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裸条”风波当中的女性，以及校园霸凌阴影之下的儿童。

她们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三四线城市的女大学生，因为没有固定收入和信用记录，到互联网借贷平台借贷，成为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的猎物，身体是唯一的抵押资本和还贷手段。上小学的孩子，由于遭遇校园霸凌而患上心理疾病，学校却只称是“过分的玩笑”。

她们的数量都很庞大。外泄的10个G照片和视频以及被曝光的中关村二小，都只是冰山一角，它们的背后，可能是千千万万堕入消费主义深渊的贫困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千千万万遭遇校园霸凌的沉默的受害者。

最重要的是，她们都还很年轻，而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

借贷宝“裸条”外泄：如何评价并不太无辜的“受害者”？

11月30日，使用互联网借贷平台“借贷宝”的161名女性用户的身份信息、裸照和视频遭到外泄，文件容量高达10G。被泄密的用户以年轻女性、女大学生为主，也有中年低收入者，其共性是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传统借贷渠道和信用。在线下，她们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向熟人借到钱的可能性也很低。但通过“借贷宝”这一P2P网络平台，这些用户则有机会以打“裸条”的形式——即向借贷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亲友联系方式以及裸照和色情视频作为抵押——借到高利贷（月利率为27%，且为复利），如果借款逾期不还，还可以通过“裸聊”或者“肉偿”的方式抵偿。

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这些借贷者并非被生活所迫，长期贫困或是走投无路，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家境不错，这部分人借高利贷不是为了救命救急，而是用来消费。VICE中国在《我混进了裸贷QQ群，想搞明白靠“裸条”借来的钱都换来了什么？》一文中披露，这些借来的钱多被用于购买化妆品、衣服，旅行甚至整容。一名大二女生称，一个月1900块的生活费只够吃吃喝喝，她一个月就花光了蚂蚁花呗的5000元额度，又打裸条借了4000多。而另一位整容成瘾的大四女生称，整容手术做完之后，她在各个借贷平台共欠款4万多，她还表示并不担心公开裸照，“比还钱更烦的是，整完下颌角之后，发现和鼻子不搭，鼻子得返工，但是找不到什么平台可以借钱了”。

这样的事实使得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尤其是对“受害者”的评价变得异常困难。究竟是该归究为个人的虚荣拜金、道德败坏，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就业环境的恶劣，抑或是教育的失败和金融机构的堕落？

海南大学教授、《上课记》作者王小妮在《请听裸贷大学生讲讲她们的贫穷》一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她们犯法了吗？其次，在开口指摘之前，应该多听听她们的说法。

她们用自己的资源，换取她急需的东西，履行契约，没有触犯法律，与做家教、上街派发小广告没什么区别。至于底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而在不同的尺度背后潜藏着一个庞大的力量在给它支撑。这些女大学生背后有一种“负遗产”，是长久伴随成千上万人的贫困和匮乏，这份沉重的负遗产一直都在不知不觉间，将它的影响力施加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王小妮在文中引用了一份1999年的调查报告，来自一名在重庆巫山支教的老师，虽然已是陈年旧事，但可以大致勾勒很多来自农村或小县城的90后大学生的童年经历。在三所小学的250名学生里，有215人没有午餐；53人上学需要2-4个小时，145人需要1-2小时，其中238人走的都是山路，路途远的学生会在老师宿舍里用干草打地铺，四平米的房间有时要睡十几个学生；而关于生病时外出打工的父母不在身边怎么办，多数学生的回答是“没关系”，也有学生说“又不会死，忍一忍就过去了”。这就是她们真实的成长经历。

当她们长大成人，来到城市，看到世上还有这么多的好生活，不向往才是不正常。一个年轻人想要过好一点的生活——不是什么奢侈的生活，只是和别人差不多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她们距离它非常近，想得到却非常困难。对于这些背负贫困负遗产的年轻女性而言，尊严很重要，但不是生存的全部和唯一。

心理学家唐映红则在《裸贷的本质是公然的性剥削和性讹诈》批评了舆论的本末倒置，舆论不该将矛头指向有话题性的“女大学生”——裸贷不雅照泄露事件的受害者。

唐映红指出，首先，10G视频中涉及到的161名受害者，年龄从18岁到47岁不等，除了学生，还有职员、家庭主妇等，她们的共同点是女性，而不是女大学生。

其次，裸贷、肉偿现象的本质是对女性的性剥削和性讹诈，尽管这些女性没有被骗或者受人胁迫，她们接受贷款条件和还款方式是出于自愿。一个性工作者被邻居强奸了，和一个良家妇女被邻居强奸了，性质一样严重。无论贷款和提供裸照是否出于自愿，在个人隐私和私密照片被泄露这件事上，这些女性都是受害者。

相反，借贷机构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她们要求借贷者提供不少于三分钟的展现生殖器的自慰视频，这种抵押要求已经明显超出了控制风险的必要，逾越和践踏了法律和最起码的社会伦理准则。而逾期不还可肉偿的规定，更使得事件的性质远远超出了金融放贷的边界，是对女性不折不扣的性剥削和性讹诈。

唐映红同时认为，借贷者也并非完全无辜，她们已经为自己的无知、虚荣和物质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丧失了重回正常生活的退路。但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才需要帮助和善待。

在《10G不雅视频背后，女大学生早没有纯洁的可能了》一文中，作者张丰探讨了滋生裸贷的社会环境。他指出，这些泄露出来的不雅照片捕捉到了商业社会最具本质性的一幕：赤裸的身体，对自我的确认，并以此直接换到金钱。

在张丰看来，我们这个社会早已不再具备为女大学生提供“纯洁”的条件了，相反，我们为她们准备的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处处都是陷阱。从“支付宝”生活圈到“借贷宝”裸贷，女大学生一再沦为所谓“商业创新”的猎物。社会不再把他们当成是未来的栋梁进行关爱和培养，而把她们当成了客户和“产品”。

陈荣钢《“裸贷”：债主与债户对赌，平台坐收渔利》一文则强调了P2P借贷平台的责任，他认为在裸贷事件中“借贷宝”并非只是监管不严，它为债主和债户提供了一个对赌平台，不仅为借款人设下了陷阱，也将经济风险转移给放贷心切的债主们，平台本身从中坐收渔利。

他首先对比了传统借贷行为和互联网P2P借贷行为的区别。在传统借贷行为中，当信用记录或还款能力不足以证明贷款资格时，抵押物可以帮助接待人获得贷款。而在“裸条”事件里，充当抵押物的是这些女孩身体的“拟像”——裸照。影像不能作为实际的抵押物，它利用年轻女孩在家庭和社会权力关系下游的恐惧感彰显其象征意义。

传统的借贷平台本身就是放贷者，他们一方面承担债户还不上钱的风险，另一方面负责追债。“借贷宝”则不同，它是一个互联网共享经济的产物，自己不放贷而由一部分用户放贷，用户自行承担贷款风险。因此，线上P2P借贷平台促成了web2.0时代里一个“双向剥削”的局面：债主剥削债户，同时也被平台剥削。平台与用户不构成雇佣关系，也不给放贷者发工资，却从免费劳动力中获利，“借贷宝”甚至成立了催债公司，为债主提供有偿服务——平台在不承担风险的同时，又开发出了另一条收入途径——这就更脱不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主义嫌疑。

此外，作者引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观点，认为“裸条”事件的受害者就是当今社会“负债化的主体”（indebted subjective）。债务控制了我们的生活，编织出围绕它的道德和权力网络，同时也弱化了主体性的潜能，让人在内疚和痛苦中孤立无援。在剥削关系的巨大面纱下，凭借“裸条”借钱消费的年轻女孩和贷款买房的中产阶级相似，只有不停地借钱还钱，人的生活才有目的性。负债者没有了可供实现的个人价值，他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奋斗目标都被纳入“借款-还款”的循环结构中。

在点击率的压力下，媒体和平台在资本的流动中维持着合谋的关系，造成的结果便是使责任个人化，权力无孔不入的机构或互联网平台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被豁免了，同时被忽视的，还有塑造了作为负债化主体的大学生的社会基础。

专栏作家侯虹斌在《女大学生裸贷，分明就是半推半就的色情交易》一文中表达了相反的观点。首先，她承认借贷平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平台放贷的机构和个人更是涉嫌犯罪。

他们手里掌握着“嫖客”资源，借贷的目的就是去发展“小姐”，而且是既便宜档次又高的“女大学生”。收集对方的个人信息以及家人同学的联系方式，只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小姐”。他们在最初借贷时就没有对收回账目抱希望，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女大学生的数量、姿色和驯服程度。

目前流出的10个G“裸条”仅是冰山一角，其背后很可能是一条成熟的色情产业链，放贷机构同时也是中介，组织无力还贷的女性通过卖淫或者“被包养”的方式还款，甚至从中抽取“中介费”。

但是，对于这一切，这些女大学生中的大多数不仅是自愿的、清楚后果的，而且是期待后果发生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借钱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肉偿的准备。说好听一点，这叫援交；说直白一点，就是卖淫；他们的学生身份，只是为了抬高身价。

因此，她们在事件中的“受害者”身份是值得质疑的。如果这次的“裸条”没有流出，在她们看来，还不上钱之后的裸聊和肉偿就不算受害，只是一份赚钱的工作。既然没有受害者，就不存在所谓的“受害者有罪论”。

侯虹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女大学生的这种选择，比来自底层的站街女更令人心寒，后者是囿于家境与能力，只能出卖皮肉，这是她们的生计，与道德无关。而女大学生们是有可能有更好的前途的，有的家境还不差，为了贪图享受而卖身，是不是更可耻一点儿？不知道赚过快钱的人，还能不能忍受依靠正当手段谋生？也不知道她们中有多少人会为此感到羞愧和悔恨，还是暗自庆幸找到了一条改善生活的门路？

校园霸凌不是“过分的玩笑”，它可以改变受害者的基因​

近日，发生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起校园霸凌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2月8日，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章的作者是中关村第二小学一名小学生的母亲，在文中她讲述了儿子在学校遭遇校园霸凌，并由此引发“急性应激反应”的经过。孩子在课间被两名男生堵在卫生间，其中一名男生将一个装满厕纸的垃圾筐扔到他的头上，导致他满脸屎尿。事后，家长要求校方以及实施霸凌的两名学生及其家长一起解决问题，然而学校的态度却是和稀泥，老师对事件的定性是“一个过分的玩笑”，请家长不要小题大做。

12月10日，中关村第二小学发表声明，称“学校一直在积极努力协调，客观、公正地处理几方家长间的相关诉求和矛盾纠纷”，并呼吁“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处理”，此外，声明还表示，针对网络上的不实言论，学校将保留通过法律追究的权利。这篇声明被网友评论为“打官腔”、“傲慢”，其中“教育问题回归校园处理”的论调受到最多诟病。

随后北京市教委也在其官微发声，称“从一切为了孩子身心健康出发的角度，高度重视，主动工作。发现问题，严肃对待，妥善处理”。

媒体人十年砍柴在其公众号中发文称，他从中关村二小的声明中读出了这样的潜台词：我们这样一所重点学校，多少家长挤破头想送孩子进来，有些家长还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关村二小的“底气”，来自于中国基础教育资源严重分布不均的现实。不要说拿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和西部地区的农村相比，即便是北京城区的小学之间，教育资源也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一点，从重点小学周边“学区房”的价格上就可窥见一斑。

像中关村二小这样的重点小学，有着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那位家长和公众的愤怒或许并不能伤它一根毫毛，事情很快会平息，仍然会有无数的家长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去。

而在这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社会现实。近些年来，中国的许多领域，包括基础教育领域，都呈现出了“马太效应”，好学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其稀缺性使得老师和管理层有恃无恐，忘记了教育者应尽的职责，一次公关危机并不能令他们惶恐，除非舆论影响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手握大权者，危及某些人的乌纱帽，他们才会认真对待。

《三联生活周刊》和《十分心理》的公众号都发表了普及校园霸凌知识和防御措施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指出，根据国外研究，校园霸凌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并可能被写入基因，所以全社会必须严肃对待的虐待儿童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指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2014年发布的一项新研究发现，霸凌的影响可能会从童年一直延续到青年，甚至中年。研究者对7771名在7至11岁期间遭到霸凌的孩子进行了持续追踪，定期询问他们的心理健康、社会关系、生活质量和职业及经济状况，直到他们50岁。这些在童年时期曾遭受霸凌的孩子，人生中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在23岁和50岁时会遇到更大的心理困扰，在45岁时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认知功能也会表现较差。也就是说，在40年之后，霸凌所造成的心理和认知障碍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霸凌对受害者造成的压力会“嵌入”到某些基因，影响体内与应激反应、情绪和环境敏感度相关的激素。如果这些早年出现在生活中的痛苦征兆没有得到治疗，长大后可能是抑郁或焦虑的来源。另一种可能是，遭受过霸凌伤害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更多来自同伴或成人的伤害，霸凌行为形成了持续其一生的受害循环，几乎殃及生活的全部领域。

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霸凌是一种“有毒压力”，会影响到人的生理健康。人体有一种机制可以启动心理和身体的关系，叫做“炎症反应”：当身体和细菌感染作斗争时会发生，引发一种损伤或响应机制，从而导致慢性健康问题。而身体对霸凌的反应，与人体对抗感染时的反应是一致的。

这些研究结果证明，我们需要更严肃地对待霸凌事件，它和任何形式的虐待儿童行为没有区别。我们需要摆脱“霸凌只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老师、家长和决策者们应该意识到，发生在学校操场上的事件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影响。

至于应该如何有效抑制霸凌行为，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即霸凌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能够通过早期同理心的培养得以遏制。而仅仅有对痛苦的理解，不等同于具备了同理心，受过虐待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施暴者，因为他们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去表达愤怒、主张权力。老师和家长应该设置情境，设身处地培养孩子的同理心，教会他换位思考，“以暴制暴”是最不可取的应对措施。

《十分心理》的文章则呼吁成年人应该在校园霸凌中承担更多责任，长期的情感支持和健康界限教育才能保护孩子不受伤害，而非在事后补救。作者引用《基因革命》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人的过往经历不仅会留存在记忆和潜意识中，还会刻入基因里。一项英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在几组同卵双胞胎中，曾遭遇霸凌的那一个与未受过创伤的孪生兄弟/姐妹相比，在12岁后出现了显著的遗传差异。当双胞胎中的遭遇霸凌者身处不愉快的情境中时，皮质醇反应特别低。皮质醇是一种应激激素，通常在人遇到压力的状态下升高，但是长时间处于超高状态的皮质醇会让身体过载。所以，长期受霸凌的经历会让这些孩子通过钝化皮质醇的反应，来应对日复一日的折磨。于是，孩子体内皮质醇的反应在日后明显弱于正常人。

这意味着，对于未成年人而言，遭受霸凌的经验改变了他们的基因，并且可能遗传给后代。就算你不记得这些经历，你的基因依然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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