相处？中国该如何应对特朗普上台？国家发展该重视本国国情还是顺应世界潮流？日前，腾讯思享会冬季论坛邀请了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探讨了这些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

赵鼎新：美国历任总统的主流声音是主张和中国合作

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该如何和美国相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坦承自己并不是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不过根据自己西方生活三十来年的经验，他还是强调了几点美国政治里的常识，他认为这些常识虽然国内学者也有阐述，但多数都存在错误。

赵鼎新认为与美国相处，首先要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分权制衡的联邦国家。奥巴马签署某个条约、协议，国会里如果马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国会里有主张遏制中国的，也有主张和中国友好的，因此要看到美国政治的复杂多元，看到其政策不协调的一面。分权制衡的联邦体制还意味着美国的国家能力很弱，这使得政府实现自己的意志时会遭遇重重困难。奥巴马推行医疗系统的改革需要共和党的同意，直到任期结束还是问题很多。不过国家能力弱也有好处，比如特朗普上台以后很多人都感到害怕，但其实美国人知道很多他想做的事情不见得能做成。 比如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之间结成联合协议，表示他们不会驱逐在这些城市居住的非法移民。也有很多大学发表声明，不会开除在学校读书的非法移民。

第二点赵鼎新认为要认识到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人更强调机会平等，而收入平等讲得少。这就是美国的基尼指数比欧洲高很多，而人均寿命比较低的原因。欧洲人如果罢工，工厂请其他工贼（指跨越罢工纠察线进入工厂上班的人）来上班，罢工的人是可以拦住门口把工贼打跑的。但是美国人在罢工的时候，是不能阻止资本家请来的工贼的，因为他们进的是私人企业，不让工贼进去是违法行为，警察可以抓捕罢工人员。这种个人主义在各个层面的解读有它的残酷性，但是这种残酷性导致美国在技术和创新上非常有生命力。赵鼎新说自己曾在斯坦福呆过两年，他的感受是斯坦福一个大学的创造力可能超过一两个中国。正是因为这样可怕的创造力，赵鼎新认为美国虽然在衰落，但仍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

第三点就是美国人的思维非常简单和实际。这是因为美国的历史比较短，并且到二战后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大事。关于美国讲求实际的心态，赵鼎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撞完之后两国发现相互不能理解。中国人想要美国道歉，道完歉之后也不需要赔偿。但是美国坚决拒绝道歉，因为他们觉得道歉就表明自己做错了，而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权利在那个区域飞行的。最后美国人说“We regret”（我们感到后悔），中国人就把这个当做了道歉，双方找了台阶下。另外一个例子是吴建民大使在芝加哥做关于中国崛起的报告。他讲中国是一个儒家国家，爱好和平，讲得十分生动。但是西方人囿于长期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崛起的力量对当权的霸主是一个威胁，理解不了吴大使的讲话。一个颇有名气的教授甚至认为吴建民是在开玩笑，或者脑子有问题。赵鼎新说，如果换一种说法，讲中国虽然历史上也曾经侵略过小国，但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忙不过来，没有那么大的领土野心，或许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讲孔孟之道美国人是听不懂的。

赵鼎新也对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的相处之道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历来美国总统的主流声音是主张和中国合作。特朗普的上台象征着“第三次民主浪潮”画上了句号，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再向中国推广美国式民主。美国输出民主给自己国内带来了很大的灾害，这是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强势的时候都会犯的错误，正如苏联也曾经搞过输出革命一样。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崛起”，在于只有一条路——好好建设经济。

陶然：中国需要第三次经济开放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陶然看来，中国经济经历两次对外开放，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第二次是加入WTO。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的困难，需要第三次对外开放才能突出重围。陶然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原来预期中对中国产业的冲击并没有实现，反倒是中国制造把其他国家的产业冲击地一塌糊涂。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加入WTO之后未对外国开放的行业，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的问题。陶然认为过往的经济改革留下了三个垄断：央企对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能源材料等行业的垄断，银行业垄断和土地垄断。在这三个垄断部门的夹击下，民营企业只能转向破坏环境，损害劳工权益等方向进行突围，造成了现在扭曲的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陶然看来，首先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导致对国际环境十分敏感。他说，中国跟俄罗斯非常不一样，俄罗斯的经济极为倚重售卖能源和武器，所以不需要大量的制造业部门。当俄罗斯能源武器卖得不好时就只能少赚点钱，不过还可以过得去，实在不行时还可以挑动对外冲突转移矛盾，影响不大。但陶然认为中国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部分是以出口为导向的，有几千万的农民工。几乎中国所有的经济都围绕着出口来转。

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存在严重的泡沫化，债务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为250%，按照这样的速度很可能很快就到达300%、400%。陶然认为，当前的泡沫是伴随着2009年一轮一轮放水形成的。从一线到二线到三线的所有城市，从住宅地产到商业地产，到养老地产、私人地产墓地都被炒得一塌糊涂。首先导致房地产商非常高的负债，其次地方政府借土地储备做抵押负债也非常高。此外，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商大规模的开发导致提供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的央企大规模地扩张，有些央企甚至在土地市场上进行炒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央企、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三个方面会给银行带来系统性的冲击。与此相反，中国的对外出口部门虽然这几年增长速度比较慢，但却是最健康的部门。

要解决上述问题，陶然认为尤其需要打破垄断。对内需要打破土地垄断，对外则需要打破央企的垄断。央企有些还有利润，有些已经亏了，欠了很多债。打破垄断需要尽快把这些资产变现给银行还债。因为银行是最关键的，甚至还要变些现给地方政府来还债，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是完全资不抵债的。打破央企的垄断，实际上是要给拿了资金准备跑的私营企业主和国外资本发出一个信号：“你们不要跑，钱不要走，这个生意你们可以过来做，把现金给我，我把现金拿过去还银行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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